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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修改与完善
2010-12-12  
                         论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修改与完善

                          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  陈江平

     内容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创新和发展了中国证据法律,对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由于该制度本身设计存在缺陷和相关配套制度缺失,导致审判实践操作混乱,已严重制约了该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该制度进行修改与完善十分必要。本文以审判实务为视角,结合中、基层法院在实施证据规则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论证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建议:通过证据最大限度探究客观真实;程序公正为第一需要;强调法官释明;当事人举证为原则,适当赋予法官调查取证自由裁量权;慎重认定证据失权;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修改  完善  证据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证据规则)创新和发展了中国证据法律,如举证时限、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庭前交换证据、自认等规则的提出,不仅弥补了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制度的缺陷,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对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制定民事证据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经验。证据规则的制定与顺利实施,对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证据规则本身设计存在缺陷和相关配套制度缺失,导致实践操作混乱,已严重制约了该制度功能的发挥。为此,我们拟以审判实务为视角,结合中基层法院在实施证据规则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谈谈认识,以便抛砖引玉。

     一、通过证据最大限度探究客观真实

    审判实务中处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关系是存在如下错误倾向:1、有的法官认为审判应当以客观真实为依据,当事人不仅在一审随时可以提出证据,而且还可以在二审和再审中提出新证据。2、某些法官采取实用主义先入为主地认定了案件的事实,再选择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想法。3、个别法官将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加以机械分割,不重视通过证据发现案件真相,甚至将法律真实作为草率证明的借口。

    以上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未正确处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其实,客观真实是法律真实的基础,是诉讼程序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司法裁判的最高宗旨。法律真实是我们在综合考虑各种制约证明的因素后对证明的结果的一种客观描述,是一种推定的真实,是法律上拟制的真实,是客观真实的补充。只有在无法查明事实真实的情况下,才能以法律真实为补充。法官对案件真相的探究必然受制于时间、空间及人的认知能力的限制,只能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即依法审查当事人提交和法院依法搜集的证据,综合所有证据而形成的事实即法律事实确认为案件的最终事实,更符合客观规律。因此,证据规则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它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但追求客观真实是古今中外的所有证据制度的共同目标,衡量一个国家证据制度的先进性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是司法现实需要,探求客观真实是理想与目的,两者是统一的。法律真实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要求,追求客观真实是终极目标。因此,法官裁判案件必须通过证据最大限度探究案件的客观真实。为准确界定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指导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我们建议将证据规则第六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通过证据最大限度探究客观真实,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

    二、程序公正为第一需要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两方面,公正的程序设置是预先设定的,是透明,这种特性决定了它的公正性能被该制度本身考究,而实体真实与否是无法通过自身来衡量的,没有正当程序保障,公正的裁判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对比更具优越性,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也才越来越被两大法系国家所推崇。对于国家的司法裁判,确认程序公正、高效裁判比起实体公正更为重要也正是对这对矛盾清醒认识的结果。另一方面,法官不仅要最大限度在接近事实的真相,而且还要高效及时裁决。正如意大利法学家莫诺.卡佩来蒂所说,“长久的判决是恶判,诉讼过份迟延等同拒绝裁判。” 程序公正为第一需要是立法现实需要,实体公正是理想与目的,两者并不矛盾。通过科学设计证据规则建立双方公平的诉讼对抗机制,让法官在双方对抗中寻求真实是我们作出的唯一最佳选择。

    三、强调法官释明

    当前社会整体及公民个体的法律意识欠缺,我国未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聘请了律师的当事人和没有聘请律师的当事人会形成事实上的诉讼地位的不平等,需要通过强调法官举证指导行使释明权弥补。事实上,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已经成为了法官维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衡、保障当事人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当事人诉讼请求不清楚或不充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有明显不当或证据材料不充分等情况下,法官通过释明能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知情权,更有可能作出符合事实真相的公平合理的判断,更好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建议规定,对当事人行使释明权是法官的权利与义务;没有行使释明权的上诉案件二审应当发回重审;因法官故意不当行使释明权导致错案的,应当依法追究错案责任,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要求法院赔偿。

    当前许多法院的举证指导仅是一张千篇一律的、内容空洞的“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或“举证通知书”,难以有效地指导当事人的举证活动。我们认为,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范围包括:告知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涵义、适当指导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向、告知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调查。在必要时,还可以提示当事人注意已经收集的证据是否已经充分,还需要补充哪些方面的证据材料等;释明的方式应以发问和说明、提醒方式为主。通过发问,可使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不明确或不适当之处作出说明和解释,从而促使其诉讼请求趋于明确、适当;通过说明和提醒,可以让当事人了解有关法律的规定,从而对自己不当的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对不充分的证据材料进行补充。释明的原则包括:1.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则。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当事人知悉了应当如何补充或修正自己的诉讼请求,在此基础上应由当事人作出理性的选择,同时也允许当事人放弃,法官不得干预当事人对自己私有权利的处分。2.公开原则。释明公开包括释明过程公开和释明内容公开。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必须遵循公开原则,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说明。要坚决禁止法官私下接见指点当事人等行为,以免招致人们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3.保持中立原则。法官必须始终坚守中立的立场,做到居中裁判,不能以行使释明权为由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施加非法干涉,取代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地位。法官应平等地向双方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并听取各方的补充意见,如果根据需要向一方行使释明权,那么应向其对方当事人告知,以便于对方当事人能及时调整防御手段,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力量。

    四、当事人举证为原则,适当赋予法官调查取证自由裁量权

证据规则施行前,我国民事诉讼过分强调法官对证据的职权调查,法官应根据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进行职权调查,调查的范围可以超越当事人事实主张的范围。这必然打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使法官为调查证据而疲于奔命,严重降低诉讼效率。证据规则施行后,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即主张彻底抛弃职权调查,证据的获得完全依赖当事人的举证。整体社会法律水平较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意识及能力有限、调查难取证难是我国的实情。证据规则确定的法院主动调查和根据当事人事情调查的条件过于严格,在诉讼中有的证据直接关系到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由于我国社会官本位思想盛行,一些部门对当事人的证据调查活动消极抗拒,致使当事人无法收集,而这些证据又不属于当事人可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法官宜依当事人的申请调取证据。因此,在坚持以当事人举证为原则的大前提下,应当赋予法官一定限度内的调查取证自由裁量权。我们为此建议增加规定,不因当事人的过错或过失而无法提供的证据,该证据直接关系到案件主要事实认定,当事人提供线索并申请调查的,法院应当依法调查。

    五、慎重认定证据失权 

    证据失权是证据规则规定的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时限内举证,逾期举证的包括新证据的提出将不组织质证即不具有证据的法律效力。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是:对证据的举证时限和新证据的认定把握过于严格和机械,只要当事人逾期举证,哪怕只超过一天,有的法官立即机械地将该证据加以排除,或轻易否认后提供“新证据”的证据效力。证据失权制度的制定,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在诉讼中进行证据突袭,保障诉讼的公正性,这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应当看到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参差不齐,举证时限的设置可能对当事人诉讼权益的实现构成障碍,证据失权很可能使本应胜诉的当事人败诉。我们认为,法官应当把握证据规定的本意,在民事证据规定的限度范围内以一种务实和相对灵活的方式求得审判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只要当事人无故意滞后提交证据搞证据突袭或拖延诉讼,就不应认定其证据失权。对于新证据的判断应该从宽掌握,尤其对于案件实体的处理有直接决定作用的证据,更要慎重对待。

   具体而言: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法官就应当告知当事人有关举证责任及逾期举证的后果等事项,促使当事人及时举证。在诉讼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当事人逾期举证的情况,法官应给予当事人补正的机会,只要当事人能够说出逾期举证的正当理由,法官就应当同意质证。对于当事人逾期举证理由的审查,法官应当灵活掌握尺度,对于那些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证据,法官应当从宽审查当事人的逾期举证理由;对于那些证明作用不那么明显,或者能够为当事人已经提交的证据所替代的证据,法官则应当从严把握审查的尺度。在被告知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之后,当事人仍逾期举证,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法官就应当果断地将该逾期提交的证据排除在质证范围之外。尽管这些被排除的证据可能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对这些证据的排除可能影响诉讼的实体公正,但我们只能将这种对个案实体公正的牺牲理解为保障整体程序公正的必要成本。

    六、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证人作证在审判实务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认定证人适格标准混乱。由于目前法律具体规定认定证人对案件事实的辨别能力、表达能力的标准,特别是对年幼或有精神障碍的证人证言效力的认定。也未规定在同一案件里,证人的身份不允许重合,如诉讼代理人不能在同一案件中既是代理人,又是证人等,往往导致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无法正确的审查证人的适格条件;2、证人出庭作证难未根本改变。主要原因是:证据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过于笼统粗糙操作性不强,证人只要找出确有困难的理由哪怕是杜撰一个理由也是很容易得到批准的,因为审查只是搞一个形式而已。,只要他可以找出上述的确有困难的条款规定的条件。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只要向法院提交申请书一般就可以不出庭作证,法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去审查申请人是否真的就是属于确有困难的行列,也就是说法院只是作形式上的审查而不作实质上的审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立法仅笼统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性规定,没有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出庭作证很可能招致不利方当事人怨恨、报复,危及证人自己及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而法律对证人及其家人的安全保障规定的欠缺;证人出庭作证支出的合理费用没有可依据的计算标准,致使该费用常常得不到补偿。3、对未出庭接受质询的证人的证言是否采用标准混乱。证据规则第55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不出庭的例外情形,但未明确未经出庭接受质询的证人的证言不能采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证人可以出庭作证,也可以选择书面的证言。这必然导致对该类证据采用标准混乱。4、证人作伪证处罚难。法律中没有认定伪证行为情节的具体标准,使处罚标准难以掌握。正是因为对作伪证的处罚的可操作性不强,不足以对证人伪证行为形成足够的威慑,才造成实践中常有一些证人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以身试法,客观上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也妨害了司法公正。

    根据上述对民事诉讼证人证言制度缺陷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完善措施。1、建议规定,在同一案件里,已具有其他身份的人,其作证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不能作证人。如诉讼代理人不能同时作证人。2、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和保障措施。首先,建立证人的保护机制。法律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及具体实施细则。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负责证人的安全保障的具体事务,这样可以有效的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其次,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对证人取得补偿费用的项目、时间、方式等予以明确规定。证人的经济补偿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证人作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补偿,而且也应该补偿证人因为出庭作证所造成的损失。具体的补偿标准,可以参照当地的物价标准以及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3、增加规定对证人不出庭作证或者拒绝出庭作证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在有法律责任约束的情况下,证人为了避免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就不会规避自己的作证义务,证人出庭作证率也就会上升,证言的可信度也会上升,有利于查明事实,对法官正确地审判有重要帮助,也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建立证人传唤制度。英国诉讼法规定,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传唤,对拒不到庭者,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相应的规定。我国也应该结合具体国情,建立证人传唤制度。在具体的操作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凡当事人认为需要且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法院应当予以准许,并开具证人出庭作证的通知书。对确有困难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或者是加强司法解释。对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证人要严格审查而不能流于形式。对于必须到庭作证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可以强制传唤,或给予相应的处罚,以维护司法的权威。实务中强制传唤应以不侵犯公民的人权为前提。5、建立证人宣誓或具结不做伪证的制度。审判实务,我国许多法院已经开始试点证人宣誓或具结不做伪证。证人在依法出庭时,应当向法庭保证对案件事实不作虚假陈述,不提供虚假证据,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该制度的实行有效强化了证人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证人作伪证大量减少,收效明显。我们建议这次证据规则修改应明确肯定该做法。 6、完善对作伪证的行为的惩戒力度。对庭审前主动承认伪证行为的,可以从轻处罚,给予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对经法庭宣誓后的伪证行为应从重处罚,予以罚款、拘留等;建议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修改为:“在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民事诉讼中的严重伪证行为,按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司法人员对诉讼过程中发现伪证行为姑息纵容、放纵的,予以行政处分。

    七、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依据证据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非法证据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一般认为,广义理解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那么,违反了那个层级法收集的证据才是非法证据呢?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达到什么标准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呢?对此,法律一直没有规定,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立法的疏漏加上理论上的模糊导致了实务中的混乱,使得非法证据的判定没有清晰的法律边界。

    理论界与实务界均认可,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判是断证据合法的法律依据,但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能否成为断证据合法的法律依据分歧较大。我们认为,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事实上在解释法律的同时也在发展着法律,只要内容不与宪法、基本法律、其他法律相抵触,司法解释应当是判断证据是否合法的考量因素;地方性法规作为地方人大在宪法、基本法律、其他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立法自由裁量的结果,地方性法规在不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条件下,有地方性约束力。

    民事诉讼涉及的是当事人的私益,当事人拥有依法地处分权。负有举证责任、且举证不能便要承担败诉后果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却常常处于知识、手段和他方配合等等无能为力的窘境,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甚至是不规范性。确立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时,仍然要考虑规则的经济性价值,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性会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同时,在民事诉讼中经济性价值不仅指司法资源问题,还包括当事人取证的便利性与经济性、可能性与现实性。故确立民事诉讼中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对合法法证据的确认较宽容,这既是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使然,又是现实的客观要求,符合国际潮流。如只有严重侵犯他人基本合法权益方法取得的证据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证据逐步采取更为明智、宽容和务实的态度。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除对采用刑讯逼供、欺骗等方法取得的人证予以排除外,对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原则上认为有证据效力。美国法院在本世纪中叶以后,逐步放弃依据“毒树之果”理论排除原则,确立了“独立来源”和“稀释”(或因果关系削弱)原则,使这些原来作为“毒果”对待的证据得以采信;为实现诉讼法之上的更为重要的价值,以利和谐社会的建设,善良风俗的发扬和基本人权的保护。有证据证明存在紧急情况、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即使为非法证据,仍有相应的证明力

    综上,我们建议证据规则第六十八条修改为,以违反明定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但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紧急情况;(二)、群体利益;(三)、社会公共利益;(四)、通过违法证据为线索而获取的证据,或者违法证据经由合法性转化。

    结束语

 

    证据规则的修改与完善,应当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三个至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系统总结各地法院的先进审判实践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作者:[追梦人] 分类:[民事] 时间:[08:48:31] | 评论(0) | 阅读(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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