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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乱坠说读书
2016-12-12  
  读书是一种很私人的事情,是个人兴趣、思索和寄托,是个人的修为,甚至是个人的生活方式。

  不仅仅是读书,还有音乐。西方音乐具有群体性和表演性的特点,动辄几十个人上台,几十种乐器齐鸣,百十人去听、去看、去欣赏。一曲奏罢,掌声雷动。而中国音乐更多的是私人性的,是个人思绪与情绪的抒发,是个人内心的独白。中国式的古典文人,在情绪陷入孤独、沉郁或者飘逸、超脱时,往往要抚抚琴,吹吹箫。有时甚至是无弦之琴,无音之乐。如陶渊明并不会抚琴,置有一张无弦古琴,醉后抚琴,旋律在心底里缥缈,似有还无,无人能懂。

    因此,中西方的乐器在形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西方的小提琴从高音到低音有四根弦,而弓是分离的、自由的。而中国的二胡只有两根弦,弓弦夹在琴体的两根丝弦之间,若离若即,形离而实为一体。其音质乐而不扬,哀而不伤,更适合深山月下,一个人性情的抒怀。如果需要有人欣赏的话,那也是可遇不可求。如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读书,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说,便有些过于玄乎了。其实,读书首先是功用。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人生阶段,读书的内容、价值、目的,还有对读书的感悟是大不相同的。当然,也不能截然分开,只是大致的区分。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要读许多的书,应当说主要的、重要的是学习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这些知识有着很大的实际功用,可以帮助我们拿文凭、考工作,争取一份比较好的职业。工作之后,还可以帮助我们胜任愉快。这也是一辈子学问的基础。

    但是,读书多了,食而不化,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养出一些毛病。一是“书呆子”。唯书是从,不懂人情世故,或者不屑于人情世故。二是 “书袋子”。并未真正读懂书,喜欢掉书袋,如鲁迅讽刺的“两脚书橱”。看似渊博,实则浅薄。三是“书篮子”。爱读书,肯思考,善钻研,然只是学些权谋诡计,用来害人,终究还是害己。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四是“书虫子”。钻牛角尖,钻象牙塔,所谓“批判性思维”、“学术性思维”。

  以“书虫子为例”,在论文中浸淫久了,渐渐养成所谓的“学术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所有人都认为好、所有人都认为对的时候,偏偏要找出一些问题来,然后通过强有力的论证,证明所有人认为好、所有人认为对的东西,其实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我在参加今年的“入额”考试时,也深受这种 “学术性思维”之“害”。比如民商类考卷的第二题是公司法的案例,其中第一问是判决是否成立。我在想,这个问题实在不通。从法律上说,判决无所谓成立不成立,而只有生效不生效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成立不成立的问题,也只能说这份判决的理由是否成立,即理由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即便是理由不成立,只要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上诉,或者是终审判决,送达给了当事人,达到判决确定的期限,该判决仍然是要生效的,而不会因为其理由不成立而影响生效。

  在我看来,这份判决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暂且不论公司法种种复杂的规定,即便从民诉法来说,该判决超出了原告主张事实的范围。即便是这样,这份判决仍然是可以生效的。但是这样来答题,对后面的问题就难以顺理成章,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便是学术性思维与考试思维的区别。

  考完后,我与许多人进行了探讨。经过我多角度论证后,他们大多同意了我的观点,认为自己错了。其实,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的分数都比我高。

所以说,读书的功用在于活学活用,要看场合、看语境,不能太钻牛角尖。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时候用,对什么人、什么事情用,用什么,其中大有学问。比如前面说的,在应付考试的时候,要用考试思维,揣摩出题老师的用意,什么考点,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如果此时用学术思维,显然是用错了时候,用错了地方。

  当然,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学术思维一般不能用在考试上,但用在学术思考上,则是物尽其用。学术思维往往具有偏激性的特点。做人做事不可偏激,但在学术探讨上有时不妨偏激一点。偏激中见深刻。在西方学术史上,比如边沁的“功利法学”,以快乐与痛苦作为人的行为动机,作为立法的人性基础。比如凯尔逊的“纯粹法学”,将法律与法学从政治、经济、社会中剥离出来,将应然法与实在法区分开来,将法律归结为一套精密的技术体系,体现其独到的深刻性。

   在一个行业干久了、干精了,尤其是在技术层面趋于极致,就会陷入到一种瓶颈状态,此时,就会关注哲学问题,试图在更高层次上寻求突破。哲学是知识的知识,是最高层次的知识,是化繁为简,直透本质本性。方法论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学点方法论,是突破瓶颈的最好途径。

  这几年,我们在组织大家写论文时,一直倡导结合实践写实证性论文。实证性论文的创新方法,就是从演绎推理向归纳推理的转变。演绎推理以现成的理论作为大前提,将要研究的问题作为小前提,导出结论。这样的方法很难有理论或实践上的创新。而归纳推理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新的概念,这就是创新。

  这几年,我自己写的论文,主要关注的是审判方法问题,提倡体系性论证,建立论证体系。其由来,是在组织裁判文书评比中,发现即便是获评优秀的判决书,往往也存在论证不足的问题。因为,在司法三段论中,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推出裁判结果。但是,大前提中的法律规范有很多,同时法律规范可能存在冲突、漏洞、模糊、空白等问题,需要选择、填补、界定等。而在小前提中,案件事实需要运用证据规则进行认定,要进行要件剪裁等等,其中也存在大量的争议。在外部证立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司法三段论的内部证立也就难以逻辑地证成,因此需要体系性论证。简单地说,就是对一个结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去论证,正面证立,反面证伪,侧面加固。并且,各种角度、方面、层次上的论证,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融贯性的论证体系。

   今年我写的论文,就是有感于许多裁判文书论证不足,在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去挖掘论证方法。指导性案例,是全国各级法院层层遴选,又经最高法院审委会讨论通过,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代表着全国法院裁判文书的最高水平。——以指导性案例为样本,挖掘其论证技术,这就是所谓的“取法乎上”。

  我们学习和适用指导性案例,并不是简单地看其结论,最重要的是其论证方法,这样才能举一反三,真正学其精髓。但是,指导性案例的结论虽然是明确的,而其论证方法却是隐含的,是一种默会知识,因此需要挖掘。通过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发现有好几个案例,运用的就是体系性的论证方法,其证成的结论,很难推翻。这篇论文投到中国案例研究会征文,被评为一等奖。

  这种研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在审判中,任何一个案件,并不是只存在唯一的正解,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但裁判最终只能是一个结论。当你选择一个结论时,最好能将其论证成唯一的正解。

  去年,我承办了一起民事二审案件。案情很简单,二审改判,只是减了三千来元。但我的审理报告写了两万多字,判决书写了七八千字。在这个案件中,我所运用的就是体系性的论证方法。二审判了之后,双方都表示接受。当然,这是一种研究型的办案,与常规型办案是有区别的。我想说的是,在论证中多注意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将法理、道理讲清楚、讲透彻,或可有利于服判息诉。

  同样一个案件,不同的人去办,效果是不同的。同理,同样一本书,很多人在读,读出来的效果和感悟也是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

  读书,其实包含着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的眼界,眼界不同,看到的内容、理解的层次,以及达到的境界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书中有书外之书。这种个人的经验,不仅仅是读书得来,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你的人生经历中,在种种实践中打熬出来的见识。高尔基说过,我的哲学是皮肉里熬出来的。带着这种见识去读书,就会发现,书中别有洞天,形成自己的创见。有这般见识蕴含心中,再去读书,便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省,常读常新。读书,不仅仅是读书,亦是阅人阅世。反过来说,文章要写到让人每读一遍,都有新发见、新启发,这便是经典了。

  这样读书读多了,就为集大成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感悟一些深层次的道理打下基础。佛教的禅宗在历史上有南北两派。南宗的慧能崇尚顿悟,北宗的神秀推崇渐悟。其实在我看来,两宗说的是一回事。渐修顿悟,顿悟渐修,再修再悟。个人的根器不同、根底不同,修道见道的快慢、层次不同而已。

  读书是吸收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修为。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修为积累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转化为一种修养。读书明理,学问足而知礼节。此时,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认识、态度,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就会有一种理性、敬畏、谦卑、真诚,乃至悲悯。

  如此再读下去,读到一定的阶段,读到一定的境界,也就除去了许多功用,再不问读书有何用。此时,只是随意而读,甚至是随读随忘,却化成一种滋养。就像吃饭,并不知道吃进去什么营养,这些营养在体内起了什么作用。饿了便吃,如此而已。

   此时,便能对五光十色的外相、对欲念丛生的内相,不离不染,不执不过,看透而不看破,渐渐进入到一种“般若”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聪明,当然更不是小聪明。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09:24:19] | 评论(0) | 阅读(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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