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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案烛幽:案件事实的考据学证立
2016-05-12  
   清代徐承烈(清凉道人)所撰《听雨轩笔记》一书,既有志怪小说,又多地方史料。其中载有“一字定案”故事,当属史实,节略引述如下:

 有名为余阿吕者,呈控逆仆丘以诚殴主。控称丘以诚于康熙五十九年卖身给余阿吕之父为仆,至乾隆二年,其父亡故,余家境衰落,丘遂外出谋生。今丘已富,而余益贫。余寻得丘嘱其赎身以资糊口,而丘昧良不认,反肆拳殴,伤痕俱在,并有其手书文契尚存。丘则声称其经营一所米店,余屡次赊米已达数石,因索债导致互殴。所谓卖身为仆,则系余凭空诬告。此案呈控后,官不能决。有幕友钟灵泉沉吟良久,取《康熙字典》及历书览之,说:“按丘姓向无‘阝’旁,至雍正年间因避孔子圣讳,始加‘阝’为邱。其卖身在康熙五十九年,丘当无‘阝’,今契内径写“邱”字,其伪可知。且据丘以诚供,今年四十八岁,在康熙五十九年应刚满十岁,市井幼童,安能写此端楷?”遂唤余阿吕以“邱”字相诘,则俯首而战,无辞以答。再相讯问,其契乃请人摹写。

     断案折狱,首在事实。案件事实,需要证据证明,而所谓证明,实为通过论证使事实得以证立。案件事实无据不实,无论不立,此为古今之通例,不过是论证方法有所不同而已。现代司法,以证据“三性”为基础,适用证据规则加以论证。而细品此案,从一“丘”字形态的历史演变入手,穷索真相,运用的是一种考据学论证方法。

   考据之学,撮其要点,指史家考订史料、厘定史实的方法,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训诂、辑失等。史料之真实可信,史事之准确可靠,是治史的前提。故而史料之甄别,史事之考订,则是治史的重要内容。读史书,常感叹史笔与判笔何其相似乃尔。史家于浩繁史料中烛幽发隐,断评得失;法官于纷乱证据中去伪存真,断评是非。二者皆是对事实的认定与断评。史家考据之学,法官定案之规,其意都在认定事实,揭示真相,可以互为镜鉴。以此来观照此案事实的证立,可谓深得史家考据之妙。

    其一、形训:事实之考证。训诂是考据学的重要方法,包括义训、形训、音训。所谓形训,是指以形释义,即通过对字的形体结构的分析以寻求词义。进而言之,汉字为表意文字,其最原始的象形字是用笔画构成的图形、记号来指代语言中的某个词。字的形体结构与造字时词的本义或常用义对应。因而,通过对某个字形体结构演变过程的考证,可以挖掘出该字在不同时期的本义或常用义,以及发现促成其演化的影响因素。历史的流变,或可通过一个字显现出真实的细节,从而证立或者证伪所谓“定论”。此案中,原告余阿吕所举书证,是被告丘以诚 “手书”的卖身契。幕友钟灵泉取《康熙字典》和当时历书考证,“丘”姓向无“阝”旁,到雍正年间因避孔子讳,才开始加“阝”旁而为“邱”。钟灵泉以《康熙字典》和历书为据,考证“丘”字作为姓的演变过程,从而质疑这份书契的真实性,所运用的正是“形训”的考据方法。

    其二、理证:“原情”之发见。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按照考据中证据形式的不同分为三种:理证、书证、物证。“理证”是指,有些史料从道理上说值得怀疑,但又无确凿的证据,只得根据逻辑推理判断其正误。其中之大旨,在于史料之断正断误,须合于道理,不合常理处,正是质疑处。故陈垣先生又说:“考据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期。”古之断案折狱,亦有“原情”之说,即判断事实,要符合道理、情理。《名公书判清明集》曰:“大凡词讼之兴,固不能事事皆实,然必须依并道理。”又云:“愚民有犯到官,必须因事察情。”其中多篇判词,亦强调以“近人情”、“人之常情”判断事实。此案中,原告余阿吕控称,被告丘以诚 “手书”的卖身契,系与康熙五十九年所立。而据丘以诚所供,其今年四十八岁,上推其生年应在康熙五十年。到康熙五十九年,丘以诚不过是十岁的市井幼童,又何以能写出如此端正楷书的文契呢?在此,钟灵泉以“理证”之法、“原情”之说,断言余阿吕所主张的事实不合情理。

   其三、反训:伪证之价值。所谓反训,指利用事物的两面性,以反面去诠释正面,达到令人信服的目的。清代学者王念孙《广雅疏证》云:“凡一字两训而反复旁通者,若乱之为治,故之为今,扰之为安,臭之为香,可不悉数。”又云:“义相反而实相因”。此案余阿吕所举文契无疑是伪证,按现代法律来说,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但非法证据的“价值”并不能因此而排除。历史学与司法都面临事实真伪的判定问题。陈寅恪先生就历史的真伪问题曾有精彩论述:“然所谓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伪证一般所欲“证明”的是客观事实的反义,从中可为查明客观事实提供线索和方向。伪证当事人所刻意隐瞒的往往正是案件的真相, “义相反而实相因”,反其道而行之,或可因此而揭开真相。此案正是在伪证中从一个字的偏旁入手,从背景事实中按图索骥,步步紧逼,真相遂得大白。若再以此为进路,深掘当事人之内在动机及心路历程,进而发现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对症下药,或许经年矛盾因此迎刃而解。在伪证中转换思路,废物利用,发掘真相,直指症结,当有意外收获。伪证之“价值”正在于此,切不可简单排除。

   其四、参证:论证之体系。考据学讲究“孤证不立”,有所谓“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之说。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先生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归纳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如黄现

    

作者:[魏学锋] 分类:[法理] 时间:[09:19:28] | 评论(0) | 阅读(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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