提要：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从消费需求方面看，主要是贫富分化，这里有沉重的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也有税收制度不健全和合法性收入差别以及非法性收入差别的原因；其次是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有效需求的失效；还有落后的消费观念和对子女未来负责的观念对即期消费的负面影响；而假冒伪劣的商品和市场竞争的混乱无序，供给结构不合理无法满足需求等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从投资需求方面看，主要是允许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不宽，融资渠道不畅通和投资环境不良；其次是多数人缺乏投资理财的意识和能力，信托投资业发展缓慢，未得到普遍认可。

扩大内需的对策，在宏观调控方面，要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增加人民群众收入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使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反腐败力度；促进就业。在改善供给和消费环境方面，应加强市场监管，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提高供给质量，发掘潜在需求；为农村消费创造公用设施条件，启动农村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投资和消费创造条件；科技创新，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刺激需求；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培育新的投资和消费热点；发展消费信贷业。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主要是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全民创业，不断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我国经济从1998年开始进入需求不足的发展阶段，直到2004年开始有所缓解，甚至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的现象，但是局部投资过热决不表明我们扩大内需的政策会有所变化，因为投资高增长主要是我国从1998年到2004年加大了国债投资力度造成的，但是这仅仅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中国市场的消费主体有13亿国民，堪称是当今世界上巨大的、足以拉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超级消费市场”，因此，扩大内需对策的研究仍然是我国政府应该长期重视的课题。我国目前扩大内需的对策，必须有新的战略思路，必须努力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

一、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一）消费需求方面的问题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近年我国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隐患，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分化。财富被越来越多的聚集起来，以2002年为例，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更有统计数字声称20%的人拥有80%的储蓄。说明我国现在少量的人手中握有社会上的大量财富。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的变化自然影响了消费，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取向递减表明：收入越高消费比重越小。最后导致了收入较低群体有消费需求没有消费能力，而收入较高群体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需求。

（1）三农问题。农民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消费占社会总消费的40%，农村需求是我国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需求以及投资品需求的重要支柱。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突破两倍大关，城乡消费差距正越拉越大。如何有力地启动农村消费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而农民负担重收入低是导致农村消费低于城市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存在着三大矛盾：细小的家庭农场和农业规模化的矛盾；分散的家庭小生产与不断变化的大市场的矛盾；剩余劳动力和长期存在的农业现代化经营的矛盾。特别是第三个矛盾，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既意味着隐性失业，使人均农民收入增长减缓，而且，存在着耕地细分，增加家庭农户经济削弱的危险性。随着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力越是增大，上述矛盾越是凸出。如何使农村2亿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的转移，是解除家庭农户再细分、户均土地缩减，从而保证和稳定家庭农户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前提，是进一步扩大家庭农场规模，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前提。由于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数亿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和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决非一日之功。

（2）税收制度不健全

税收是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的问题是税制不健全，税收充分征收还有困难，遗产税还未出台，等等。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机制滞后，成为社会收入的差距拉大的重要成因。税收是协调财富的重要工具，从分配政策入手，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来协调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的税种主要以流转税为主，增值税、营业税成为税收的最大部分，由于这些税种无论企业是否赢利都需要上缴，所以这种形式并没有很好的协调个人财富。只有把以流转税为主转换到以所得税为主才能实现协调收入的目的。据了解，眼下我国中等收入的群体是上缴所得税的主要力量，而只有累计所得税（按收入的高低来定交纳税额的高低）的形式才能让高收入群体更好的回报社会。

除此之外，还应制定消费税，借鉴国外的税收，增设赠予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也能很好的调节收入问题。政府通过税收从高收入人群手中“拿”回财富后，就可以用来改善社会保障体制，投资公共产品，实现二次分配。

（3）非法性的收入差别对需求的影响

非法性收入差别的内涵和范围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是与一个国家当前的法律制度相关的，当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十分健全，监督和执行十分有效的时候，非法性的收入差别就会得到控制；而当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督和执行缺乏力度的时候，各种非法获得收入的活动就会变得猖獗，非法性的收入差别也将不断扩大，最终会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超过合法性收入差别的影响。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各种法律制度尚未完善，而且监督乏力，因此非法性收入差别是我国目前收入差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分析中国目前存在的各种非法性收入差别的成因，大致可以将非法性的收入差别分为两大类：一是寻租行为形成的非法性收入差别。由于中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完备，政府在配置资源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为自己谋私利。二是由于经济转型期各种法律制度不健全，一部分群体通过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财富，形成的非法性收入差别。这两大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非法性的收入差别日趋扩大。非法性收入或者是建立在非法收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财富，不敢都拿来进行消费和投资。

这些非法性的收入差别不但不可以转化为有效需求，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使得国家所采取的启动内需的各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的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由于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存在，国家为了启动内需而投入的财政支出和政策倾斜可能转化为部分小集团或个人的私利；由于各种非法性手段的存在，不但使国家蒙受了税收等方面的损失，而且还对国内的一些合法经营产生了威胁，抑制了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使得一些启动内需的政策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非法性收入差别的问题。通过健全法律，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非法行为的发生，从而降低非法性收入差别在整个收入差别中所占的比例。当这个比例降到一定程度后，非法性收入差别对于消费需求以及投资需求的抑制作用将不再是影响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因素。

（4）合法性的收入差别对需求的影响

合法性的收入差别是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制度的体现。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以强调公平为主的分配方式，合法性收入差别就会很小，凡是会带来收入差别扩大的收入都是不被接受的，整个社会处于一个高均等化的状态；相反，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以强调效率为主的分配方式，合法性的收入差别将必然存在，而且会随着人们能力和对社会贡献差别的扩大而扩大，整个社会将出现贫富差距。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收入分配方式先后由平均主义、按劳分配，过渡到今天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逐步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刺激效率、激励创新的分配方式与过去那种只重公平的分配方式相比，必然导致目前合法性收入差别的扩大。

合法性的收入差别虽然是合法的，是被国家的法律法规所接受和保护的，但并不能说明所有的合法性收入差别都是合理的。对于合法性收入差别的合理性判断不仅仅取决于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还取决于人们的公平观。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即使在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有的人可能会接受国家关于收入分配的政策导向，于是他就可以接受国家所承认的那些合法性收入；但有的人会受传统思想以及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并不完全接受国家的政策导向，就会认为某些合法性的收入差别是不合理的。如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承认和接受某种合法性收入，即使这种收入是合法的，在人们心中它也是不合理的。尤其处在收入分配制度的转轨过程中，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恰恰就是处于分配制度的转型期。在打破了铁饭碗、大锅饭的分配格局后，短短的20多年，一部分群体通过合法经营进入了高收入阶层。他们包括部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中的高级管理者；股票交易中的获高利者；演艺界、体育界明星；部分学者、专家、技术人员等；还有一些部门、行业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就从中获得了相对高额的收入，甚至有的成员将集团的消费转化为个人的消费，而其他群体或个人则不能，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这部分高收入者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获得收入，其收入中的合法部分都得到了国家的承认。而与此同时企业中的工人、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门、事业单位中的工薪人员等逐步落到了低收入阶层，工资收入是他们单一的收入渠道。两个阶层之间的合法性收入差别逐步扩大。而目前处于低收入阶层的这部分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从大锅饭时代走过来的，他们很难接受收入上的巨大差别。即使这种收入是合法的，他们同样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处境相对于以前是变坏了。而且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数相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是众多的，所以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完全接受现存的合法性的收入差别。即使作为高收入阶层而言，他们也深受“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影响，虽然他们已经获得了比其他人高的收入且这种收入是合法的，也不敢露富。所以整个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收入差别相当大的比例都是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合法性的收入不能变成合理性的收入而自由使用。

由于受到人们贫富心理和公平观的影响，中国目前存在的合法性收入差别中相当一部分得不到认同，合法性的收入不能直接引致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此，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对于合法性收入差别的认同感。引导人们对合法性的收入差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逐步接受国家关于分配制度的政策导向，而不仅仅是完全依靠个人的价值观做出判断。所以要想解决目前合法性收入差别对需求的负面影响，关键不是要消除这种差别，而是要对差别有一个正确认识，并引导人们承认和接受合法性收入差别的存在，树立一个正确的公平观，只有这样才可以充分利用合法性收入差别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

2、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有效需求的失效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滞后，从而使得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佳。为获得社会保障，人们需要交纳各种费用以及预防可能失业而带来的困难、住宅的商品化改革等，改变了人们的支出行为，使得人们必须增加储蓄从而推迟当前的消费。这就是为什么对公务员几次加薪都没有看到明显成效的原因。

3、消费观念落后。受传统、陈旧的消费观念的制约，百姓的消费倾向历来比较低，“小富即安、温饱知足”、“量入为出”，表明了传统消费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存在着重视储蓄积累，忽视即期消费；重视物质消费，忽视精神消费；重视经久耐用，忽视追求时尚；重视维持性消费，忽视更新消费；重视大路货消费，忽视品牌消费等落后的消费观念。

4、对子女未来负责的传统观念对即期消费的负面影响，重视子女消费，忽视成人消费。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以及多数中国父母所受到的贫穷经历，导致现在的中国父母对子女抚养和教育的观念与西方截然不同，即使在生活水平一般的家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甚至未来的生活抱有一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包括教育、就业、婚姻甚至子女的生活保障，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评价这样的父母或者没有能力或者不负责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现在的家庭必然要重视储蓄，为子女将来的支出做准备。

5、假冒伪劣的商品和市场竞争的混乱无序。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暴利行为、欺行霸市、商业欺诈等更是俯拾皆是。低劣的产品质量，必然影响了居民购买欲。特别在农村，由于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农村市场，使广大农民购物时望而却步。长期以来，在打假治劣方面，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加上一些造假者利用农民对家电商品识真辨假能力相对较弱，自我保护能力差，在不少地区甚至投诉无门的状况，将大量假冒伪劣家电商品投向农村，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也影响了农村的消费环境，使农民正常的家电消费需求不能顺利实现。

6、供给结构不合理无法满足需求

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是“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表现为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的主要是工业制造业，是经济学中所讲的“私人物品”，而公共物品和包括交通、通信、水利和生态工程、城市环保、公园、文化博物馆等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教育、老年保健等公益事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短缺的。在这个领域，政府管理的主要目标不是刺激需求，而是增加供给。从消费结构的角度看，表现为需求不足的主要是食、衣和家庭耐用品等，住和行的供给相对不足。有关部门调查的结论是100%的商品表现为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这应当是指动产性工业制造品，而不是不动产、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

当然，那些短缺的产业和商品，在周期低潮时期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比如住房，住房长期潜在的需求压力，不排除短期有效需求不足。主要问题是房价过高，抑制了房屋的市场需求。

（二）投资需求方面的问题。近两年，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主要是国债拉动的作用，而民间投资需求仍然不足，约束着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民间投资需求不足并不是因为没有能获利的投资项目，也不是所有行业的生产能力都过剩了，这里有深层次的体制上的原因。

1、允许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过窄

国有企业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赢利减少或亏损增加，无力增加投资；私营企业想投资，但允许其投资的领域太窄，许多能获得好回报的产业，如银行、保险、证券、电信、电力等等产业又不许其进入。

2、融资渠道不畅通

即使允许其投资的领域，由于融资渠道的阻塞，无法获得资金，他们又无力投资。创业板迟迟不开，使得风险投资的发展受阻，一些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难以启动和发展。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都与改革投融资体制、特别是改革银行体制、发展资本市场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有密切关系。

3、投资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就是要给各种类型的企业更多的机会和激励来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扩大生产规模。 

不可靠的电力供应及其他基础设施、腐败和犯罪造成的成本可能不止两倍于企业监管的成本代价。加上合同执行不力和司法程序的复杂、低效，这些成本的总额可能超过销售额25%的比例，或者相当于企业正常缴税的三倍多。

竞争障碍也普遍存在，并对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率（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高风险和高成本限制了竞争，而政府通过对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政策性障碍，并由于在限制企业反竞争行为方面缺乏力度，也使得竞争受到限制。

恶劣的投资环境对于小企业以及非正规经济的企业影响最大。这些企业在获取融资和公共服务方面遇到的困难大，对法院更缺乏信心，感觉对监管法规的解释更难预测。涉及到固定成本（比如需要自己发电）的制约因素也对小企业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4、多数人缺乏投资理财的意识和能力；信托投资业发展缓慢，未得到普遍认可。有一种说法：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其主要原因是穷人拒绝接受理财知识，而富人在不断寻找理财知识和致富的途径。

二、扩大内需的对策

（一）宏观调控方面：针对实际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部分，其合理选择和灵活运用，以及两大政策目标、手段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高效、顺畅运行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条件。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政策选择。

1、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特点与调整对象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市场经济中调控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自的不同特点和职能，因此其调整对象也不相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过程中的协调配合，是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财政政策调节看，财政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必要的税收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支持"瓶颈"产业的发展和短缺产品供给的有效增加；财政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以结构调节为前提，借以达到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体是通过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政策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从而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达到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调控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如银行依照产业政策和市场盈利水平，选择贷款投放方向，包括产业间、地区间信贷规模的区别对待，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的作用。 

鉴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特点，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相互扬长避短，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调节和合理化布局，全力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发展。　

2、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目前我们还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尽管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但其"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些国有企业仍然具有无限吸纳货币的倾向，而缺少追求资金收益最大化的冲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随时都有可能死灰复燃，中央银行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充分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特点和调整对象，以及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做出的正确的政策选择。

3、财政政策的作用

我国自1998年开始到2003年，连续实行了以发行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根据财政部的测算，国债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率分别达2－3个百分点。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同时兼顾两个方面：

一是要兼顾经济运行中短期的矛盾与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其主要的表征是有效需求不足，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在总需求不足和国民经济存在结构性障碍的情况下，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政府的投资，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平衡。

二是兼顾有效与可行。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具有两面性，对财政政策的运用和把握如同经济增长速度一样，要适度。在政策设计之时，首先要使积极财政政策能够解决至少是缓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偏差，其次还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仅要着眼于当前，而且要着眼于未来。显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起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运用国债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也要看到增发国债背后巨额财政赤字所带来的隐忧。同时即期的扩大投资需求必然会在未来体现为供给的增加，又为将来的消费需求增加压力。另外，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所以，从2004年第二个季度开始，我国开始着手控制国债投资规模，2005年拟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

4、货币政策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直接调控逐步缩小，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国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和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调控方式，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企业优化信贷结构，改进金融服务，支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需要，增加对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贷款，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积极稳妥地处置各类金融隐患，严厉打击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二）增加人民群众收入方面：

1、采取措施使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制定和实施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发挥市场机制对初次分配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健全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推行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规范全社会工资性收入的结构和支付行为。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待遇。改进和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要提高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工资报酬，充分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可以试行年薪制。对国有上市公司负责人和技术骨干还可以试行期权制。同时要建立严格的约束、监督和制裁制度。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对依靠垄断地位获取的不合理收入进行调节。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2）综合施策，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每人平均的农产品产量，而且可以降低农产品的劳动成本。而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除了要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外，还必须实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极小的农业是无法运用先进技术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而要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将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估计有二亿人）转移到非农业；二是使土地的经营集中。而这两点都必须解决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就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来说，推进人口的城市化是最重要的途径。但是要推进人口的城市化，不仅要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进入城市定居，而且要使农民进城以后得以就业，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城市的就业制度（包括就业的市场化、劳动力的培训制度等）和社会保障制度，否则即使农民进了城，也不愿意将其在农村承包的土地转让出去，土地依旧无法集中经营，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的情况。而要使土地得以集中和规模经营则必须改革土地制度，首先使土地的使用权得以流动和转让，进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得以流动和转让，也就使土地这一资源也得以经由市场来配置，以提高其利用效益。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改革和土地经营的家庭承包制度的改革。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问题。因为农民与集体签订承包经营土地的合同，规定承包关系长时间不变，目的之一在于使土地成为农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一旦农民转让了其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又没有其它的保障，当他们失去收入来源时，他们将面临生活无着的困境。因此，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同时建立对农民的保障制度或者将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到农民。

2、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1）调整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目前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建立适用于城镇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扩大基本保障覆盖面。农村开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一是重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加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三是通过试点，稳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3）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对企业补充保险和职工个人的储蓄性保险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职工互助合作保障和个人储蓄性保障都应当有较大的发展。 

3、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逐步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提高公务员的薪金水平，以薪养廉。

4、促进就业。2004年我国登记失业率4.3%，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2%，3000万的失业人口，能否顺利完成扩大就业问题还将对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农村，隐形的失业人口达到1.5亿，人多地少，使大量劳动力闲置，这种状况大约20年后才能完全解决。基本的对策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劳务输出；加强就业培训，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

（三）改善供给和消费环境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1、加强市场监管，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一是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二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三是加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力度。

2、调整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提高供给质量，发掘潜在需求。比如在医疗卫生和体育健身方面就大有可为：完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卫生监督体系，发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医疗；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健全国民体质监测系统，发展竞技体育。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投资和消费创造条件

虽然国债投资的力度在减弱，但国债投资项目的建设依然对拉动社会投资有明显积极作用，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的建成拉动了民间客货运输车辆的更新换代，农村电网改造拉动了农民对小型农机具的投资，城市公共设施和道路建设拉动了房地产投资，港口、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更是不言而喻。

4、为农村消费创造公用设施条件 

公共设施的落后影响农村消费，如由于农村道路建设严重滞后，使得本来更适合农民需求的摩托车难以在农村打开市场；因为农村有线电视网建设和电网建设的滞后，农村巨大的彩电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农村自来水建设严重滞后，限制了洗衣机的普及。还有其他普通家电产品等也多是受制于农村基础设施供应的短缺或不完善，而不能在农村广泛应用。

着力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的建设，在短期内将有可能解决农村消费偏低问题。目前我国已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农村市场的建设，这些措施包括：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特别是严厉打击农村市场的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行为。同时加大对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依托小城镇建设开拓农村消费品市场，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支持国内外大中型流通企业向小城镇延伸经营网络，采取直营连锁和特许经营等方式改造提升农村集贸市场和代销店，形成以村为基础的农村消费品零售网络。

5、科技创新，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刺激需求

技术创新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需求可以创造市场，这是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团体和个人都不可否认的市场信条。但在承认需求的基础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优秀的技术在推动人类进步和拓展市场空间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作用。当然，客观地讲，技术的先进与否是一个间接变量，它通过影响需求这个经济直接变量才能影响市场本身。所以说，优秀的技术只有有效刺激市场需求才能驱动市场，脱离市场需求就只能是“空中楼阁”。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才能真正驱动市场，这已经是被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市场规则。

事实上，技术和需求在市场中的作用应该说还是相互推动的，市场需求的有效定位和开发为新技术的推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样，优秀的技术反过来又提供了刺激市场需求的最好资源。优秀的技术可以刺激需求，而不断高起的市场需求热潮也会进一步促进技术的不断改善和进步，从而实现良性的现代高科技经济循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企业在实际经营中不应该仅仅满足市场目前的现实需要，更重要的要有战略眼光，努力开发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技术，走在同行的前列，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6、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是立足于我们国家教育的现状提出的，所谓的义务教育产生的种种弊端为非义务教育产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有利于社会办学与国家办学进行竞争，教育的市场化对于现状而言不是弊多利少，反而会降低教育的成本，促进义务教育的普及，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

7、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培育新的投资和消费热点。在提高居民吃穿用等基本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拓宽消费领域，重点改善居民居住和出行条件。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大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房建设力度，建立廉租房供应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城乡公共交通，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降低信息服务价格，刺激居民信息消费。提高计算机普及率，2005年达到4%以上。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合理调整居民工作和闲暇时间，扩大服务供给，鼓励居民服务性消费。 

8、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业

消费信贷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通过消费信贷，使潜在需求变为有效需求，不仅可以调节消费品供求总量，而且可以调节供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扩大劳动力就业，提高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质量。有效需求扩大了，市场搞活了，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提高了，反过来就会促进生产的增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形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 

（四）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对策：

1、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潜力。

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很低,经济负担却随教育体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而增加,使有效需求相对减少。增加居民收入,应把重点放在这部分社会成员身上。要增加这部分人的收入,靠涨工资、发救济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增加收入，居民购买力才能增强,国内需求才能扩大,经济才能持续增长,而且会增加投资需求和税收收入,增加就业岗位,补充国有企业存在的不足,消除地区差别。各级政府应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监管,趋利避害,正确引导。使民营经济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成分,成为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的法宝,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中小企业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用不到1/8的资产,实现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1/5以上的销售收入、1/4以上的就业和l/3以上的利润。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持续竞争力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1） 放开投资领域，

    除涉及国防、国家经济安全以外的领域，都要逐步放开，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形成竞争，促进发展。

（2）拓宽融资渠道

直接融资对中小企业是可行的，这是由它的筛选和监督机制即达标机制、筹资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和企业家培育与规范机制决定的。所以应该重视如何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第一、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是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大力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适时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新市场；建立和健全包括中小企业可以方便融资的公司债券市场；落实国家对风险资本的相关政策，促进风险资本的规范运作和对中小企业的投入；鼓励中小企业利用海外市场。 

第二、建立和健全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三、理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机制。中小企业规模小,不能按大企业的要求来处理，需要理顺相关的机制。一是适当降低新市场中企业发行上市门槛。二是简化程序，便捷服务，提高效率。三是要尽可能减少筹资成本。 

第四、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风险控制措施。中小企业的规模少、稳定性差，面临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相对较大，二级市场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等欺诈行为难以避免，有时会更严重。为更好控制风险，一是需要健全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透明度。二是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考虑周全，注意发行上市的行业结构，设计合理的交易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三是强化市场监管，坚决打击违规和欺诈行为，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和投资者信心。四是建立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五是借鉴海外“资格投资者”制度,研究建立对投资者的分类制度。

（3）优化投资环境

一是遏制腐败和其他形式的寻租行为。二是建立政府政策的公信力。三是为改进政策培育公众支持。不能为创造一个生产率更高的社会建立公众支持，就会拖延改革的步伐，危及改革的可持续性。同时，政府应集中精力做好基础工作，以培育一个有益于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的良好的投资环境，使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都能受益。一是注重稳定与保障。产权保障是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的核心问题。通过核实土地和其他财产权，改进合同的执行，降低犯罪率，限制政府征用，就可以加强权益保障。二是注重监管与税收。监管和税收对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实现其他社会目标具有重要贡献。不同的方式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成本、风险和竞争障碍，导致非正规经济的膨胀。成功的改革举措包括精简监管程序，改进税收监管，实现海关管理现代化。三是注重金融与基础设施。金融和基础设施是大多数投资活动的关键投入。政府通过改善这些服务提供者的投资环境，而不是自己更直接地参与服务提供，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4）更新投资理财观念

一是组合投资。从前的“投资理财＝银行＝储蓄所”，个人金融投资给老百姓带来的利益无非就是“存钱生利”，投资理财服务也仅为简单的“存、汇、兑”。现在，存款、贷款、股票、债券、投资信托、租赁、基金、保险等各种金融投资理财工具纷纷出现。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组合，赚取最大利益，成了个人经济生活中新的时尚。现在正是“货币时代”向“投资时代”转移的过程。二是家庭理财。家庭理财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财务规划，即按照家庭的实物性财产、现金收支流状况，围绕家庭的收入、消费、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心理偏好等情况，形成一套以家庭财务自由化为目标的家庭财务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理财必须融入个人的家庭观念和家庭生活哲学理念。三是社会理财。不管是储蓄投资、股票投资、基金买卖，或是外汇、保险投资，由于投资品种日益增多，所需的专业化知识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大类的投资方法也很难为一个人所完全掌握，这样，现代理财投资就演化成为既建立在家庭合理消费的基础之上，而又独立于家庭消费之上的一种综合投资活动。人在财富保值、增值，并抵御社会生活中各种经济风险方面变得更加“野心勃勃”，理财脱离家政，成为一种典型的主动性行为。中国国家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居民希望得到理财顾问的指导。

2、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良好的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强烈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它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依赖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价交换。而这种交换又必须以双方诚实守信为基础，否则，就不会真正实现上述交换。不讲信用，弃守合同，搞不正当竞争，就会扰乱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信用危机。所以，信用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则。良好的诚信关系能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可靠的诚信可以使融资者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资力度，扩大资源配置空间，更好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良好的诚信关系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加快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果各个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都能遵守诚信，及时还清欠款，就不会形成三角债，进而达到经济良性循环的目的；否则，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会越来越多，根本实现不了经济的良性循环。买卖之间形成良好的诚信关系可以造成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在这种诚信关系下，可以减少甚至排除不正当竞争和扰乱市场的各种行为，使市场秩序有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良好的诚信关系可以节省经营者和企业经营成本，因为各当事人都遵守诚信、履行合同，互相受益，如2004年深圳海关推行信用等级管理制度，“信用企业”享受通关便利，可节省成本。这样，也会大大节省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良好的诚信关系可以减少道德失范，甚至消除作为社会公害的欺骗欺诈现象，逐步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会在社会上逐步形成道德、守信用的良好氛围，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加快推进社会信用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及政府各有关部门，经过艰苦的长期工作才能取得成效。在这项系统工程建设中，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有领导责任，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要逐步推进个人信用建设的制度化。信用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道德标准，因此，个人信用建设要以道德为支撑，进行诚信道德教育，对诚信赋予道德的约束力。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对一个人仅仅从道德方面加以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逐步推进个人信用的制度建设。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普遍建立了个人信用记录。某人一旦有严重的信用缺失行为，就被记录在案，跟他一辈子，从事任何经济往来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可谓终生损失巨大。所以，多数人都能认识到，不值得为一时的小利而毁掉自己一生的荣誉，这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建立个人信用记录是一项约束个人行为的很好的制度。另一方面要 完善企业信用数据，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推进企业信用建设方面，其主要工作是：一是完善企业登记数据库，完整、准确记录企业从成立到撤消的基础信息资料；二是完善企业“经济户口”数据库，登记企业的动态信息和日常监管动态信息；三是完善“守合同重信用”的企业数据库，公布“守合同重信用”的企业名录，促进社会良好信用建设；四是在整合上述三中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企业监管数据库，反映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信用状况，为实施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提供可靠的依据。最后，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的法制建设，要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迫切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期刊文献]

1、吴易风            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看我国需求不足问题    《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三期）

2、魏杰、谭伟        非法、合法性收入差别影响中国有效需求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八期)

3、刘国光、林兆木    1994－2004：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0月23日）

4、严先溥            有效需求不足 低消费率绊住了经济增长    《市场报》（2003年8月17日）

5、易纲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  《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六期）

6、董辅礽         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体制原因   《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二期）

7、马跃林          有效需求不足之根本原因是货币供给不足   《经济日报》（2003年5月7日）

8、许宁晖          农村消费及消费环境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网（2003年12月）

[图书文献]

1、赵长茂主编       《现代金融通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154页——187页）

2、刘海藩  刘潮     《现代企业管理》       现代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115页——133页，453页——479页）

3、赵长茂主编       《宏观经济管理通论》   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95页——297页）

4、张忠军主编       《经济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179页——471页）

5、高鸿业主编       《西方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二版（78页——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