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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满一万元即可追责
2016-04-18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该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一是严密刑事法网,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扩张性解释,强化法律适用的针对性,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二是严格刑罚适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

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对两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三百万元以上。司法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在死刑适用方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同时,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应无条件执行,不得减刑、假释。

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的财物,由货币、物品扩大为以货币结算的财产性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会员服务、旅游等。对刑法“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作了扩张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事先虽未接受请托,但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司法解还对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贪污受贿犯罪作出明确规定,并且规定将贪污、受贿赃款赃物用于公务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犯罪认定。司法解释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同时滥用职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一律实行数罪并罚。

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大了对腐败犯罪的经济处罚力度,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并强化了赃款赃物的追缴,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一追到底,不设时限,永不清零。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22:35:06] | 评论(0)
 
涉众型犯罪的预防机制中“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问题
2016-02-03  
目前,黄山地区主要是两类涉众型犯罪特征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一是房地产民间借贷中的集资诈骗问题;另一类就是网上交易尤其是白银黄金期货交易中的集资诈骗问题。比如诈骗达两个多亿的徐光亮集资诈骗案件,涉众达50多家企业和集体。还有一起诈骗案,受害人大多是离退休职工,有60多人。这类案件特点是受害人属于底层群体,而且多是老人。一旦资金财物被骗很难追回,所以极易形成上访和集体访,造成矛盾激化和社会不稳。从处理的效果看,往往被骗后人财两空,处于“亡羊补牢”境地。

从2015年黄山两级司法机关处理的涉众型犯罪案件看,民商事案件中涉房企非法集资案发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均呈爆炸式增长,受理并移送百余件,集资金额数亿余元,究其原因:一是宏观经济形势辐射。经济下行压力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房企经营困难增多、资金链趋紧。前几年各种不规范的民间融资风险逐渐暴露,非法集资问题也就相应浮出水面,导致短期内发案量骤增。二是有效市场监管缺失。当前经济改革全面深化,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融资活跃,但一些领域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一些行业的监管还有待加强。不少多元化经营的房企为规避政策法律法规,通过成立担保、典当等类金融机构或创新营销策略,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招揽公众存款,为房地产开发提供融资平台。

三是民众缺乏足够理性。不少民众因不了解非法集资的法律知识而无法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易沦为集资对象;还有一些因缺乏风险意识,只相信宣传的高额收益,却忽视潜在的巨大风险,甚至投机心理作祟,总觉得自己不可能是“最后一棒”,结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相应措施和建议:一是司法机关打防结合功能前置,对于这些集资危害性大的,涉众型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要有预防意识,将此类违法犯罪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防止蔓延和做大造成涉众后果,影响社会稳定。这需要省立法机关和两院参照浙江上海做法对于一些民间非法高息揽贷的集资行为立法上制定出犯罪标准,实施严厉打击;二是发挥侦查优势,遵循先刑后民。公检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对于那些非法集资参与人数多、地区跨越大、集资金额高,通过先行侦查、追赃,并及时查控、布防,既能为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也可为减轻或清偿债务提供尽可能多的责任财产。三是舆论引导,预防为先。强化舆论引导,常态法制宣传。通过以案释法、警示教育的形式,充分运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统媒介和积极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常态化的宣传攻势,不断提高民众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做到能识别、不参与、敢揭发,从根本上铲除非法集资滋生的土壤。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23:07:33] | 评论(0)
 
再谈股市震荡中的“恶意做空”
2015-07-13  
如今,股市涨跌震荡中,似乎有一种幽灵般的力量游荡在股市,先是融券放量,接着是利空出笼、卖出融券,最后是在股价大跌后买回股票,归还融券。无论是张裕A,还是中信证券,操作手法的如出一辙,都让人们见识了炒家的凶悍。这种利用股吧、微博等渠道散布传言、谣言,甚至内幕消息进行的恶意做空,这种利用监管制度漏洞进行的全新炒作,将会颠覆长期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所谓股票估值体系,也会在冲击个股股价的同时,击垮长期投资者的持股信心。

股市的基石是上市公司,没有融券做空机制前,任何谣言或传言导致的二级市场股价下跌,都由所有持股者共同承担,无人能从股价下跌中得到好处。但有了融券做空机制后,只要有人精心策划,通过恶意放大一些似是而非、对目标公司不利的消息,就能对目标公司股价实施精准打击,而融券做空的机构就会在股价的短期暴跌中完成卖空操作,获取不菲利润。

股市震荡中的“恶意做空”是什么概念?危害有多大?说得简单点就是先大量入股,抬高股价,制造股市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等时机成熟,再大量卖出,圈钱走人,导致股票价格急剧下跌。做空本来是一种常规的证券交易手段,但“恶意做空”不是纯粹为了规避投资中的风险,而是通过联合操纵来获利。,《证券法》中并没有明确“恶意做空”的概念解释,但实际就是指的“股价操纵”,也就是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价格操纵有正向的操纵也有负向的操纵,负向的操纵价格就是做空。操纵市场的行为外延广泛、内涵丰富,“恶意做空”说法也很模糊,能否定为操纵市场罪,还要看它的具体行为是不是构成了操纵市场罪的要件。

法律专家认为,虽然法律上没有恶意做空、善意做空这样的概念,但是近期股市当中,确实存在一种违法行为,利用股票现货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的制度漏洞,在股指期货市场实现“以小博大”,获取暴利。这种违法行为的正式名称,是跨市场操纵,属于市场操纵行为的一种。那么,如今股市中是否存在“恶意做空”现象呢?专家分析绝对存在。首先,从数据上看,这轮市场具备了恶意做空的“条件”。根据公开数据计算两融余额从1万亿到2万亿,仅用了5个月,平均日增百亿元,这其中不包括场外配资数据。因为有平仓的机制在,如果做空方在短时间内把股指砸到某一个点位,那每一个点数上就会有平仓,由此产生的平仓能量就会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它要做空比以往更容易。另一方面,融资融券平仓以后,拿到数据的做空者集中资金或者股票的优势来砸盘导致下跌。证监会和公安部对做空开始调查投入后,马上股市就涨起来了,说明中国证监会和公安部的联合行动,客观上、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些因素,那么一旦这些因素排除后,股市就会涨。除了场外配资中个别公司涉操纵证券交易,还有自由进出的贸易公司进行股市投资的违法犯罪现象。

“恶意做空”危害性有多大?一是恶意做空颠覆了股票的价值体系,也颠覆了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有了融券做空机制,特别是转融通推出后,恶意做空者将根本不会考虑股票的内在价值。为了使做空能如愿以偿,为了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恶意做空的机构会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打压股价。将会颠覆长期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所谓股票估值体系,也会在冲击个股股价的同时,击垮长期投资者的持股信心。 

二是恶意做空还会助长谣言的滋生或传言的蔓延,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的股市文化得到张扬,激励更多机构铤而走险,崇尚价值投资的股市文化将会坍塌。 

三是破坏了股市交易中的公平交易秩序和市场体系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对于如何界定和查处“恶意做空”,可以立法制定“恶意做空”交易罪。参照《证券法》列举的方式说明常见的操纵市场的行为表现方式来归纳,包括:禁止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07:56:26] | 评论(0)
 
辩护律师能否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像?
2015-06-24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辩护律师能否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像等问题函复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见(2013)刑他字第239号)。具体函复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但其中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你院请示的案件,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讯问录音录像已经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并已在庭审中播放,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复制有关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应当准许。

对这个函复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王晓东、康瑛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据此,辩护律师(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享有对案卷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权。

为全面落实辩护人的此项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7条对于法院审判阶段的该项权利的行使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除了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记录以及其他依法不公开的材料外,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法院应为辩护人行使该权利提供必要的便利;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用复印、拍照、扫描等方式。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7条至49条也对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行使该项权利的条件、程序、方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从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的对象看,多为书面的案卷材料,如各种书证、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笔录、鉴定意见、在不同诉讼阶段形成的诉讼文书等等,只要是不属于依法不公开的材料,辩护人当然有权进行查阅、摘抄、复制。对于侦查机关讯问被告人的录像,辩护人是否有权复制,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

根据2013年9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辩护律师能否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像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答复看,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本意明确了,在审查阶段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的是案卷材料而不是证据材料,显然案卷材料的范围是大于证据材料的。一般而言,案卷材料不仅包括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书面材料,包括物证在内其他证据以及其他材料也都含在内。从立法条文上看,查阅、摘抄、复制所针对的对象是一致的,辩护律师能够查阅、摘抄的就能复制。而这里的案卷材料,根据《解释》第47条的规定,凡在法庭上公开使用的材料,只要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应该都能复制。因此,从上述规定看,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能不能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像,不是看讯问录像的证据属性,而是取决于其是否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案卷材料。

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看,我国刑事起诉实行案卷移送主义,因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所说的“案卷材料”和第一百七十二条中的“案卷材料”概念应该是一致的,包括庭审所用的一切可以公开的材料,并不限于证据材料。虽然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42、344、345条的相关表述看,其将“案卷材料”和“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并列分开表述,但这是源于并非所有刑事案件都有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只有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才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而且这是人民检察院针对自侦案件审查决定逮捕阶段的规定而不是针对审查起诉之后,且作为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否定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基本规定,不能据此得出讯问录像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所指“案卷材料”的结论。

此外,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19条规定看,虽然没有把侦查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列入随案移送的案卷材料的范围,也就是说同步录音录像本身可以不移送给法院,但这是因为侦查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属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的视听资料载体,对于案件的作用不是证明案件事实本身而是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如果辩方或法庭没有提出对于有关被告人讯问笔录合法性的质疑,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一般是不需要向法院移送或调取该讯问录音录像的。然而,一旦有关讯问录音录像移送法院,作为证据材料在庭审中公开使用,或者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已经启动,法院已经调取并在审判阶段使用的,其应属于案卷材料,辩护律师在有权查阅的同时,当然有权复制。

需要指出的是,毕竟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讯问录音录像不同于其他一般案卷材料,有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甚至是国家秘密,辩护律师依法对其复制后,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律师执业规范,对该录音录像的使用限制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复制的录音录像承担保密义务并妥善保管。如有违反,造成负面影响的,应给予必要的惩戒。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07:48:19] | 评论(0)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
2015-06-15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

(2015年6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4年底以前单独和联合其他单位制发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决定:

一、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制发的12件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废止。

二、经征得有关单位同意,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1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废止。

一、决定废止的单独制发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目录(12件)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受监管机关正式聘用或委托履行监管职务的人员能否成为体罚虐待人犯罪和私放罪犯罪主体的批复《1994年1月10日高检发研字〔1994〕1号》。

废止理由:1997年刑法第248条、第400条明确规定了虐待被监管人罪、私放在押人员罪;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对渎职罪主体有明确规定。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做好贪污贿赂等大案要案案犯潜逃、脱逃备案工作的通知《1994年5月11日高检发贪检字〔1994〕37号》。

废止理由: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已由检察机关专门部门负责统计,该文件不再适用。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事先与犯罪分子有通谋,事后对赃物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的批复《1995年2月13日高检发研字〔1995〕2号》。

废止理由:《刑法修正案(六)》已明确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1996年12月31日

高检发研字〔1997〕1号》。

废止理由: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已有明确规定。

5、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批复《1998年11月26日

高检发释字〔1998〕7号》。

废止理由: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已有明确规定。

6、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零五条和第四百零七条的通知《1999年9月21日高检发研字〔1999〕9号》。

废止理由: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已有明确规定。

7、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2004年2月10日高检发〔2004〕3号》。

废止理由:已被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废止。

8、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行内部制约的若干规定《2004年6月24日高检发〔2004〕12号》。

废止理由: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已有明确规定。

9、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2004年9月23日

高检发〔2004〕21号》。

废止理由:已被200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代替。

10、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的通知《2005年9月29日高检发办字〔2005〕15号》。

废止理由:已被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和2012年11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代替。

1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2005年11月10日

高检发办字〔2005〕23号》。

废止理由: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已有明确规定。

1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批准逮捕外国犯罪嫌疑人的规定《2007年1月31日高检发侦监字〔2007〕5号》。

废止理由: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已有明确规定。

二、决定废止的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目录(1件)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的通知《2010年8月31日高检会〔2010〕6号》。

废止理由: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11:52:18] | 评论(0)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主要内容摘要
2015-06-06  
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总体要求

  禁毒工作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张。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全面落实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遏制了毒品问题快速发展蔓延的势头,禁毒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并下发了贯彻落实分工方案。国家禁毒委员会制定了《禁毒工作责任制》,并召开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对全面加强禁毒工作作出部署。

   依法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积极参与禁毒工作是人民法院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任务。长期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决策部署,扎实履行刑事审判职责,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大力加强禁毒法制建设,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深入推进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毒品问题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多发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坚期,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禁毒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加强禁毒工作,治理毒品问题,对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从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毒品问题的严峻性、长期性和禁毒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

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运用刑罚惩治毒品犯罪,是治理毒品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禁毒斗争的主要方式。面对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要继续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和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严厉打击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要更加注重从经济上制裁毒品犯罪,依法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充分适用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并加大执行力度,依法从严惩处涉毒洗钱犯罪和为毒品犯罪提供资金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因吸毒诱发的杀人、伤害、抢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要规范和限制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从严把握毒品罪犯减刑条件,严格限制严重毒品罪犯假释,确保刑罚执行效果。同时,为全面发挥刑罚功能,也要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要牢牢把握案件质量这条生命线,既要考虑到毒品犯罪隐蔽性强、侦查取证难度大的现实情况,也要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引导取证、举证工作围绕审判工作的要求展开,切实发挥每一级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确保案件办理质量。对于拟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证据质量上要始终坚持最高的标准和最严的要求。

二是深入推进毒品犯罪审判规范化建设。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审判工作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并解决审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大审判指导力度,在做好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同时,通过编发典型案例、召开工作座谈会等形式,不断提高辖区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中发现的问题,要继续通过随案附函、集中通报、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审判指导;对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适时制定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统一法律适用;对于需要与公安、检察机关共同解决的问题,要加强沟通、协调,必要时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对于立法方面的问题,要继续提出相关立法建议,推动禁毒法律的修改完善。

三是不断完善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落实禁毒工作责任,按照《禁毒工作责任制》的要求和同级禁毒委员会的部署认真开展工作,将禁毒工作列入本单位整体工作规划,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抓好贯彻落实。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审判机构建设,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确定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指导任务的审判庭,毒品犯罪相对集中地区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和工作需要,探索确立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合议庭或者审判庭。要建立健全业务学习、培训机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组织交流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毒品犯罪审判队伍专业化水平。要推动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禁毒长效合作机制,在中央层面和毒品犯罪集中地区建立公检法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建立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信息通报、反馈机制,提升打击毒品犯罪的合力。

四是加大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力度。要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和毒品犯罪高发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制度化,并利用网络、平面等媒体配合报道,向社会公众介绍人民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及禁毒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要加强日常禁毒法制宣传,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通过庭审直播、公开宣判、举办禁毒法制讲座、建立禁毒对象帮教制度、与社区、学校、团体建立禁毒协作机制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要突出宣传重点,紧紧围绕青少年群体和合成毒品滥用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要延伸审判职能,针对毒品犯罪审判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社会管理漏洞,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加强源头治理、强化日常管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构建更为严密的禁毒防控体系。

 

二、关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具体问题

会议认为,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较好地解决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其中大部分规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同时,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与会代表对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就下列问题取得了共识。

(一)罪名认定问题

 

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吸毒者在购买、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购毒者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代收者明知是物流寄递的毒品而代购毒者接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购毒者有实施贩卖、运输毒品等犯罪的共同故意,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代收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毒品、在境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行为人开设网站、利用网络聊天室等组织他人共同吸毒,构成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二)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办理贩卖毒品案件,应当准确认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并与居中倒卖毒品行为相区别。居间介绍者在毒品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发挥介绍联络作用,通常与交易一方构成共同犯罪,但不以牟利为要件;居中倒卖者属于毒品交易主体,与前后环节的交易对象是上下家关系,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并从中获利。居间介绍者受贩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购毒者的,与贩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明知购毒者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受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的,与购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受以吸食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与购毒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同时与贩毒者、购毒者共谋,联络促成双方交易的,通常认定与贩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居间介绍者实施为毒品交易主体提供交易信息、介绍交易对象等帮助行为,对促成交易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从犯;对于以居间介绍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交易的发起和达成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认定为主犯。

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应当从是否明知他人带有毒品,有无共同运输毒品的意思联络,有无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等方面综合审查认定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运输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虽然明知他人受雇运输毒品,但各自的运输行为相对独立,既没有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又分别按照各自运输的毒品数量领取报酬的,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运输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犯罪共谋的,也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雇主,及其他对受雇者起到一定组织、指挥作用的人员,与各受雇者分别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对运输的全部毒品数量承担刑事责任。

 

(三)毒品数量认定问题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两种以上毒品的,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毒品分别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以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作为量刑的根据。对于刑法、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应当按照该毒品与海洛因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比例进行折算后累加。对于刑法、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但《非法药物折算表》规定了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的毒品,可以按照《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为海洛因后进行累加。对于既未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又不具备折算条件的毒品,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数量、纯度等因素依法量刑。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涉案毒品的种类和数量,并综合认定为数量大、数量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确表述将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

对于未查获实物的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MDMA片剂(俗称“摇头丸”)等混合型毒品,可以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毒品粒数,参考本案或者本地区查获的同类毒品的平均重量计算出毒品数量。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的毒品粒数。

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购买的毒品数量无法查明的,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数量;确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不应计入其贩毒数量。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但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或者为了隐蔽运输而临时改变毒品常规形态的除外。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制造毒品案件中,毒品成品、半成品的数量应当全部认定为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无法再加工出成品、半成品的废液、废料则不应计入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废液、废料的认定,可以根据其毒品成分的含量、外观形态,结合被告人对制毒过程的供述等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鉴定机构的意见。

 

(四)死刑适用问题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严峻,审判工作中应当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死刑对于预防和惩治毒品犯罪的重要作用。要继续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要求,突出打击重点,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坚决依法判处。同时,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量刑时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当地的禁毒形势等因素,严格审慎地决定死刑适用,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1.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应当继续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有关精神,重点打击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运输毒品、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等严重情节的被告人,对其中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

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次数、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慎重适用死刑。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尤其对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对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尚不属数量巨大的,一般也可以不判处死刑。

一案中有多人受雇运输毒品的,在决定死刑适用时,除各被告人运输毒品的数量外,还应结合其具体犯罪情节、参与犯罪程度、与雇用者关系的紧密性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判处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别慎重。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应当与该案的毒品数量、社会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要尽量区分主犯间的罪责大小,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当,或者罪责大小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对于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案件,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即使共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响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的,可以依法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处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归案后全案只宜判处其一人死刑的,不能因为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大小难以准确认定,进而影响准确适用死刑的,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

对于贩卖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要结合其贩毒数量、次数及对象范围,犯罪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慎重、稳妥地决定死刑适用。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上家主动联络销售毒品,积极促成毒品交易的,通常可以判处上家死刑;下家积极筹资,主动向上家约购毒品,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虑判处下家死刑。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综合上述因素决定死刑适用,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家针对同宗毒品实施犯罪的,可以综合运用上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原则予以处理。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尽量将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密切关联的上下游案件进行并案审理;因客观原因造成分案处理的,办案时应当及时了解关联案件的审理进展和处理结果,注重量刑平衡。

 

3.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是以甲基苯丙胺为主要毒品成分的混合型毒品,其甲基苯丙胺含量相对较低,危害性亦有所不同。为体现罚当其罪,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体可以根据当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确定。

涉案毒品为氯胺酮(俗称“K粉”)的,结合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等因素,对符合死刑适用条件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综合考虑氯胺酮的致瘾癖性、滥用范围和危害性等因素,其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涉案毒品为其他滥用范围和危害性相对较小的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的,一般不宜判处被告人死刑。但对于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且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不判处死刑难以体现罚当其罪的,必要时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五)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问题

 

对于毒品犯罪应当从严掌握缓刑适用条件。对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对于不能排除多次贩毒嫌疑的零包贩毒被告人,因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等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实施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缓刑适用。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依法追缴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充分发挥财产刑的作用,切实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经查确属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如购毒款、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等,应当判决没收,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判处罚金刑时,应当结合毒品犯罪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经济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罚金数额。对于决定并处没收财产的毒品犯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的,应当按照上述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确定没收个人部分财产的数额;判处无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死缓或者死刑的,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具有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毒品罪犯,应当从严掌握减刑条件,适当延长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严格控制减刑幅度,延长实际执行刑期。对于刑法未禁止假释的前述毒品罪犯,应当严格掌握假释条件

 

(六)累犯、毒品再犯问题

 

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对于曾因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满释放后短期内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应当严格体现从重处罚。

对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但在量刑时不得重复予以从重处罚。对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时的从重处罚幅度一般应大于前述情形。

 

(七)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09:40:16] | 评论(0)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毒品犯罪审判座谈会纪要主要精神理解和解读
2015-06-05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总结了近年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总体形势和主要特点,明确了继续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审判指导思想,研究了毒品犯罪审判中遇到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

一是《纪要》对共同犯罪认定,毒品数量认定,死刑适用,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累犯、毒品再犯,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等七大类问题适用法律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二是《纪要》对近年来新出现的、较为突出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如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网络涉毒犯罪的定性,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等,作出了新规定。三是《纪要》对一些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如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认定,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等,提出了解决办法。四是《纪要》对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等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规定。

主要体现在:

一、《纪要》的制定背景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较好地解决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近年来,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法律适用问题,部分原有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而有必要制定新的指导文件加以规范。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新一轮调研工作,对各地法院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论证。

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下发了贯彻落实分工方案。国家禁毒委员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对全面加强禁毒工作作出部署。《意见》及其分工方案明确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牵头单位,针对毒品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统一和规范法律适用。

为贯彻落实《意见》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推动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这次会议,对《纪要》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2015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第23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纪要》。

二、《纪要》确立了的指导思想。

面对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纪要》着重体现了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在犯罪类型方面,《纪要》强调要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大宗贩卖毒品和制毒物品犯罪等源头性犯罪,加大对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犯罪的处罚力度,并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在重点打击对象方面,《纪要》提出要坚持严厉打击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在经济制裁方面,《纪要》对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适用等问题作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并强调要加大执行力度。在保障刑罚执行效果方面,《纪要》对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作出规范,对严重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加以限制。同时,为充分发挥刑罚功能,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纪要》也强调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这一现阶段基本刑事政策。坚持以宽济严、罚当其罪,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

三、两个会议纪要适用的关系。

2008年印发的《大连会议纪要》中的大部分规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本次《纪要》对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若干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范,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

第一,《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纪要》作了规定的,或者《大连会议纪要》虽有规定,但《纪要》作了修改、完善的,参照《纪要》的规定执行。如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认定、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和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等。第二,《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充性规定的(并非修改),两者配套使用。最典型的如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第三,《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没有涉及的,继续参照执行《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如毒品案件的立功、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主观明知的认定等。

四、《纪要》对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性质认定问题新规定

对于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性质认定,《纪要》与《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一是对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二是降低了将吸毒者运输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门槛。根据《纪要》的规定,对吸毒者购买、运输、存储毒品的行为,将直接以数量较大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同时,对吸毒者运输毒品的行为,直接以数量较大标准作为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界限,而不再另行设置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即,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毒品未达到数量较大标准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根据其具体的行为状态定罪,处于购买、存储状态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处于运输状态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纪要》这样规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刑法设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时,实际考虑了吸毒者合理吸食量的因素,故可以把数量较大视为合理吸食量的界限,超过数量较大标准的应视为超出了合理吸食量。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抓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表明其并非单纯以吸食为目的运输毒品,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可以根据其客观行为状态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第二,我国吸毒人员数量庞大,是毒品犯罪的重要诱因,为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减少毒品流通,应当加大对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以往在数量较大标准之上设定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可能放纵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第三,合理吸食量难以准确界定,不利于统一执法尺度,直接以毒品数量较大作为区分标准更便于实践操作。

五、《纪要》对吸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问题上不同新规定

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总体上加大了对吸毒人员实施的贩卖毒品犯罪的处罚力度,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改变了适用主体,将《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以贩养吸”被告人修改为“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以便于认定。二是改变了认定原则,将认定重心放在“进口”而非“出口”,即,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将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全部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只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三是提高了证明标准,对于不计入贩毒数量的例外情形,要求必须是“确有证据证明”,高于《大连会议纪要》要求的证明标准。《纪要》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一是被告人购买的毒品数量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的,还是要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二是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包括已被其本人吸食的。

六、《纪要》对网络涉毒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有何新规定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网络涉毒犯罪呈快速蔓延之势,主要表现为利用网络传播制毒技术、买卖制毒物品、贩卖毒品和组织吸毒等形式。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意见》及其分工方案对加强网络禁毒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年初,针对国内网络涉毒违法犯罪日益严峻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和孟建柱同志又相继作出批示。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除在今年4月会同中宣部、最高检、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互联网禁毒工作的意见》外,还在《纪要》中专门对此作了两方面的规定。一是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定性。《纪要》规定,对于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毒品、在境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二是规定了利用互联网组织他人吸毒行为的定性。《纪要》规定,对于开设网站、利用网络聊天室等组织他人共同吸毒,构成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七、《纪要》对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问题作了哪些明确规定

当前,毒品犯罪中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情况较为普遍,如何准确认定涉案毒品总量,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定罪量刑,是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纪要》明确了应当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数量折算的基本原则,以及折算对象、数量累加、对量刑的影响等问题。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两种以上毒品的,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毒品分别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以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作为量刑的根据。这样规定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数量折算,有利于准确认定涉案毒品数量,科学量刑。二是在关系到能否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以及能否适用更高幅度法定刑的情况下,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数量折算更有利于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同时,《纪要》还规定了不同种类毒品折算为海洛因的依据和裁判文书表述问题,以便于司法实践中操作和执行。

八、《纪要》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上有哪些新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确保依法、有力惩治毒品犯罪,《纪要》在《大连会议纪要》的基础上对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这些内容大多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近年来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纪要》强调了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政策把握问题,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应当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死刑的威慑作用。即要继续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同时,《纪要》结合近年来的审判实际,对运输毒品犯罪,毒品共同犯罪和上下家犯罪,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补充性规定。

九、《纪要》对毒品犯罪的其他刑罚适用与执行问题的规定

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与执行,加大惩处毒品犯罪力度,确保惩治毒品犯罪的效果落到实处。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毒品犯罪缓刑适用不够规范的问题,《纪要》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纪要》明确了从严掌握毒品犯罪缓刑适用条件的原则,明确规定对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并结合审判实践列举了几种应当限制缓刑适用的情形。对于不能排除多次贩毒嫌疑的零包贩毒被告人,因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等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实施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纪要》明确强调要限制缓刑适用。

第二,关于毒品犯罪的涉案财物追缴及财产刑适用。为进一步加大对毒品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纪要》结合2013年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明确了对毒品犯罪案件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的判缴,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判处没收财产刑的幅度等问题。一是强调要依法追缴毒品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并明确规定了应予没收财物的具体范围。二是要求继续充分发挥财产刑作用,要结合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罚金数额及没收财产刑的幅度,既要对毒品犯罪分子给予有力经济制裁,也要确保刑罚执行效果、避免形成空判。

第三,关于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纪要》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毒品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作出规定。《纪要》提出,对于具有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毒品罪犯,应当从严把握减刑条件并对其假释作出限制。旨在延长这部分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确保实现刑罚的惩治效果。 

十、《纪要》确立了怎样的指导思想

面对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纪要》着重体现了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在犯罪类型方面,《纪要》强调要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大宗贩卖毒品和制毒物品犯罪等源头性犯罪,加大对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犯罪的处罚力度,并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在重点打击对象方面,《纪要》提出要坚持严厉打击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在经济制裁方面,《纪要》对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适用等问题作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并强调要加大执行力度。在保障刑罚执行效果方面,《纪要》对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作出规范,对严重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加以限制。同时,为充分发挥刑罚功能,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纪要》也强调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这一现阶段基本刑事政策。坚持以宽济严、罚当其罪,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08:02:43] | 评论(0)
 
性贿赂会不会入刑?
2014-10-30  
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的法律内涵和意义。专家认为,财产性利益和财物还是有一些差别。比如花几万元钱请官员到国外旅游,跟直接送几万元钱就有差异,对这种情形能否认为是行贿受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有争议。

1997年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2007年,两高在有关商业贿赂的司法解释中,将作为商业贿赂的财物扩大解释为包含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可是,实践中的难题是还有一些不能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比如一个老板将宝马车“借”给官员的家属开,平时的汽油等费用也是官员家属支付,这就难以界定为可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司法解释之所以限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就是因为刑法明文规定贿赂对象只能是财物,并且是根据收受财物的数额多少来确定处罚轻重的。司法解释只能作一些扩大性的解释,如果将不能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也视为贿赂对象的“财物”,那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是不被允许的。

而此次《决定》将贿赂对象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是一个法律瓶颈的突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到的贿赂对象是不正当的好处,不正当的好处的范围要比财物、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都要大,实践中,“不正当的好处”的范围确实更大,可以将安排子女入学、到高档场所消费等包括进去,在有的国家甚至将提供性服务也包括了进去。当然,我国是一个讲究礼仪人情的人情社会,法律的发展需要跟国情符合,我国现阶段法制还不是特别健全或完善,朋友之间互相帮忙也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如果将请客吃饭、互相帮忙等也纳入受贿范围,就不太容易区分罪与非罪,打击面就过宽,人们也不太容易理解。

一些贪腐官员经常有情妇,并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这就涉及到是否可以讲“性贿赂”入刑的问题。对于性贿赂,有国家将性贿赂当作受贿处理,但是中国现阶段将其纳入受贿范围还有困难,一是性贿赂与不正当关系如何区分是个难题,一些女性与官员发生性关系可能还有情感的因素;二是我国司法实践长期以来是以收受财物的数额多少来定罪量刑,即对于量刑标准的法定情节是按照犯罪数额大小定罪科刑,对性贿赂按什么标准来量刑也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当然,为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将贿赂对象扩大到财产性利益,从而将不易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也纳入受贿罪的打击范围。迫在眉睫。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06:29:59] | 评论(0)
 
从一起儿童被轧交通肇事案谈过失罪过构成
2013-06-22  
长期以来,我总认为人性的善或恶就在于一转念之间,而善或恶的根本更多时候还在于你内心世界的冷漠度或热心度,在于是极端负责任心态还是敷衍了事心态,是谨言慎行的谨慎还是照本宣科地机械教条的态度,尤其是司法工作者,在决定人的罪与非罪或生死存亡时候,每一个案件的决断对自己来说也许是履行程序地轻描淡写,可是对于他人或者一个家庭也许就是灭顶之灾的毁灭或是绝望的境地。

眼下就有一则案件放在了我的面前,是两个家庭陷入了巨大不幸的深渊里的那种。2013年3月6日上午早8时50分左右,在广州天河某停车场内,死者杨某某(一岁半幼儿)不慎摔倒在私家车车主孟生小轿车的右车轮正前方。此时孟生正在预热车辆准备启动开出。因孟生根本无法看见车轮前的情况,而现场死者唯一监护人(其祖母)正在车辆左后方弯身拾拣东西,孟生以为前方无人在待车预热完毕后启动车轮右转,此时此刻悲剧发生,摔倒地下的杨某某被车轮撞轧伤。发现撞人后,孟生立即报警,同时在征得死者监护人同意后,立即将伤者送入医院抢救,及时垫付抢救医药费用,但婴孩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孟生及其家人多次向死者家属赔礼道歉,经沟通协调,孟生与死者家属按80万元金额达成赔偿谅解协议,并于2013年4月9日全部赔偿到位,取得死者杨泞菲家属谅解。2013年4月16日,天河交警事故中队出具此案交通责任认定书,认定孟生为主要责任,死者杨某某的奶奶为次要责任。

此案的关键是肇事者孟生是否存在主观过失之罪过?我国刑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心理态度,不仅直接反映主体的恶性及其程度,并且影响犯罪构成、罪行大小以及刑事责任的轻重,这种罪过心态按照传统刑法理论来看,主要分为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两种。

疏忽大意过失是指应当遇见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遇见,以至于发生这种后果的心理状态。过于自信过失是指已经预见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至于发生这种后果的心理态度。

本案中肇事者称预热汽车启动前并未发现跌倒在车轮下的受害儿童,那么从过失犯罪主观罪过看属于应当预见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而不属已经预见轻信能够避免情形。疏忽大意过失是一种无认识过失,这种“没能遇见”原因并非不能预见而是行为人的疏忽大意没能预见,如果行为人小心翼翼,充分注意就能够预见而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

司法实践中,这种“应当预见”既不是行为主体对其过失行为所持有的心理态度,也不是对其行为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而是一种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内容的空白心理状态。由于这种心态始终没有进行思想活动,因之就不能成为一种思维形态,更不能反映出主体的主观恶性及其程度。如果进一步推敲这种空白心态的内在属性及其实际作用,可以得出一个既客观实在又合乎逻辑的结论,即:它并不能成为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应当预见”是以客观上能够预见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上能不能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不但是确定主观责任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界定罪与非罪的核心要素。

判断客观上能否预见是“应当预见”的前提基础,要从应当预见的前提和应当预见的内容来分析判断。第一,应当预见的前提是行为人能够预见。首先,应当预见是一种必须预见的义务,就是说要有预见的义务性。比如驾驶员开车行驶中有注意行车安全,预防事故发生的预见义务。其次,这种义务不仅包括法律法规法令,以及职务与业务方面规章制度所确定的义务,而且包括日常生活准则习惯性的义务,比如车靠右行,遵守行车规则等。

第二 ,应当预见必须具有能够预见的条件因素。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预见能力。生理和思维上具备能预见的能力,而且还具备能预见的知识技能水平能力。二是在客观环境条件方面,必须有预见的可能,这里包含了环境因素、遇见对象的特点及行为属性。实践中,判断行为人能否能够预见主要是从行为人的知能水平,行为本身危险程度以及行为时的客观环境三方面去综合分析判断。

由于事故发生瞬间复杂性和行为人主观思维的多变性,对于客观上能不能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判断十分复杂。有些行为人按其知能水平看,能够预见危险程度高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但不能预见危险程度低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有些行为人在一般条件下能够预见某种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却不能预见某种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在同样客观环境下或对于危险程度相同的行为,有的行为人知能水平高而能够预见,有的行为人知能水平低而不能预见,所以,要从行为主体、行为过程以及预见对象、后果不同作具体分析。

我国刑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由于任何罪过都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作为有危害后果而无罪过的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由于或缺乏认识因素或缺乏意志因素,因而不具备构成罪过的条件而不认为是犯罪。这样,在区分判断意外事件和疏忽大意过失中要把握好不能预见的关键点,从而把握好罪与非罪界线。

实践中,意外事件和疏忽大意过失的区别就在于意外事件客观表现为行为人对于危害后果不可能预见也不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过失有预见的义务而且能够预见。具体到本案来看,事故中,对于儿童被车轧而受伤后果能否预见关键还在于行为人孟生对车前方经过儿童跌倒在右车轮下属不属于“应当预见”,而从交警模拟实验结论看,本案关键点是孩子从车前经过时是否进入孟生视线范围,这成为断定本案最直接的依据。

从事故发生的客观环境看,事故发生在广州天河某停车场内,这与车水马龙的交通道路有着环境客观因素的不同,对于停车场内的车辆安全管理应属于停车场管理部门和值班人员,其中一条重要职责是监督管理好车辆安全和车主行为,制止无关人员进出停车场内并疏导好进入停车场人员,尤其是妇孺人员。由此看来对于本案老人和孩子在停车场随意走动的监管和预见预防事故发生义务主要在于停车场管理人员,而车主应该是充分注意进出安全的辅助义务。其二、车主孟生是否对孩子跌倒在右车轮下有“应当预见”的可能,从客观环境上看由于停车场非一般的交通道路对于预见事故可能发生的程度和要求不能等同于在交通道路行驶的要求,对于受害儿童脱离监管人监管擅自跑到车轮下并跌倒在右车轮下,对于预热准备起步的车主来说,是无法预料的情形,跑动着的孩子从车前绕到右车轮跌落在车轮下的过程,由于孩子身高和跑动等因素车主无法发现,也没能发现,自然对于车压伤孩子后果客观上无法预见。其三,按照停车场管理职责和孩子监护人监护法律义务,车子起步前应该有停车场管理人员引导指示和监督,而孩子监护人对于已经发动离开现场即将起步对于跑动着的孩子应该意识到和预见到有发生碰撞的危险,这种对于车主不可能预见的结果自然不具有主观过失罪过。

正是由于停车场和受害人实际状况使车主客观上不能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对本起交通事故主观责任无法定责,只能从事故后果系车主行为所致上定责,在民事赔偿方面应该由车主、停车场管理者和受害人监护人共同承担。

对于由于孩子身亡车主孟生称孩子倒在右车轮根本不可能看见,交警把事故现场还原模拟试验作为本案关键证据,来证实行为人“应当预见”的可能性问题。应该明确模拟实验有这时间地点行为人主观意识差异的不确定性,除了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规定外,对于用不确定实验结果来推断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成立不许有着法律严格的限制,即除非排他性的唯一结果,否则只能是存疑的结论。

结合本案看,模拟试验中存在的如下三个方面的非排他性疑点:1.试验用相似受害人身高的纸箱静物来比抑运动中的受害人,此违背了客观真实性原则,尤其是静止站立人体身高与运动中人体身高差异很大,故模拟试验中仅用同等高度纸盒模拟死者,试验准确性真实性不符合客观实际,对车主产生不利结果。2. 试验中,死者站立位置的模拟可直接影响事故结论,但交警部门未向孟生本人明确死者站立位置选择的依据和原则。3. 模拟试验中,车主孟生本人坐在驾驶位置,交警在其身旁以站位、手持数码相机的方式模拟孟生前方视线范围。因身高、姿势不同,模拟试验得到的孟生前方试验视线范围不符合客观真实性,因而结论不真实且对车主孟生不利。

根据新刑诉法原则在存疑试验鉴定中,无排他性唯一情形,必须按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做出结论,显然,本案交警部门以不利于行为人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模拟实验推断行为人存在没能遇见的主观罪过,很显然有着牵强附会的弊端,此证据和以此推断车主主要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有着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悖论性,不能作为指控的证据使用。为此,笔者认为,本案应属于三方共同担责的意外事件,车主行为显然不构成犯罪。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10:59:22] | 评论(0)
 
既要GDP,更要青山碧水
2013-06-19  
曾几何时,由于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粗犷型发展模式,高投入高能耗低产能地推进GDP增长,使得环境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据4月21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报告,我国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约1/3的城市人口暴露在超标的空气环境中;1.5亿亩的耕地因为污染而退化……

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可以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近50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能见度下降了约10千米,西部地区则大概是东部地区的一半,区域性阴霾问题越来越严重。

全国十大流域中,除了珠江流域污染较轻之外,其他九个流域支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湖泊富营养化呈迅速增长趋势,近岸海域的环境质量下降。

土地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贫瘠。土壤污染量大、面广、持久、毒性大。因为污染而退化的耕地数量已经达到1.5亿亩。

为了实现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生态建设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更好地促进既要GDP,更要青山碧水的环境整治,有力惩治严重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最近针对环境污染案件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三难”状况,两高发布司法解释使污染环境入罪门槛降低。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弥补和完善了认定此类犯罪的空白和不足。过去,污染环境定罪量刑需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这一要件,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不论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只要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就应定污染环境罪。这样以来,一是扩大了污染物的范围,将原来规定的“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二是降低了入罪门槛,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修改后,罪名由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应调整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入罪的门槛。

那么“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呢?根据《解释》第一条,实施了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等5种行为,即应该认定为污染环境罪。这是将污染环境罪由结果犯变为了行为犯。而具体认定中《解释》第一条列举了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十四项标准。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同时,对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以及单位犯罪和环境污染共同犯罪进行了技术上的完善。

其一、进口洋垃圾最高判10年;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12个小时以上的,致使公私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的,致使疏散、转移群众1.5万人以上的,致使100人以上中毒的等11种情形,应该认定为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这种情形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二、虚设治污设施从重处罚;解释》第四条专门规定,实施污染环境、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等犯罪,具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一)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的;(二)闲置、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三)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四)在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其三、触犯数罪的按重罪论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如违反国家规定,故意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实质上是直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同时触犯了投放危险物质罪和污染环境罪两个罪名。为了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即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其四、违规造成镉污染可入罪。为保障法律准确、统一适用,《解释》第十条专门对“有毒物质”的范围和认定标准作出了明确界定,即危险废物,剧毒化学品、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含有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物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如“灭蚁灵”、“二(口恶)英”等以及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都属于“有毒物质”。

其五、将从严惩处单位犯罪;”。《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不单独规定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适用与个人犯罪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其六、进一步明确了环境监管失职罪构成要件;八种情形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环境监管失职罪定罪处罚。

这八种情形分别为: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就在人们对浏阳镉污染事件、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记忆犹新时候,两高解释的出台,无疑是制止和惩治污染犯罪的一柄“杀手锏”,对于预防环境污染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和青山碧水环境意义重大。

    

作者:[八月雪] 分类:[刑事] 时间:[07:20:35]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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