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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文化之“风雅”文化
2017-07-24  
编者的话:古徽州重文重儒风俗盛行,使得许许多多徽商幼小在家乡受传统礼仪文化熏陶和影响颇深,逐渐养成儒雅文教习性。客居在外后,大多徽商经商致富后仍追求着礼仪风雅生活品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儒贾相融的“风雅”文化心理情结除了徽州传统文化熏陶传承外,程朱理学影响和渴望业儒入仕心理情结的根深蒂固,也促使着徽商贾而好儒甚至弃贾从儒入仕。徽商们“风雅”饱学,不仅促进以理学为代表的徽州文化传播和发展,而且熏陶培养了家族弟子业儒入仕,加速士商融合,使得徽商“徽俗殊不然”而称雄天下三百年。

                                    徽商文化之“风雅”文化

  大学士、徽州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写道:“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斯其人文之盛,非若列肆居奇肩担背负者能同日语也。”这里说到了徽州商人“斯其人文之盛”的 “风雅”文化品位和习性。自宋元明以来直至清咸丰同治五六百年间,徽州尤其歙县的徽商收藏书籍古人书画文物之风盛行,促进当时徽州书画文艺发展。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商人书,如徽商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明人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陈其的《天下路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览》等,成为商人远行和经营指南。新安文学也“振兴于唐宋,……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道光《徽州府艺文志》载,明清时期徽人著述中:经部427部、史部306部、子部615部、集部1093部,总计2468部,可见著述之丰,而徽商所著占有一定比例。

   金楷的《方南堂先生辍锻录序》中谈到扬州著名盐商马曰官、马曰璐兄弟“街南书屋”壮观景象:“淮海维扬州,地多盐荚之利,挟钜资者,如雍正间马氏玲珑山馆,其一也。然于风雅一道,未尝稍废,以是四方名彦靡不闻风而至。”马氏兄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居所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书屋有玲珑山馆、看山楼、红药阶、觅句廊、石屋、透风透月两明轩、藤花庵、浇药井、梅寮、七峰草亭、丛书楼、清响阁等十二景。其中丛书楼就是马氏兄弟的藏书楼,全祖望为之撰《丛书楼记》记载:“其居之南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聚书楼也。迸叠十万馀卷。……予甫为钞宋人《周礼》诸种而遽罢官。归途过之,则属予钞天一阁所藏遗籍,盖其嗜书之笃如此。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这里,全氏真实地记录了马氏兄弟嗜书、访书、购书、钞书等一系列的情况。

马氏兄弟藏书之巨可以从清廷修《四库全书》问其家借书一事充分显示出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马裕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之多。乾隆三十九年,爱新觉罗·弘历阅进到各家书目之后,奖励马家《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马家“装成五百二十匣,藏贮十柜,供奉正厅。”继又赐平定犁御制诗三十二咏,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咏,并得胜图三十二幅,马家“皆装成册页,供奉其家。”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厨”。极赞美马氏兄弟访书之勤,藏书之富。

不仅如此,马氏兄弟刻书著述也有名。他们把所藏之善本书籍、金石拓片择要刻印流通,时称“马板”。《韩江雅集》、《林屋唱酬录》是马曰官、曰璐兄弟所刻书,不同他人刻印古书的是马氏兄弟刻书是自编自刻。马曰官所著《沙河逸老小稿》六卷、《懈谷词》一卷,马曰璐所著《南斋集》六卷、《南斋词》二卷,分别得到沈德潜、杭世骏的高度评价。在马氏兄弟苦心营造和带领下,扬州徽商“追风附雅”文化氛围浓厚。

其实,扬州马氏兄弟藏书刻书和著书立传只是徽商风雅文化一个缩影。徽商风雅文化情结源远流长。徽州传统人文情趣和崇儒好儒的文化心理成为徽商文雅文化的渊源和根基。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道,徽州“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南宋著名学者罗愿说:“其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徽州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南梁之任帆、徐离,唐朝之薛邕、洪经纶等,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和宗法文化,知书达理、崇尚儒雅成为徽州社会风尚。正如明徽州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中所说的那样:“大江以南,新都(徽州)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

徽州盛行的重文重儒风俗,许许多多徽商幼小在家乡耳濡目染,受传统礼仪文化熏陶和影响颇深,逐渐养成儒雅文教习性。客居在外后,大多徽商经商致富后仍追求着礼仪风雅生活品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以儒饰贾,以贾长儒,从而赢得客居他乡人们赞誉。新安徽商程白庵客居吴苏,“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徽州学士归有光在《震川先生集》中写道:“程氏由名水而涉,自晋太守梁忠壮公以来,世不乏人,子孙敷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与?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与?”徽商这种“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文化心理情结渐渐外化为追风附雅文化动力。

徽州商人的“风雅”文化心理情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商人相当部分是迁徙徽州的北方皇亲贵族后裔,先祖的辉煌及业儒仕途曾经的显赫,深刻激励感召这些后人的追思和奋进。渴望业儒入仕的文化心理情结的根深蒂固,影响着徽商贾而好儒甚至弃贾从儒入仕。《休宁西门汪氏宗谱》记载:明休宁徽商汪镗卒日叮嘱其孤曰:“吾家世着田父冠,吾为儒不卒,然麓书未尽蠹,欲大吾门,是在尔等”。汪镗临终遗言道出了一代徽州商人渴望“业贾入仕”心愿。

这种“风雅”文化心理驱使下,行商致富的徽州商人一方面除了捐资助学,兴建书院,鼓励资助弟子参加科举猎取功名外,一方面钻研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著书立传。《汪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中记载了歙县潜口徽州商人汪应庚经营盐业于淮扬间,清乾隆元年间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遂“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又出资一万三千金购买土地一千五百亩,归诸学校,以土地所入用于学校的维修和乡试之费的轶事。

明嘉靖年间婺源商人李大祈早年诵学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财力日渐雄厚,然“每以幼志未酬,属其子,乃筑环翠书屋于里之坞中,日各督之一经,”并循循劝诱诸子努力学习,“以故诸子发愤下惟,次第尉起,或驰声太学,或叨选秩宗,翩翩以文章倾人耳,……”。此史实记载于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

顺治《休宁西门汪氏宗谱》之《光禄应诰公七秩寿序》中还记载了明休宁盐商汪应诰常年经营盐业,足远涉闽越,资产丰厚,“然翁虽游于贾人乎,则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治《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全》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批阅辄竟日。每遇小试,有宿士人茫不知论题始末者,质之,公出某书某卷某行,百无一谬,……”。歙县木材商黄筏史称其“博览群籍,好文学,左、国、庄、骚、史、汉诸书,风诵如流,兼通天官、堪舆、六壬、演禽、奇门诸术,……有《虚船诗集》二卷,文一卷。”为世人所赞。这些徽商不仅酷爱文史诗书而且还著书立传为明清文化传播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歙《潭渡黄氏族谱》之《蛟峰先生传》中记载歙商黄蛟峰著有《读易抄》3卷,《尚书备忘》12卷,《春秋传略》2卷,《四书备忘》14卷,《性理便览》18卷,《史鉴会要》64卷,《通鉴外传》5卷,《蛟峰文集》4卷,并且“皆经世实学,非剽窃豆丁者比。”婺源徽商董邦直“喜歌诗,兼工词,著有《停舸诗集》四卷,《小频伽词集》三卷,唐邑侯额以‘才优学赡’,雨艽徐御史赠以‘艺苑清芬’。”大学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谭》还记载了歙商鲍廷博刻录收集文献轶事。“乃集其家所藏书六百余种,命子士恭由渐进呈”。受到清廷嘉奖,特赐内府刻《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鲍廷博父子还刻有《知不足斋丛书》三十余集,时称善本,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传入宫中,仁宗看后,深为感叹,“有旨赐举人,传为盛事”。

正是徽商们饱学“风雅”,推动了以理学为代表的徽州文化传播和发展。扬州马曰官、马曰璐兄弟提倡儒雅文风,修筑“小玲珑山馆”、“街西老屋”,为四方名士传播朱子理学和宗法文化提供聚会结社的场所。徽商在提升儒学文化素质和风雅品性同时,竭力熏陶培养家族弟子。民国《黟县志》记载,黟县名医李声远世家业贾百余年,他秉承先业,昌明所学,为义务终竟,名噪天下。尝训子培芳:“医之精义尽在书,不达书理而欲成名医未之有也。”于是,其子培芳发愤苦读,一举成名。

徽商文雅文化传播加速士商融合。许承尧《歙事闲谭》中写道:“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仕者,更未易卜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岩镇志草》中也写道:徽商“居者为儒,出者为贾,相好相济而不相扰”此士商融合一身,成为商界人杰,堪称其他商帮表率。“凡为商者,当益知所劝矣”,由此使儒商著称徽州商帮称雄三百年。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05:58:47] | 评论(0)
 
徽商文化之“和合”文化
2017-06-21  
编者的话:早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徽商合伙经商就已出现。这种结伙经商文化源于其宗族文化传承,乡土观念极重徽人客居异地必然受到当地人和其他地方商人的排斥。为能在他乡异邦立足,从商业贾则需要利用乡党族亲结成规模庞大的团伙,协同经营。于是,客居一方的徽商一方面通过父携子、叔带侄等亲缘乡族关系联合建立共同的“义冢”、“厝所”、“善堂”和“会馆”等慈善机构和聚会议事、联络乡谊的场所,“携族人乡党与共事”结盟合伙经商。另一方面,徽州宗族不遗余力支持和帮衬成为徽商结伙经营以至形成商帮力量源泉。同宗族人出钱出力,合伙经营、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成为徽商经营特征。为了迎合这种合伙经商的需要,徽商们需要一种凝聚团结的“和合”文化精神作为激励内核,在各种商会和公所纽带和桥梁作用下抱团前行。无疑,这种和合文化精神强化了徽商的凝聚力竞争力,成为徽商历史上称雄三百年经久不衰根本原因。

   《金太史集》卷一中说到徽人结伙经商现象:休、歙“两邑人以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小亦数十家、数家”。这里形象描绘了徽州商人“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经商并能维持“千家百家”生计的情形。其实,早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徽商合伙经商就已出现。《许氏统宗世谱·处士孟洁公行状》中说到徽人许鹏在正阳关经商20余载 “睦于亲旧,亲旧每因之起家,故正阳之市,因公而益盛”。逝后“挽者三千人,观者万人”,祭祀规模超过了达官贵人。许赠之所以成为正阳关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门下聚合了一大批徽商,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商贾群体。当年歙县西溪南的汪道昆祖父汪玄仪也曾在明成化年间率领弟侄10余人前往河北、山西结伙行贾,跟随他发家致富。

    徽人结伙经商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渊源,从商风习形成是徽人结伙经商的一个标志。万历《歙志》中记载正德年前徽人安于垄亩,过着“耕则有田”、“艺则有圃”的农耕生活。从正德末嘉靖初,徽人从商风习始盛,“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建,起落不常”。但《晋书》载,晋时,徽州人就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商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大学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之“歙人出贾时期”中则说道,许氏祖先在“正统时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志言殆举其概略耳。”

歙县《溪南江氏族谱·赠安人江母郑氏行状》记载,歙县溪南人江才,早年立志经商,苦于资金不足,其妻郑氏摘下首饰为丈夫筹集商本,并鼓励说:“乡人贾者会九,君宁以家薄废贾邪!”江才生于成化十年(1474),可见成化、弘治年间歙县溪南一带出贾之风兴盛。歙县《竦塘黄氏宗谱》之《明故处士黄公豹行状》中也记载,歙县竦塘人黄豹少时家境清寒,见邑中富商大贾,饰冠剑,连车骑,交守相,扬扬然,诩诩然,卑下仆役其乡人,喟然叹曰:“彼之夥夥者,独非人耶?”遂立志经商,终成富贾。黄豹少年时期正是弘治初年。此时,竦塘一带富商巨贾云集,成为邑人竞相效法的榜样。

南宋开始,出现了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徽商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明末文学家凌蒙初说:“徽州风俗,在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戏曲家、徽州人汪道昆也陈述:“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左儒”讲的都是这种情形。

徽州,山多地瘠,耕地不足自然条件和特产丰富的生产经济状况使得经商从贾成为徽人赖以生存和扩大财源重要途径。正如明末唐顺之所说的:“新安土尧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而徽人的乡土观念极重,客居异地必然受到当地人和其他地方商人的排斥。为能在他乡异邦立足,从商业贾则需要利用乡党族亲结成规模庞大的团伙,协同经营。于是,客居一方的徽商通过父携子、叔带侄等亲缘乡族关系联合建立共同的“义冢”、“厝所”、“善堂”和“会馆”等慈善机构和聚会议事、联络乡谊的场所,“携族人乡党与共事”结盟合伙经商。

据史料记载,会馆中有徽州六县同乡共建的徽州会馆或新安会馆;有各县同乡分别建立的歙县会馆、婺源会馆等;有同乡兼同业共同建立的杭州徽商木业公所、苏州的大兴公所等;有徽人与其邻近地方同乡合建的徽宁会馆等。会馆功能日臻完善。除了互济互助,力行善举和兴办文教,培育子弟及礼神聚会,联络乡谊外,最主要的是谋求同乡商人的共同利益。在徽商看来,这些大大小小、功能各异的会馆、公所已经成为全体徽州商人赖以生存和依靠的同乡组织。

在长途贩运商业日趋发达的明清时代,徽州商人把“走贩”一业视为牟利生财的主要行当。他们往来于各商会间,逐渐形成了商品运输的网络。光绪《婺源县志》中记载,清朝乾隆时,婺源商人俞焕就曾“于饶州、苏州、金陵输建会馆,于芜湖立枭矶庙,修鲁港堤”。从成化、弘治之际,徽商逐渐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了优势地位,黄氏宗谱记载,歙县的竦塘黄崇德起初在山东经商致富而为大贾,后以其雄厚的财力和能说善变才能使得许多建议多被盐官采纳,连山陕盐商也对他的宏论深为折服,推选他为众商首领。“连栋广厦,膏田满野,废居积贮,充于维扬”。由此,巨贾富商的竦塘黄氏一族成了“富等千户侯,名重封”之家,反哺了徽商商帮,促使徽商在异地盐业经营发展。

徽商结伙经商以至商帮形成除了徽人从商习俗文化传承外,更有赖于徽州商帮内部的乡族关系支撑。一方面,徽商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千年之冢,不动一抱;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族人共同祭祀的祖坟、祠堂,族人共享的祠田族产,聚族而居的村落,宗族的保护下的各种依靠凝结成徽商们厚重乡土宗亲观念,促使徽商们“三年一归”地祭祖宗,叙宗谊,不惜巨资造祠堂,置祠产,修谱牒,资助族人,推动徽州宗法制度发展。另一方面,徽州宗族不遗余力支持和帮衬成为徽商结伙经营以至形成商帮力量源泉。同宗族人出钱出力,合伙经营较为普遍。休宁人程锁,年轻时家境清寒,为了摆脱贫困,他联合了本宗族中10位精敏强干的族人,每人出资300缗,合伙经商,在湖州一带地方经营小本生意,经过一番艰苦创业和拼搏,生意兴隆,而后族人都成巨贾富商。

同宗族人统一经营也成为合伙经商另一模式。歙人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业,资本积累颇丰,后安排族内“诸子弟”在附近州县开设分店。族内子弟在收当、赎当、利息计算等方面听从汪通保调度指挥。汪通保及“诸子弟”终于成为乡里富商。

此外,同宗族人在本宗族商业带头人的指导下,分散经营也成为徽商合伙经商的典范。徽人程君年少时跟随舅父经商于江淮间,逐渐积累资本,由“下贾”变成“中贾”。后来,他去两广去经商,宗族子弟在其门下经商者有数十人。程君贷给他们资金,指点经商策略,经过几年努力,子弟们施展才能个个都富贾一方。

徽州商帮形成还有赖于同宗商人与官僚结合,借助封建政治势力的庇护扩大经商规模。出自歙县盐商之家的曹文埴官至户部尚书,其子曹振镛官至吏部尚书、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而曹振镛之弟曹其则在扬州业盐,因有父兄撑腰,所以“淮北人多赖之”。据嘉庆《两淮盐法志》中的《科第表》扎列,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的160年中,徽籍人中进士者85人,任各类官职者101人。这些进士、官僚绝大多数都是经营两淮盐业的徽商子弟。

徽州商人以其牢固的宗亲血缘、地缘关系作为联系纽带,结成牢固的商帮。每到一地得以立足,便呼朋唤友借助群体的力量谋求发展,从而垄断他乡异土的经营市场。为了迎合这种合伙经商的需要,徽商们需要一种凝聚团结的“和合”文化精神作为激励内核,在各种商会和公所纽带和桥梁作用下抱团前行。徽商这种和合文化精神不仅表现在家人、宗族、同乡之间的互帮互助,也体现在各个商业团体的同舟共济、互通有无,当时遍布全国各地的徽州会馆,更突出体现了和合文化精神,极大地强化了徽商的凝聚力竞争力,使得徽商称雄三百年经久不衰。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13:23:36] | 评论(0)
 
徽商文化之“信”文化
2017-02-22  
编者的话:徽商营商行贾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这不仅成为其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成为其取信于民、生财有道之本。徽商诚实信用的品德不仅表现在经营理念和为商行贾中,还体现在帮同行的诚信对待上,往往“以礼接人,以义应事,”业主待役夫以恩信,役夫对业主心悦诚服。徽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有着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作为“文公阙里”徽州无不受着儒家思想集大成的程朱理学思想的熏陶和影响,由此,徽商受儒家“诚信”思想的影响颇深。这种诚信义利文化思想理念浸润在徽商灵魂深处,处处体现在商贾经营中,成为了经商行贾的价值取向和尺度标准,也成为徽商雄踞商界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明代文学家、歙人汪道昆在其所著的《太函集》记载:“长公(程锁)中年客溧,其俗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长公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急赴长公。癸卯毂践伤农,诸贾人不入。长公独予平价,囤积之。明年饥,毂价踊贵。长公出毂,市诸下乎,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这里,汪道昆记叙了徽州商人程锁经营中讲道义、重诚信的轶事。

  汪道昆《太函集》的《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一文中,记载了明代嘉靖年间休宁著名的徽商程锁详细生平。程长公名锁,字时启。他不仅有着吃苦耐劳勤奋创业精神,在其父病逝家道中后,为了生存,邀结本村志同道合者十人合伙在吴兴县的新市经营布业,吃苦耐劳,“与十人盟,务负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冬不垆, 截竹为筒,曳踵车轮,以当(挡)炙热”。而且他善于经营理财,在溧水县“倍收子钱”的高利贷资本经营中,程锁以“什一”之利经营,实行薄利多销,竞争取胜。尽管如此,程锁跟大多徽商一样在经营之道上奉行“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理念,讲道义、重诚信。如文中所叙溧水经商中,按当地惯例春天贷款,秋天倍收利息。但程锁仍坚持只收十一之利。当遇年收大丰谷价低贱之年,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购存储。待翌年遭遇饥荒,物价上涨之际,程锁仍“出谷市诸下户,价与往年平。”这种诚信善德之品为当地人“诵义至今不绝”。

 其实,徽商诚实信用的品德,程锁德行仅仅是一个缩影。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徽商营商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经营之道就在于“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吴南坡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从而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恰遇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刘淮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日渐兴隆。

明末清初的歙商江国政曾在淮阴经营多年,亲友见江国政忠厚诚实,纷纷集资交与其经营,数目达数千金之多。江国政始终“诚实持躬,丝毫不苟”秉性,从不欺瞒亲友。明末动乱,江氏资产洗劫一空,亲友投资荡然无存,江国政却变卖家产系数赔付亲友投资和损失,自己变得倾家荡产“家徒壁立”,江国政诚实守信品德感动乡亲,得到江东父老尊敬和赞誉。

徽商诚信为本不仅表现在经营理念和为商行贾中,还体现在商帮同行的诚信对待上,他们往往“以礼接人,以义应事,”业主待役夫以恩信,役夫对业主心悦诚服。歙县商人程之藩随父去四川业木,役夫常有数百人,《戴南山先生全集》中记载:“之藩遂为之长,结以恩信,役夫无不悦服,悉听其部署。”徽商江明生本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业盐,因其诚笃可信,族人一巨贾延请扬州任以鹾务,“君诚笃谙练,握算庭户管钥之间,业兴海滨千里之外,用能主宾倚重,相以有成”。可见江明生对业主诚信不欺“主宾倚重”,而且对于下属用事者也坦诚相待“握算庭户管钥之间”,用事者积极经营。自然“业兴海滨千里之外”。

清代婺源商人詹谷远赴崇明岛为本乡一商贾经营典业,业主年老归乡,后太平军起事战乱,道路梗塞近十年。在此期间,詹谷“竭力摒挡,业乃大振”,10年后,业主之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出入市籍(账册)交还,涓滴无私。崇邑之人咸服其公直。其子亦深感焉”。不久,詹谷告辞还乡,“临行,(主人于)薪俸外加增四百金,辞不受。惟殷殷部署后来肆务,悉当乃归”,诚信本色在徽商詹谷身上淋漓尽致体现。

在诚信之道理念上,徽商认为此不仅是行贾之本,更是行商盈余之源。歙商许宪在总结自己经商之道中由衷感到“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徽商鲍雯经商中认为“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人亦不君欺,久之渐致盈余”。由此,徽商重然诺,守信用,在同行中信誉高。婺源商人洪胜“生平慎取与,重然诺,有季布风,商旅中往往藉一言以当质券。”可见徽商以诚为本的“一诺千金”绝非虚言。

 徽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有着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诚信”思想一直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明清之际,享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誉的徽州无不受着儒家思想集大成的程朱理学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均认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这种“诚信为本”的理学思想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这种理学之为行为准则。自然,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无疑受儒家“诚信”思想的影响颇深。

在徽商看来,商以义为利,以儒道行商,不仅有利于长远的商业利益,而且在人格上也取徽得了与重义的士子平等的地位。因而徽商倡导“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缝章而后为士也。”这种诚信义利思想文化理念浸润在徽商灵魂深处,处处体现在商贾经营中,成为了经商行贾的价值取向和尺度标准。徽商张光祖业商中,“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最多”。黟商舒遵年幼学商,精推算善权衡,三十而立“然与市狡诈之习不类”,对于经商行贾中得益儒家诚信利义“圣贤心法”感悟,舒遵说道:“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而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遂多狡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小也,狡诈何裨焉。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何暇观他书哉!”

正是在程朱理学儒家思想熏陶感染和启迪下,徽商认识到“民无信而不立”,商无信必败的道理,经商中格外注重商业信誉,尤其是商品质量上,“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明清时期,各地商贾云集江浙和中原,投机取巧,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而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确保商品质量,维护客商利益,甚至不惜血本,决不掺杂使假,体现了徽商以诚信为本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不仅如此,为了诚信有约,还在契约和章法上立下规矩以约束商人的举止言行。

明代徽商汪通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讲究信誉,典业规模不断扩大,于是,他给各地分铺立下“五不准”规矩:“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枯)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人奇羡,毋以日计取盈”。这里明确告诫典当经营中不准欺行霸市、垄断经营;还本钱时,不准以劣质铜钱掺杂其中,不准短少;收利息时不准收零头,也不准以日计息而多收。正是这种诚信和义利商德,汪通宝所设典当铺赢得当地信誉,《太函副墨》记载当时盛景:“于是人人归市如流,旁郡县皆至”。

清光绪年间,徽商程振之等5人合资经营粮食贸易,合同中明文规定:“立合同议据人程振之、程耀庭、陈博之、吴紫封、程润宏等志投意合,信义鸿猷,商成合开溪西码头上永聚泰记粮食行业生意”,“自议之后,各怀同心同德,行见兴隆,源远流长,胜有厚望焉。”这种以合同形式将诚信为本“约法三章”订立在契约中,以此约束契约人举止成为徽商经营特点。这种君子协议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徽商将这种诚信为本的理念深深根植在契约经济文化中。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07:48:57] | 评论(0)
 
徽州宗法制度之徽商
2016-11-22  
编者的话:作为商界历史奇葩的徽商能够崛起称雄数百年除了有其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外,后期的发展和鼎盛与其为商之道、宗族支撑和官商一体密不可分。在徽州宗法制度文化熏陶下,徽商通过功名价值心理的整合和作用,在商业活动中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和诚信商德,一方面促进商业发展,另一方面强化了徽州宗法统治秩序和文化传播,确保古徽州社会稳定和发展。

        徽州宗法制度之徽商

大学士、歙县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记载了南京莫愁湖畔的一位称作“琐琐娘”名妓在徽州的轶事:“琐琐娘,艳姝也,妙音声。明嘉靖中,新安多富室,而吴天行亦以财雄于丰溪,所居广园林,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琐琐娘名聘焉。后房女以百数,而琐琐娘独殊,姿性尤慧,因获专房宠。时号天行为百妾主人,主人亦自名其园曰‘果园’。无何,琐琐娘遭疾死,天行痛之甚,葬之果园中,上植牡丹数本,筑土而环之以为台。”

文中提到的吴天行便是原歙县西溪南村盐商巨富,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特别称号“百妾主人”,一生妻妾过百。明嘉靖、万历年间,吴氏家族在当地的徽州已是远近闻名“财雄西乡”的盐商大族,极其显贵。吴天行的父亲吴无逸建有一座大型私家园林,名为“十二楼”。园林建成之初,吴无逸请姻亲兵部左侍郎汪道昆亲自撰写了一篇《十二楼记》。吴无逸逝后,“十二楼”传到了吴天行。吴天行又耗巨资修缮装饰“十二楼”。当年江南风流才子唐伯虎、祝枝山专程慕名前往来西溪南村作客,为吴天行“十二楼”指点。“十二楼”在徽州当地豪奢空前,园内建有“藏春坞”、“钓雪园”都诸多景点,亭台楼阁,假山奇石,花卉异草,繁花似锦。

“聚资百万”吴天行建林园纳百妾,散尽金银广罗美女,除了花巨资娶回的“妙音声”的琐琐娘的宠妾外还先后纳娶了一百多个妾,每个妾服侍丫环两人,“十二楼”佳丽三百,绮纱罗裙,徜徉花间,巨贾吴天行沉湎花月中,歌舞达旦,不知日月。

   清代余怀的《板桥杂记》中这样描述吴天行纳妾李大娘的记载:“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人气。所居台榭庭室,极其华丽,侍儿曳罗胡者十余人。置酒高会,则合弹琵琶、筝,或狎客沈云、张卯、张奎数辈,吹洞箫、笙管,唱时曲。酒半,打十番鼓。曜灵西匿,继以华灯,罗帏从风,不知喔喔鸡鸣,东方既白矣。

后归新安吴天行。天行钜富,资产百万,体羸,素善病,后房丽姝甚众,疲于奔命。大娘郁郁不乐,攘所欢胥生者,赂仆婢,通音耗。渐托疾,客荐胥生能医,生得入见大娘。大娘以金珠银贝纳药笼中,挈以出,与生订终身约。后天行死,卒归胥生。胥生本贫士,家徒四壁立,获吴氏资,渐殷富,与大娘饮酒食肉相娱乐,教女娃人歌舞。生复以乐死。大娘老矣,流落街市,仍以教女娃歌舞为活。余犹及见之,徐娘虽老,尚有风情,话念旧游,潸然出涕,真如华清宫女说开元、天宝遗事也。”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发现“钜富,资产百万”吴天行因奢侈无度,结果“体羸,素善病,后房丽姝甚众,疲于奔命”,“郁郁不乐”的李大娘“红杏出墙”暗通旧时相好胥生,偷盗吴天行的家产,以致“生复以乐死”,最终落得“流落街市”悲惨结局。

其实,巨贾吴天行轶事只是徽商富贾一个特例。对于绝大多数徽州商贾来说,能够在商界傲视群雄,屹立三百年不衰,这与其吃苦耐劳,勤奋创业百折不回的创业精神和诚信为本,重义轻利行商品德息息相关。曾为吴无逸“十二楼”撰写楼记的汪道昆,就是歙县西溪南同乡,因为父辈富贾盐商世家,家资钜万则希望子孙后裔从儒为士,科举试第。汪道昆不负众望,嘉庆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当年汪道昆的祖父汪玄仪曾率领本族弟侄家人10余人闯荡河北、山西结伙行贾,秉着诚信义利,历经千辛万苦赢得家业兴旺。

明人蔡羽的《辽阳海神传》中记载了徽商程宰百折不挠、勤奋创业的曲折经历。正德年间,徽商程宰远赴辽阳经商,不料,生意失利,蚀尽本银,后受雇于人,在一家商号里当掌计。后来得到辽阳海神启示,以10余两银子的佣值作本,在药材、棉布、彩缎等商品贸易中屡屡获利,仅四年赚得白银数万两。正如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所述那样:“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纤啬之夫,挟一缗而起巨万,易衣而出,数米而炊,无遗算矣。”这种“挟一缗而起巨万”的“纤啬之夫”在徽州屡见不鲜。徽商崛起和兴盛靠的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

徽商的起源有其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清朝洪玉图在《歙问》中曾这样记载:“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驿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粟粮,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明末唐顺之也说道:“新安土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中记载:“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徽州地少人多,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加之赋役繁重,灾荒迭作,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重要成因。明末人所著的《天下路程图引》就描绘出徽州人沿新安江顺流东下苏杭地经经济发达富饶地区经商的一条重要路线。

当然,徽商的后期的发展和鼎盛与其为商之道、宗族支撑和官商一体密不可分。虽然徽州物产丰富,徽商经营种类繁多,盐、典(当)、茶、木成为徽商经营的最主要行业,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纸张、制墨、刻书及餐馆业位居其二,但徽商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所用的伙计,也多为族人,所谓“携族人乡党与共事”正是如此。日本学者藤井宏,归纳了徽商资本的七种来源,即合伙经营的共同资本、转授资金的委托资本、妻家提供或嫁妆转化的婚姻资本、亲友同族支持的援助资本、继承而来的遗产资本、官宦出资的官僚资本,以及白手起家的劳动资本等等。不仅如此,徽商宗族通过科举在朝中谋取的政治势力,也为徽商行业垄断,特别是盐业垄断,提供政治靠山和官僚庇护。

传统的封建农耕社会“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商贾居四民之末,在“理学第一”的徽州也不例外。可是,贱商观念不利于徽州宗族强宗耀祖需要,徽州宗法制度必须形成以宗族为核心,以读书与经商为途径来实现显亲扬祖提升宗族声望。徽商是如何通过族中徽商心理的整合来改变这种利义观呢?“十七在天下”为商贾的族人首先就对传统的贱商观念提出了疑问,开始了徽商的心理整合。明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写道:“吾乡业贾者会家而七,赢者会家而三。” 徽州商人足迹几遍天下,他们所到之处、所营之业中面临的挑战来自外帮商人。虽然徽州商人有着“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品质和商德,但仅靠商德难以摆脱为贾不利的处境。在当时历史境遇中徽州商人欲求竞争中成为赢者,必须“敦睦桑梓,声应气求”,结成“合志同才,营道同术”的商帮。这样,以乡族关系为联系纽带而组成的徽州商人群体的“徽州商帮”出现迎合了市场竞争需要,而徽商在心理整合的过程中,对传统理学的贾儒观、本末观加以改造、变通和融合,从而使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观为整个徽州宗族所容受。

在贾儒关系上,徽商认为这两者都是为了求取功名,为了宗族的最高利益。在农商的本末关系上,徽州宗族推崇“交相重”的利益观,“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实质上却均是宗族利益的发展的需求。徽商以义为利,以儒道行商,不仅有利于长远的商业利益,而且促使宗族利益发展。杭州的胡庆余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晚清徽州“红顶商人”胡雪岩为“济世于民”开始筹建胡雪岩庆余堂药号,并于光绪四年在大井巷店屋落成并正式营业的药堂。胡庆余堂门楼上现今还保留着创始人胡雪岩所立“是乃仁术”四个大字,它表达了胡庆余堂创办药业是为了济世、广济于人。这四个字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医者,是乃仁术也。”反映了当时就有难能可贵的诚实守信和治病救人的仁义。胡雪岩说“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这便是徽商胡雪岩的生意经。为此,明人汪湘在《汪氏统宗谱》之《弘号南山行状》中写道:“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缝章而后为士也。”     

除了宗族势力支撑下,商而兼士,贾而好儒徽州商人为了能在商业独傲群雄与宦官相互接托。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清代两淮盐商中几乎无一不以“捐输报效”之功获得爵衔。乾隆时歙县大盐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事迹,更表明官商结合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便督促子弟应试为官,为贾为宦事道相通理念在徽商心理上扎根。对于徽州宗族看来,习贾有利于为政,习儒也有利于为贾。两者相通更有利于宗法制度传播和发展。明人张浚在《张氏统宗世谱》卷八《毅斋翁传》记载了徽商张光祖“授春秋三传,领会奥旨,逮壮屡试有司,弗克展底蕴。寻业商,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最多”的轶事。

为士为商求取功名不仅能强宗耀祖“大振家声”,而且,徽商致富后,每每不遗余力修祠堂、续宗谱,促进和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发展。《丰南志》记载:徽商吴季长“孙曾罗列堂中,食指满百,或儒或贾,皆能大振其家声”。所以,徽州族人认为读书能“大我宗事”,经商也能“亢宗”,在孝梯上相通,贾儒相辅相成便成为传播徽州文化和宗法的两种手段和途径,贾儒两种功名相代践在徽州更是十分普遍的。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士金钟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中记载:“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于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

对于徽州富贾来说,“虽商也,而实非商也”,是徽商们的普遍心态,也是他们追求实现的两种功名融为一体的理想境界。明末徽人张祖光,自幼研习春秋三传,“领会奥旨”,科场失意后,弃儒经商。他“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最多”,终于成为“雄产乡邑”的大富商。这种徽商中“商而兼士”、“士而兼商”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所谓“弦歌溢里巷,转毂遍四方”,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徽商不惜花费银培养子弟发奋读书应试及第,以致“邑十家之村,亦有诵读之声”。每年应童子试者,各县常达午余人之多,据统计,徽人之中进士者,宋代有624人,明代有392人,清代有226人。民国大学士民国许承饶在《歙事闲谭》中写道:“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卜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兼士矣……”。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和诚信商德,崛起称雄数百年,成为商界历史的奇葩。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07:41:09] | 评论(0)
 
从“ADR”向“O D R”的嬗变
2016-11-17  
【内容摘要】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推进,“智慧法院”语境下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在电子商务领域和电子法院中功能作用凸显。作为诉讼解决纠纷重要补充,互联网加平台下的“O D R” 确立了第三方运用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微信群等信息技术工具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通过在线立案、在线证据交换、在线诉讼或调解完成各种争议解决,实现了快速便捷解决纠纷目的,缓解了法院日益增长的案件压力。本文从“智慧法院”语境下的“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功能定位、域外“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功模型和借鉴、如何构建和完善法院“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三个方面对大数据语境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这一论题进行阐述。

【主 题  词】智慧法院  O D R  构建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矛盾凸显期,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区域、行业、群体的利益诉求多种多样,矛盾纠纷错综复杂。特别是征地拆迁、医患关系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矛盾在网络舆情的推波助澜下,瞬间升级为社会事件,给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维权意识日益提高,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涌向法院。2015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改革开始实施,截至12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共登记立案1951.1万余件,同比增长24.7%。安徽省70余万件,29家法院案件突破8000件。黄山市法院从2005年的4428件,发展至2015年28320件,增加540%,而全市在编人员增加幅度为12.6%。这“表面是法院压力的增加,背后则带来司法资源的浪费、社会纠纷解决成本的提升等诸多问题。”案件标准体系尚未形成,类型化差别化管理机制不完善,法官手工作坊式办案模式不堪重负,解决工作的瓶颈,亟待需要一种社会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平台对于涌入法院日益增多的矛盾纠纷进行过滤、分流和化解。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月22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有效化解民生领域特别是劳资、医疗、环保等矛盾纠纷,防止发生个人极端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既可满足群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需求,也能打破诉讼“包打天下”的局面,优化司法服务。笔者认为:“智慧法院”语境下,法院借鉴域外多元化“ADR”机制成功经验,通过“O D R”在线诉讼和调解模式,构建一个主体多元、分类分流“替代性”纠纷解决便民服务在线平台和体系机制是当前解决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智慧法院”语境下的“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渊源及其功能定位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跟西方国家极力推崇的“ADR”的纠纷解决机制十分相近,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机制,这里的“替代(Alternative)”是相对于“诉讼”而言,泛指诉讼机制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美国第九上诉法院法官弗来彻(Betty Fletcher)认为,ADR统称为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办法,如谈判、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ADR这种纠纷解决的方式发源于美国,最早见之于美国解决劳资纠纷的案件,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民间性质的调解。20世纪70年代,ADR方式在美国全面铺开,其具体形式已不限于调解,而是包括了谈判、仲裁等,并且受到法院的推崇,直至1998年美国制定了《联邦替代性纠纷解决法》(The Federal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8),鼓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推行ADR方式解决纠纷。ADR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主要包括谈判、调解、仲裁及其派生形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方法体系,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并使其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源远流长,跟我国民间诉讼外调解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相关。明清时期我国传统社会各村乡民间纠纷调解主要有里长、老人调解,乡约、保甲调解,宗族、文会调解,中人调解等四种形式,里长、老人调解兴起于明初,鼎盛于明中期,而到了明末和清初,仅仅扮演“批老勘明”、“委老验契”、“作中劝谕”角色,里老制日渐减弱,而乡约、保甲民间纠纷调处作用越来越大。到了清中后期,宗族、文会调解,中人调解较为普遍,成为最主要的方式。对于同族同村民间纠纷,宗族的族长和长老等自治组织是解决纠纷的基本机构,大多数矛盾纠纷均可在宗族内解决。但势均力敌宗族间和大家族间重大矛盾纠纷,宗族组织解决不了,则提交遍布广土村野的“文会”组织精英“乡评”和调解。民国徽州的《丰南志》记载:“凡遇诸大礼节,即便邀请绅衿,折衷斟酌,此文会之役,有裨祠事”, 进而“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 这些民间调解人和组织对于诉至官府的各类纠纷在诉讼前均有着通过民间调解和裁决习俗。

具有社会主义人民司法调解特性的“替代性”调解机制则是源于上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一种司法审判方式则是对我国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继承和发扬,其主要特点是在村乡调解组织配合下裁判者直接深入纷争现场,了解纷争形成过程,调查收集有关纷争的证据,并在此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最终化解纠纷。虽然这种群众参与性调处特征较为明显,但跟“替代式”化解机制有着明显区别在于替代式调处功能的非独立性和依附性。由于长期以来,这种“替代性”调解方式成为民事纠纷主要解决方式,形成了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性的、快捷高效的电子商务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电子商务发达的欧美,替代性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即“ODR”(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应运而生。这种“ODR”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演化而来,主要模式是将ADR的方法和经验运用到全球电子商务环境中,以解决大量出现的在线纠纷的一种机制(也可解决离线纠纷)。ODR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涵义和范围,它包括全球电子商务环境中,传统的司法机制之外,解决B2C电子商务等各种纠纷的方法和模式。确切地说,正如ADR一样,ODR的出现,不是要代替司法解决纠纷的机制,而是弥补司法机制的不足。 

国内的电子商务纠纷领域ODR的运用已经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2004年6月,依托中国电子商务法律网、中国电子商务政策法律委员会,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在线争议解决机构“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并开通了网站。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进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势头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兴起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整体规模达到12.3万亿元,已成为交易额超过美国的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整体规模达到16.4万亿元。为解决日益增多的电子商务纠纷,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寻求自己的在线解决机制。淘宝、京东、苏宁易购、国美在线、当当、亚马逊等电商通过电子邮件、在线聊天、400电话等客服投诉途径解决纠纷。 

据不完全统计,淘宝2010年总共处理的维权是216万起,同年,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97.7万件。淘宝处理的纠纷相当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为了应对数亿买家与将近千万卖家之间每年数百万件纠纷,2012年12月18日阿里巴巴官方推出大众评审的社会化判定平台,争议双方可在相应的评审员库中各选择最多不超过15位评审员,加上一名淘宝小二,组成31人评审团就电子商务纠纷进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纠纷处理。2014年淘宝全年共有710多万个案例得到解决,共有416452位评审员参与了判定工作。 

不久前召开的杭州G20会议上,与会者预测2020年时将有20亿网民利用互联网在全球市场进行电子商务交易,到2017年,预计每年的网上投诉将达到10亿件。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海量纷繁纠纷将是“ODR”面对的新课题。不久前北京召开的第16届国际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大会提出了未来模式和设想,即“建立了与非诉讼渠道及司法渠道的有效对接,并拥有大量的工具与系统。这些系统支持人工调解或自动调解,或者混合调解。包括电子商务,网络社区、家庭纠纷等领域大量应用”解决纠纷。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大数据、云计算等为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催生着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平台和机制。智慧型的“在线法院”或网上法庭借助过电子通讯方式(包括音频、视频会议、网络视频会议以及网络传输方式等)进行的诉讼审理模式使得“ODR”功能机制成为其主要载体。

2015年8月开始,依托安徽法院系统综合诉讼服务网,安徽省法院实现网上立案功能,仅半年时间,共接收网上立案59282件,占同期立案数的14.7%,网络在线调解循序渐进推进,全省16个地市有11家法院开展了矛盾纠纷网上调解工作,2016年已成功网上调解案件1300余件。同时三级法院还将劳动人事、道路交通、婚姻家庭等纠纷集中领域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调解窗口引入法院诉讼服务网,使当事人快速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尽快找到适宜的解决纠纷机构。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法院截至2016年6月底,利用这种“ODR”的“e调解”平台机制总共受理调解案件385件,调解完成367件,其中超过50%的案件得以调解成功。 

笔者认为:“智慧法院”语境下的“OD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不妨可以作这样的定义和理解:即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网络化的模式(在线“ADR”模式)。这种运行机制实际是运用现代的网络技术,如电子邮件(E-mail)、聊天室(chat)、网络会议(web  conferencing)、视频会议(video  conferencing)等介质或传统的电话、传真,把离线状态下ADR的解决纠纷服务机制运用到网络环境下,由此营造一个虚拟的调解或仲裁的场所,解决大量出现的在线纠纷争议。与传统的“ADR”模式相同,解决争议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不同行业功能的多元化主体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流、替代性地委托和委派调解,调解不成即可仲裁。所以,“ODR”常用的主要方式是在线交涉(立案)、在线调解、在线仲裁。

这种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与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离线ADR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运行载体的网络化。“智慧法院”语境下的“OD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运行模式完全在网络科技的框架下运行,不仅有的各种计算机编程以及大容量的数据库以接受、存储、管理、处理当事人的案件,而且采用了包括电子邮件、ICO、网络视频会议等各种先进的网络通讯技术,并且具有防火墙技术、数字签名技术、加密技术、不可复制的徽章等各种保障信息安全的技术。这种庞大服务平台和系统能够在云计算等新型的计算机服务技术基础上使各种争议和纠纷的解决途径及方式方法呈现出供当事人选择的多样化特点。

(二)、自律前置的行业化。“OD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传统模式主要有三种:不公开报价和请求的处理模式(Blind  Demand /Offer Claim Settlement)(即计算机程序自动化地处理的模式,由双方在保留报价底线前提下,各自进入系统,输入请求数额或同意赔偿给付数额,在一定比例限度内由计算机反复进行转换协商意见从而达成合意)、在线ADR模式(包括了在线立案交涉、调解和仲裁)、计算机支持交涉模式(Decision/Negotiation Support Systems)(即通过专门设计的计算机程序,辅助争议各方达成最大满意的综合解决方案。可解决主体多样、争议焦点复杂的纠纷)。显然,在“智慧法院”语境下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模式突破了这种传统模式划分,而具备了三种模式功能复合性的特点。不仅具有多元化调处属性,而且通过计算机过滤选择和自动分流的功能将纠纷化解分配至各个替代性行业性调解主体领域,通过争执双方“自律前置”流程而化解矛盾纠纷。由此,“ODR”在尊重当事人意志自治基础上,引导大量企业通过网站徽章(Web Seals)、信任标记(Trustmark)、商业行为规范(Code of Online Business Practices)等业界自律机制,将自己与消费者之间的争议交ODR服务者处理,并承诺执行“ODR”的处理结果并将此“自律前置的行业化”功能引申到诉讼外调解领域,使当事人找到一条有利网络纠纷快速、便宜、公正地解决的可选择途径。

(三)、调处主体的多元化。“智慧法院”的“ODR”机制中法院专业化解功能与社会化行业及网格联动化解功能资源整合,使高效便捷的网络立案、远程查询咨询、网上证据交换、网上信访和网上诉讼等“一站式”诉讼服务系统跟保监、银监、医患纠纷处理中心、交警调处中心、公证调解中心、社保劳动纠纷调处中心、消费者权益保护调处中心、仲裁服务中心、工会妇联权益保护中心、律师事务所以及司法行政部门的人民调解中心等网络数据平台相链接而形成集约效力,从而实现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服务分流机制下的法院为主导、社会化调解组织和行业调解机构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综合性调解效益。

(四)、服务对象的国际化。“ODR”起源于电子商务全球化的背景,最初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全球性网上交易产生的各种纠纷。由此,诉争当事人都有着连接INTERNET的终端设备(目前主要是计算机),将纠纷提交“异国他乡”的ODR服务提供者进行处理的便利。无论是在线交涉、在线调解和仲裁大部分ODR网站处理争议的全部程序和环节都可以完全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站使用方法、程序规则、结案率等都可在网站页面免费查阅而且ODR网站还开设了多语言的界面,克服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有着极大的便利,凸显了ODR在线调处的“即时性”和全球开放性特点。

二、域外“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功模型和借鉴

西方最早网络法院雏型是1993年的美国密西根州的McGlothlin Courtroom。这是美国的威廉与玛丽法学院启动一项利用信息技术改革法院的研究项目“courtroom 21”,即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的科技来建构虚拟法院。2001年2月密歇根州议会通过“网络法院法”(The cyber Court Act)。2002年10月,密歇根州网络法院正式成立运转。它拥有与其他任何法院一样的权力,可以传唤证人以及要求当事人出示相关证件。网络法院的所有事宜由1名法官来安排进行,主要处理信息技术纠纷。但是根据法律规定,网络法院也可以处理其他商业事宜,如保险、银行、合同纠纷,以及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所有权人、董事和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 

更多的在线纠纷解决的“O D R”机制作用却表现在诉讼之外。美国eBay是美国的在线商品交易平台,在该平台上,每年有6000万件电子商务纠纷通过ODR解决。其有两种服务方式:一是针对买家没有付款或者买家投诉商品不符合描述,系统鼓励当事人通过在线协商方式自行解决纠纷。系统会为当事人提供结构清晰的实用性指导,帮助当事人避免误会,达成协议。如果通过协商无法解决纠纷,eBay将提供纠纷解决服务,当事人将进入讨论区,陈述各自的理由,最后由工作人员基于eBay的“退款保障”条款得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结果。这个“在线裁决”程序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当事人须在实际送达日或者预计应送达日期的30日内向eBay提出诉求。为了鼓励双方自行解决纠纷,卖方投诉的8日之后才可作出裁决;二是针对买家评论(买方对卖方的反馈),包括可能导致诉讼的诽谤反馈,交由一个独立的公司“网络调解中心”处理。他们提供的服务被称为“独立的反馈审查”,由经过训练的中立调解员在一个独立的讨论空间对双方的证据进行审查,听取辩论,决定买家评论是否符合应删除的标准。这一程序耗时7天,eBay会根据结果删除买家评论。   英国民事司法委员会自2014年开始探索ODR对于25,000英镑以下的纠纷进行小额诉讼的可行性。2015年底,英国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民事法院结构的最新研究报告,建议英国法院和审裁处服务中心设立“英国在线法院”(HMOC),通过在线方式办理数额在5万英镑以下的案件。同时得出结论认为:在线法院应当是一个综合性、三位一体的服务中心。第一层级在线评估,帮助当事人将纠纷分门别类,评估风险;第二层级在线辅助,由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助当事人调解,可以解决一部分纠纷;第三层级在线法官,由全职或兼职的司法人员根据在线提交的电子文档,对案件作出全部或部分的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裁决。

此外,英国于2009年成立金融申诉专员服务中心(www.financial—ombudsman.org.uk),作为金融服务部门的强制性ADR机构,它的功能是快速解决消费者和英国的金融业务部门之间的纠纷。通常由案件管理员书面告知当事人依据现有证据和陈述可以得出的公正合理的结论。如果当事人认同这一结论(据统计,当事人均认同的案件达到90%左右),则纠纷解决。消费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申诉专员的判定,一旦接受,这一判定即具有约束力。判定不可上诉,但可以进行司法审查。在2013年至2014年,金融申诉专员服务中心解决了518778件纠纷,其中487749件由协助者解决,31029件由申诉专员解决。

德国OnlineSchlichte(www.online-schlichter.de)为B2C线上交易和直接买卖提供在线调解服务。其调解员和顾问人员都是来自德-法欧洲消费者中心的中立律师。包括:自纠纷开始协助分析案情,为各方当事人提供法律建议,评估当事人的法律立场,纠正当事人对其权利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线建议使用了建筑模块和决策树的理论,实现部分自主。前期建议和评估一般可以帮助当事人达成早期协议。调解员对纠纷实施无约束力的建议。在三分之二的案件中,当事人接受了调解员的建议而达成和解。

2014年,Online Schlichter受理了约1500件纠纷,2013年受理1142件,2012年受理859件。纠纷从提交到解决的平均用时约为60天。大约28%的纠纷是关于商品没有送达,21%的纠纷是关于商品存在缺陷,17%的纠纷是关于消费者撤销交易。Online Schlichter的高调解率归功于成功运用科技解决小额纠纷。 

从全球化的ODR多元发展趋势看出,ODR将司法系统之外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和在线法院平台联通起来,充分整合资源,汇聚所有的数据和软件,建立多元性、包容性、共存性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三、构建和完善人民法院“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途径和设想

我国网络化多元解决纠纷机制服务平台与域外ODR平台相比有以下不同:一是运行模式和化解功能不同。域外ODR网络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大多平台功能单一,主要针对电子商务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保险纠纷而设立,排除诉讼外的其他网上纠纷解决模式。而我国网络化多元解决纠纷机制既包括了网上诉讼、网上立案、网上信访和网上执行等诸多功能在内,整合诉调对接各类纠纷解决方式,为各种纠纷类型、各种行业联调联处提供接入端口,进行模块化的组合和个性化的定制,同时还可以进行数据积累分析,进行资源整合和共建共享,为矛盾排查、预防纠纷、控制纠纷等多元社会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和经验交流借鉴;二是网络平台运行模式和主体不同。域外ODR平台是以公益或商业化运作为主。而我国网络化多元解决纠纷机制以公益性为主、市场化运作为辅,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法院指导模式搭建框架,多元纠纷解决机构(公益群众性组织、非盈利性社会组织、行业性协调组织、盈利性公司、ODR平台)积极参与共建共享、协调发展的模式运行。三是服务对象和化解纠纷的类型不同。我国ODR在线化解纠纷平台除了解决电子商务纠纷为切入口外,还囊括了解决网上、网下的各类不同纠纷。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目标,即“要根据‘互联网+’战略要求,创新在线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建立在线调解、在线立案、在线司法确认、在线审判、电子督促程序、电子送达等为一体的信息平台。”以实现周强院长提出的“2017年底建成全面覆盖、移动互联、透明便民、安全可靠的智能化信息系统”的要求。

未来“智慧法院”语境下的 “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和完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设想:按照多元化在线纠纷解决三级平台模式,即在“以淘宝网的大众评审团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自身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模式”、“全国法院系统统一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模式”、“ 综治组织建立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平台模式”基础上,通过改造升级云计算和大数据,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服务管理上的巨大优势,实现化解纠纷多元联合体的深度融合,达到三个新跨越:

第一、实现全国法院统一的四级联网、各类特邀调解资源相融合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新跨越。通过互联网标准服务实现调解资源和调解需求在全国范围的匹配和对接,聚合全国性的调解资源,积极发挥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律师调解、专家调解等各方力量整合作用,为大众提供一体化的在线纠纷解决服务。

第二、实现以ODR为纠纷解决的主要模式,非诉讼或ADR机制为补充的社会化多元联动纠纷解决机制新跨越。尽快完善和构建纠纷类型和个性化差异设计的纠纷化解系统。集咨询、协商、谈判、调解、仲裁、诉讼、执行、信访等纠纷解决方式,在加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等对接的基础上,引进专门法律知识群体参与多元纠纷解决工作,特别是推动律师参与纠纷解决,全方位、多主体、全流程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司法需求。

安徽黄山市法院自2014年以来,尝试构建“无讼社区”模式,达到了“小纠纷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法庭”效果。在三年以来将在各调解组织、社区中心等矛盾纠纷的聚集区域416起矛盾纠纷尝试采用借助社区QQ群和互联网的在线平台快速导入纠纷案源,并将纠纷信息的快速移送法院在线平台调处,调处率位91.6%,达到了线下调解和线上调解的共赢效果。今年,黄山法院将推进8家社会行业组织和16个社区在线纠纷服务平台与法院在线分流调处服务平台对接,实现案件管理、材料管理、数据管理的资源共享,促成纠纷解决资源实现横向联系,形成覆盖全面的纠纷多元解决网络体系,使纠纷能够随时随地得到快速解决。

第三、实现诉调对接新模式和自治机制新跨越。借鉴域外ODR在线解决纠纷成功经验和模式,构建和完善纠纷解决的行业性自治机制,在尊重当事人意志自治基础上,引导大量企业通过商业行为规范和协议等业界自律机制,将自己与消费者之间的争议交ODR服务者处理,按照企业自律运行机制解决纠纷;其二是完善和构建纠纷解决的职业化、专业化共享资源。法院在线指导下,在行业自律模式中增强专业化、职业化力量参与和引导调解;其三是构建和完善公众信任的纠纷解决系统设计。通过法院在线解决纠纷的一体化平台,将司法系统之外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和在线法院平台联通起来,集聚专业化、职业化调解资源,通过自治机制高效化解大量纠纷。

第四、实现在线多元解决纠纷人才队伍建设新跨越。“智慧法院”语境下的“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服务平台面临行政调解力量薄弱、专业人才资源缺乏等问题,尤其是缺乏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具有纠纷解决经验的调解员、仲裁员和具有互联网实务操作经验的ODR平台服务操作人才以及对在线纠纷解决有研究的理论专家人才,所以,必须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和优势,积极整合资源,借助一体化综合平台运用实现人才跨区域、跨专业共建共享。

结语:构建以ODR为纠纷解决的主要模式,非诉讼或ADR机制为补充,通过改造升级云计算和大数据,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服务管理上的巨大优势,实现化解纠纷多元联合体的深度融合是目前“智慧法院”语境下的“O D 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提档升级”新路径,对于实现“建立在线调解、在线立案、在线司法确认、在线审判、电子督促程序、电子送达等为一体的信息平台”目标意义十分重大。

    

作者:[八月雪] 分类:[科技] 时间:[08:59:53] | 评论(0)
 
徽州宗法制度之徽州商妇
2016-10-20  
编者的话:自汉唐以来,无数徽州商妇以俭朴勤劳,聪慧勇敢、坚毅顽强,默默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遵循族规家法,维系家族和睦安宁,助推徽商经济称雄于世,给灿烂瑰丽、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添加更加精彩的内涵。这些由无数徽商妇用生命凝结成了一部史诗,一曲悲歌,一座丰碑,令后人满怀崇敬地吟诵、传唱。

歙县大学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专门记载歙县西溪南 “玉勾词客”秀才吴震生之妻程琼轶事。许承尧笔下程琼才华横溢,诗情书画无所不通,只是红颜薄命在幼子不幸夭折后,她便撒手人寰,令人叹绝。许承尧写道:程琼“书画算奕,无不精敏,论事评理,微妙独绝。”“诗见《西青散记》。《题彭祖张苍象》云:‘苦惜年光恋幻身,白头私擅梦变边春。儿家酬酒凄然问,可有齐眉偶齿人。’《堤上感怀》云:‘花飞不哭哭开前,无始空花尽可怜。为眷春光也怡逸,泪江香海有晴天。’集古今宫闺德容兼备者若干人。”当程琼自感时日不多与朝夕恩爱相伴丈夫惜别时又含泪写下《有疾预别玉勾词客》一诗:“风流家庆古难均,共命并心异别亲。应恨块泥将打破,谁人再塑管夫人。”字里行间惜别之苦催人泪下。

   其实,在广土村野徽州社会民间,这样才貌卓绝徽商妇比比皆是。宋代寓居钱塘的休宁人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书香之家出身的朱淑真丽质聪慧,博通经史,精诗文、善书画、通音律,“文章幽绝,才色清丽,实闺阁所罕见者”。所著诗词作品大多已佚,其《断肠集》二卷,世人将其和大词人李清照《漱玉词》并称为“双绝”。

“程朱阙里”屯溪篁墩曾经被当地人形容成“白天有千人拜揖,晚上有万盏灯火,脚抵长片园,头枕凤来山,身穿六合水,代代出状元”的风水宝地。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歙县诗人潘世镛在其《新安大好山水歌》中写有《晚过篁墩》绝句:“水绕山环峙一墩,绿烟夹道近黄昏。停车细访先人宅,犹有千年老树存。”而其妻歙县人方掌珍也是诗人,著有《琴言阁诗集》四卷。方掌珍在《寒蛩》这首诗中写道:

切切虫声起,辉辉月满楼。

一灯初照夜,四壁共鸣秋。

露重吟方歇,更残织肯休?

寒衣缝未就,听此倍生愁。

诗中描绘了一幅深秋之夜徽商女夜织图。深秋夜,更深露重,虫声四起。微弱的灯光下,织机的唧唧声和着虫声,构成了秋夜促织交响曲。“寒衣缝未就,听此倍生愁。”一声倍感愁苦的叹息声,写出了徽商妇的无奈和凄苦,却成为这支交响曲的最终咏叹调!

民国学者胡在渭的《徽州女子诗选》中,收录了仅明清两朝63位徽州女诗人109首诗作。这些巾帼奇人、才女名媛除了受古徽州崇文尚学、民风淳厚的风尚和山光水色绮丽景色熏陶感染外更多的是抒发了无数徽商女对爱情向往和相恋人别离苦楚、无奈心声。

清代洪玉图在《歙问》中写道:“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梓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因为徽州地少人多,加之赋役繁重,灾荒迭作,为了生存,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既然经商当然要择路。而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水路是进出的最佳选择。“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重要成因。

不过,中原强宗豪族南迁徽州后,直至明清仍聚而不散。“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小民亦安土怀生。即贫者不至卖鬻子女。婚配论门第,治桂裳装具,量家以为厚薄。其主仆名分尤极严肃而分别之,臧获辈即盛资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颖里。”这样一个超然的宗族社会自然要“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宗族聚居与尊崇理学构成了徽州特殊的人文环境,宗族观念与“理学第一”成为徽州社会的普遍心理特征,而徽商的崛起和发展,使徽州宗法制度文化心理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以宗族为核心,以读书与经商为途径来实现显亲扬祖提升宗族声望。

于是,徽商的在宗族强力支持下,尤其是族中官宦的支持,加上徽州文化熏陶和辅助迅猛发展。明末文学家凌蒙初说:“徽州风俗,在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谚语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成为徽州社会特有现象,汪道昆感叹:“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左儒。”由于徽州以贾代耕“业贾者十七八”,男子十三四岁、十五六岁即外出经商者比比皆是,“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在这种情况下,徽州族人为了传宗接代、延续血脉的需要,在广土村野中,“十三爹十四娘”的男女早婚现象成为常态。歙县《丰南志》载:“孺人潜川汪氏,母陈,生孺人武林邸中。年十五,字次公,而次公年方十二,顾事之益加敬戒。”歙县丰南是吴姓家族聚居地,潜川汪氏15岁嫁给了13岁的吴次公,确实是“缔幼婚,聚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

更多的苦楚是徽商妇夫妻离别、长期寡居之苦。“邑俗重商,商必远行,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客久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清代歙县汪于鼎有一首《纪岁珠》的诗,记述的歙县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年青媳妇,新婚刚一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小女子在家孤苦伶仃,独守空房,仅靠做些女红刺绣换粮度日。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计算着和夫君离别的日子,每过一年,就要用自己的辛劳所积买一颗珍珠,放在床边小坛子里。二十余年后,当丈夫回家,家门却铁锁已锈,妻子三年前郁郁而殁。空房帏帐旁仅留小坛子里彩丝系着的珍珠二十多粒。汪于鼎诗中写道:“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在那些孤单和无助的日子里,宋代诗人朱淑真一首《春怨》刻画出那种亲人离别难聚的痛苦心迹: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许承尧在《歙县志》之《烈女》中写道:“按歙之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朱学,闺闱渐被砥砺,贞淑扬馨,殆成特俗”。徽州系朱熹桑梓之地,程朱理学之风盛行,徽商妇从小伴读《女儿经》、《素女经》、《女戒》,在长期“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节操观念的思想熏陶下,常年承受着孤寂和爱情饥渴的煎熬,尤为注重贞操。各个宗族都以朱熹《家礼》为宗旨强化对宗族女人教化和管教,如有违背轻则跪香鞭挞,重则驱逐出族,永不归宗。由此,徽州商妇在封建礼教钳制重压下,抱贞守淑,砥砺苦节,循规蹈矩地恪守封建“三从四德”,年复一年地孝敬公婆,教子劳作。民国《歙县志》记载:明清歙县烈女竟多达8606名、同治《祁门县志》则载祁门小县的烈女2839名、黟县旧志亦载明清烈女1834人。其余各县,亦比比皆是。因此也就有了“一门双烈”、“一门四烈”、“一门五烈”乃至“方门九节”之类的谥颂。据统计,在古徽州各类牌坊中,以彰女子“贞节”者逾三成尚多。而歙县82座牌坊中就有37座是贞节牌坊。棠樾百来户人家,历史上先后就有贞节烈女59人……与之相衬的是徽州女人那种历经磨难、辛勤持家、刻苦耐劳精神著称于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幼时“极贫”,其母蒋氏携三女租败墙破屋以宅之,且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纺织,勤以女红,供养亮吉刻苦读书。灾荒之年,蒋氏和三个女儿以糠代粮,让亮吉吃粮,亮吉不肯,母子相拥而泣。终有洪亮吉入朝为官,光耀祖庭。

   清道光年间茶商世家王茂荫,幼时丧父,由其老祖母方氏一手扶养长大。王茂荫后入朝为京官,赴任前,老祖母特别告诫:“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不欲汝跻显位,致多金”,王茂荫谨遵祖母教诲,只身赴任,不带家眷,不置房产,长年寄寓于同乡在京开设的“歙县会馆”,为朝廷国事殚精竭虑,直言敢谏,青史留名。甚至许多徽商经商之本也来自于徽商妇嫁妆。歙县人洪承章在吴越经商不利,资金匮乏,其妻劝夫课业,竟“脱簪珥佐之”。

   由于徽商大多早婚,“毕娶则可有事于四方”,初婚不久,则远去经商,“新婚之别,皆为故常”的徽人在外经商,难得回家探亲。“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而徽州宗族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多外出徽商为延续血脉纳妾蓄姬就成了一种填补的方式。明代徽商张禹“佐父廷行公为三湘七泽游,服勤左右,事继母、庶母尤以孝称”。显然,张有三个母亲:嫡母、继母、庶母,庶母即是父亲之妾。

也有的商人出外多年不归,为及时享受天伦之乐,瞒妻纳妾,“乐不思蜀”。光绪《婺源县志》卷二八记载了:“詹文锡……生数月,父远游不归。年十七,誓欲寻亲,历楚蜀,入滇南,终年不遇,哀号震天……经济渡处,有往黔商船,附之,兀坐长吁。商疑问锡,告之故,商曰:‘汝吾子也。’相持哭。自是偕眷属归。”

徽商妇就是这样,历经磨难,忍辱负重,以俭朴勤劳,聪慧勇敢、坚毅顽强默默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用自己的血泪撑持了一个个和睦的家庭;用乳汁和汗水养育了古徽州大批的人杰;以辛劳和智慧推进了徽州文化。由此,恢宏壮观、独一无二的徽州女祠问世徽州成为历史的必然。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12:54:39] | 评论(0)
 
徽州宗法制度之徽州楹联
2016-08-17  
编者的话:在黟县西递、宏村的古村落跟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一样引人注目的楹联比比皆是,修身、治家、处世、经商、言志、咏志内容浩繁,精致典雅。尤其是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对于徽州宗法制度传播和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徽州楹联匾额的内容,使之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楹联匾额所具备的特性,也具有徽州乡土鲜明的地域性和广泛的实用性。这种现象源于徽州族人对子孙熏陶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在族人看来对族人及其子孙进行程朱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熏陶和教育,对于名门望族确实“关系匪小”,不仅仅“有光于祖”,而且是“族党之望”。所以,借用楹联文化等多种教育形式强化宗法制度的传播和完善,对于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无疑是有效的途径和手段。于是,通过缮列粉牌,悬挂祠堂方式潜移默化地将族规中的忠君、尊祖、敬宗、正名分、倡孝悌、睦宗族、严门弟等封建伦理道德内容对族人及子孙进行灌输熏陶教育促使了楹联文化在古徽州的兴起、传播和发展。

道光年间,黟县巨贾胡贯三和许多徽商一样,历经千辛万苦,然后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和许多徽商不同的是村民胡贯三攀上的儿女亲家是当朝宰相曹振镛,所以胡贯三比别的徽商更加踌躇满怀。

曹振镛要从京城千里迢迢赶来西递相亲了,胡贯三希望这一次聚会风光无限。不是显山显水的荣华富贵,更不是一掷千金或者挥金如土。胡贯三想到的是在村口建造了一座走马楼,他要展现的是徽商“亦商亦儒”的精神,是风雅的风光和神采。一路奔波的曹振镛,明显是一付旅途劳累的感觉,但当他踏上走马楼,面对清新别致的远山近水,眼见八面来风,四山来朝奇山异景心情一下子畅快起来,心旷神怡的他呆在西递的日子,始终兴致勃勃。更使曹振镛称之叫绝的是村中几乎家家户户厅堂书屋梁柱上都挂满楹联。像“敬爱堂”的“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履福堂的“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瑞玉厅的“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本六经得来”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村中一副错字对联引起了他极大兴趣,“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的楹联中,“快乐每从辛苦得”中的快字少了一点,而“辛”字又多了一横,“便宜多自吃亏来”中“多”字少了一点,而“亏”字又多了一点,西递村中饱学之士比比皆是,为何会让这样一幅写“错”字的楹联悬挂在大厅正中呢?村里人告诉曹振镛,这是一位徽商老前辈告诫子孙的警世之言,这位徽商一生鏖战在商场,感受在人生和经营过程中,多付出一份辛苦,就能多收获一份快乐,多吃一点亏,往往能获得更大的便宜。所以在拟这幅联文时,用故意错字的方法,激起后辈们的关注,使子孙们记住这幅楹联的内涵,曹振镛听后兴奋不已。

其实,在黟县西递、宏村的古村落跟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一样引人注目的楹联比比皆是,修身、治家、处世、经商、言志、咏志••••••内容浩繁,精致典雅。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对于徽州宗法制度传播和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徽州楹联匾额的内容,使之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楹联匾额所具备的特性,也具有徽州乡土鲜明的地域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宏村承志堂是清末宏村大盐商汪定贵的私宅,整栋建筑为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建筑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全宅光是天井就有9个。堂内布局可谓金碧辉煌,不仅有内院、外院、前堂、后堂、东厢、西厢、书房厅、鱼塘厅、厨房、马厩、保镖房、男女佣人房等,还有专门的麻将室“排山阁”,以及鸦片吸烟室“吞云轩”。梁上木雕更是极尽奢华,有著名的“百子闹元宵”、“唐肃宗宴官”以及“三国演义”戏文等。最引人注目的前厅后堂书房所悬楹联别有文趣,前厅梁柱上悬挂的是“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宣扬的是知书达理,行忠尽孝的宗法礼仪思想,而后堂门联上悬挂着的是“读书执礼,孝悌力田”,承志堂东厢门柱上悬挂着的是“万石家风惟孝悌,百年事业在诗书”,书房悬挂着却是“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等等,一座承志堂成为了教育熏陶子孙循规蹈矩、读书耕种勤劳持家的学堂,充分体现出主人对生活的向往。

宅子主人汪定贵十六岁读完私塾,随本村长辈赴江西九江当学徒,开始了商贾生涯,后转在安徽芜湖聚顺盐号当伙计。他处事谨慎、办事稳重,获得老板信任,没几年又回到江西九江独自经商,渐渐成了九江的富贾,积蓄了大量资金。清末是汪定贵事业鼎盛时期。他先后在扬州、汉口各设一源顺盐号,生意越做越大,到后来往往两淮百船齐放,直抵汉口。同时,在家乡渔亭镇设盐店,在上海淞江购置店堂,长驻职员,来往于浙杭、两淮之间。后人称他"亿则屡中,佥日良贾"。到光绪末,汪定贵已跻身徽州巨贾之列。四处奔波经营有方然后腰缠万贯的汪定贵最明确的想法是,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是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但他更注重于儒家学说的宗族教育对子孙们熏陶和培养,于是别有心裁地在宅院中缮列粉牌,悬挂楹联谆谆教诲子孙。

《华阳邵氏宗谱•新增祠规》这样记载:“祠规者,所以整齐一族之法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宜仿王孟箕《宗约仪节》,每季定期由斯文族长督率子弟赴祠,择读书少年善讲者一人,将祠规宣讲一遍,并讲解训俗遗规一二条……爰集族众,将祠规公同核定,缮列粉墙,悬挂祠内,俾有遵守,用垂久远。”这恐怕是古徽州族亲家人在祠堂和家院厅堂兴盛楹联原因所在,因为将族规家法和德行规矩“缮列粉墙,悬挂祠内”便能够使得族亲家人“俾有遵守,用垂久远”。这种通过楹联等各种形式强化对族人进行程朱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熏陶和教育正是古徽州楹联文化的独有的特征。

古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知书达理,儒学成风不仅成为族人一种风尚,而且是光宗耀祖,弘扬族规家法的传统。“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世事每逢谦处好,人伦常在忍中全”这些或是直接书写于粉墙之上,或是挂在华丽厅堂的楹联,在不同族人宗祠村落里随处可见。正是由于徽州人笃信“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于是“山间茅屋书声响”,族人子弟们循规蹈矩发奋攻读,纷纷跻身科举仕途。

清雍正年间的《茗州吴氏家典》说到族人熏陶教育重要这样的记载:“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值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模楷,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由此看来,对族人及其子孙进行程朱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熏陶和教育,对于名门望族确实“关系匪小”,不仅仅“有光于祖”,而且是“族党之望”。所以,借用楹联文化等多种教育形式强化宗法制度的传播和完善,对于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无疑是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徽州宗法族规对族人的教育和灌输除在会馆书院讲学中传播外,还有两种形式一是借助祠堂场所和祭祀形式进行;二是通过缮列粉牌,悬挂祠堂方式潜移默化地将族规中的忠君、尊祖、敬宗、正名分、倡孝悌、睦宗族、严门弟等封建伦理道德内容对族人进行灌输熏陶。这样,徽州宗法制度崇尚儒学,推崇读书尊教的表现形式和教育功能深化了包括楹联文化在内的古徽文化兴起、传播和发展。在古歙县呈坎由于文人达官多,罗东序祠至今仍保存许多楹联、牌匾、名人书画、木石古雕等。一则直接在宗祠兴教办学,为族人学童授课,为赴京城考生筹集路费。二则通过悬挂堂匾、祠联、楹联这种形式来弘扬渲染推崇知书达理之德。

从徽州古楹联所展示的内容看,许多楹联蕴含着为当时徽州社会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崇儒尚文、含而不露的处世哲学。这在西递古楹联的三类楹联即格言联、言志联、风景名胜联中的格言联、言志联中显现突出。比如行好积善的,有“仁心为质襟怀广,善气迎人趣味长”。体现节俭持家的,有“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复有良图惟俭与勤”。体现重读好学的,有“得山水情其人多寿,饶诗书气有子必贤”。体现内敛外修的,有“君子不忧还不惧,丈夫能屈也能伸”。体现孝悌友爱的,有“孝弟传家根本,诗书经世文章”。体现仁义忠厚的,有“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体现为人谨慎的,有“世事每逢谦处好,人伦常在忍中全”。体现豁达宽容的,有“水惟善下方为海,山不矜高自极天”。体现知足常乐的,有“知足常乐不极乐,但于得时思失时”。体现洁身低调的,有“清以自修诚以自勉,敬而不怠满而不盈。”等等。

说到徽州楹联的程朱理学思想传播首先是“劝孝”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宗族“至孝至亲”的孝道。古徽州分布着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祠堂上百座,无论是宗祠还是支祠,祠堂的廊柱上的楹联大多体现的是尊祖敬宗,以申孝思内容。有体现宗族繁衍的,如西递敬爱堂祠堂联“十干衍派源流远,七哲名家气象新”,这里十干指胡氏宗族源远流长,后代分为十支;七哲指胡氏历史上出过七位哲人。有用于渲染宗族先贤名人事迹,起到教化启众传承的作用的。如宏村乐叙堂汪氏宗祠联“基开雷岗绵世泽,绪承越国萃簪缨”,通过楹联提及望祖越国公汪华,让子孙产生崇拜之情。二是对长者的“孝道”。 宏村承志堂一副楹联:“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从这幅对联中不难出徽商追求的是一个循规蹈矩孝悌社会,通过楹联来教育族人子孙要尽忠尽孝。 

其次,徽州楹联的“劝善”教化功能。古徽州人十分迷信风水轮回利用民居楹联,教育子孙积德行善。西递村履福堂中堂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来积攒来的不是金银,而是善事;宗族家亲放在第一位“好事”不是赚利和结交权贵,而是“读书”。

其三是徽州楹联的“处世”教化功能。徽商们四海为家一世闯荡,饱尝人世间苦楚,将处世哲学浓缩成楹联,悬挂告诫子孙吸取祖先处世经验以企光耀门楣。西递民居内有这样一幅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劝导教育子孙通晓人情世故,应酬上下左右关系,在社会上立足。

其四是徽州楹联的“修身”教化功能。徽州人十分注重儒家修身养性,楹联“能受苦方为志士; 肯吃亏不是痴人。”就是告诫和教育族人注重修身养性,磨练意志在艰苦环境中百折不饶以成大业。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08:01:20] | 评论(0)
 
徽州宗法制度之文会组织
2016-07-12  
休宁县西部山区“茗州”村碧水环绕、群峰叠翠,新安江上游的率水穿村而过,将山村围成两面环水。这里绿波涟漪、风光旖旎,是古徽州吴氏家族聚居的中心,《茗州吴氏家记》中记载:“《稽邑吴氏谱》:左台公自饶徙新安,而小逸公出其裔,则邑之吴姓于左台,固所共祖哉”。

明中后期,茗州吴氏家族发生多起祖坟被占,荫木被毁被侵事件,茗洲吴氏家族不惜花费钱财诉诸官府,进行了艰苦的诉讼。弘治十四年(1501年),鱼梁坑祖墓荫木被半郎汪产义盗砍一株,茗洲吴氏家族投诉于里长汪远、吴灿,协调无果,复具状告县而获得胜诉,吴氏家族修葺鱼梁坑祖墓,并“具仪品物展谢”。嘉靖二年(1523年)又发生昶二公墓被李藩侵葬事件,吴氏家族告状于县,县衙派当地文会人员前往实地踏勘,令侵葬者“备礼蘸谢”。万历七年(1579年)吴氏家族与上坦李氏发生碜坑口祖坟道路之讼,吴氏家族为打赢官司耗尽家财。

在茗洲吴氏家族这些祖墓被侵诉讼案件中,可以看出当地文会组织定纷止争的调解作用。《休宁茗洲吴氏家族记》卷十《社会记》中记载嘉靖八年(1529年)秋吴氏与浯潭江氏的一桩纠纷的解决。“浯潭江氏扬言:于清明日至我后山葬柩。集百人剑挺至门上,族子弟每都肄以待。会孚溪李质先、王源、谢文学镇为讲解。”

《休宁率东程氏宗谱》卷四《明故处士公辅程公行状》记载,“(程镶)选宗之贤,各出三百缗,创为会约,严立章程,号曰‘正义’,凡直人之枉,恤人之乏,均于此取资焉。”文中表述了明代文会的功能和作用。 “直人之枉”即调解纠纷,维护公平和地方安定。而“恤人之乏”,即文会组织担负周恤贫困之责,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这里文会中挑选出的知书达理和道德高尚 “贤者”,比较超脱和公正。宗族内部的纠纷通过族中长者或族长调解,而不同宗族之间的纠纷,往往通过文会调解而私下解决,参与文会调解的“贤者”往往是与纠纷双方有一定私人关系或影响力的第三者。

据文史典籍记载,我国的“文会”起源很早。《论语颜渊》曰:“君子以文会友”。后世便称文酒之会为文会。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集》卷三口:“昔时文会,长思风月之交。”《南史顾越传》曾记顾越“以世路未平,无心仕进,因归乡,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 徽州乃人文渊薮,明代以前已有众多文会,乾隆《沙溪集略》卷一《古迹》中记载:歙县沙溪儒士凌庆四在村南的八亩丘创办北园文会,与槐塘唐仲实、双桥郑玉两位先生时相往还,讲论阐明程朱之学,这是迄今为止古徽州文会最早的文字记载。

万历《歙志》对歙县文会起源发展进行了记载:“士则郡城有斗山会,自郡而西岩镇有南山会,其余巨族间亦有之。”“大都进德修业,由来尚矣,迄今百十余年。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哉!”,由此,古徽州文会鼎盛于明代中期。文中所及的南山和斗山文会在嘉靖、万历年间相继成立。南山文会在岩镇,嘉靖时为唐皋、郑佐所建。 “萃里士会文于此”。斗山文会在府城东面的斗山之巅,其前身为元代姚琏、唐仲实等人创办的讲学精舍。嘉靖十年,徽州知府冯世雍修葺扩建为书院,心学代表人物湛若水、邹守益、王畿等人先后在此讲学。万历十九年,大学士许国、按察使凌官重建,作为府县两城文会。明代中期后文人结社之风鼎盛,诗社、文社、禅社脱颖而出,文会蓬勃发展。据嘉靖年间歙县余端华《岩镇志草》贞卷记载,仅岩寺镇就有南山、斗山、杲山等文会。

到了清代、徽州文会分作宗族文会、社区文会、合都文会三类。文会组织成员人多具有地方文人、士绅身份,文化素质较高。凡致仕或退休回乡的官员、举人、秀才,以及未能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均可参加。文会开始人们以商讨诗文为主,除了谈诗论文,积极地宣扬儒家伦理,推行教化,被认为是“知书明理”文人荟萃的结社,在当地成为伦理道德价值示范和评估的代表。随着文人集会和交往的增多,文会定期举行,逐渐演变为经常性的组织。以至于发展到老百姓遇到宗族中难以解决的纠纷时,希望得到文会评判和仲裁。

文会组织作用有三:一是具有科举考试预备班的性质,特别是正月里总要发表科学考试的模似试题;二是起着亲善作用。三是当一些纠纷在祠堂里解决不了时,由文会的知识精英来“乡评”,明是非分曲直,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许承尧在《歙风俗礼教考》这样写道:“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于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廖,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不若他处之把持唆使之纷纷也。”

单姓村落的文会,一般由同族的文人组成的,文会有文人捐献的会田,其收入作文会活动经费。在多姓村落,文会是由几个宗族的乡绅组成的具有地缘与血缘的双重特征的民间组织,某些宗族长辈认识到文会的这种社会约束力,而努力使文会“宗族化”,这都使得文会能够而且有可能成为强有力的乡村自治组织。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07:52:17] | 评论(0)
 
徽州宗法制度之祭祀
2016-06-21  
南宋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大宋监察御史汪义瑞返回家乡黟县会昌乡延福里,那一年,距离他的母亲去世已有两年时间。他此次返乡之行的目的,便是为母亲的“大祥”之礼。按照徽州人祭祀习俗,“大祥”在古代就是父母去世二周年的祭礼。《礼记•间传》中这样记载:“父母之丧,又期而大祥。”因此,“大祥”这个祭礼在注重祭祀礼仪的古徽州来说,显得十分隆重。

此时的汪义瑞,已经从太学博士做到枢密院编修、再到秀州知州、监察御史等官职。在讲究孝道为先的徽州宗族社会,朝中做官的汪义瑞专门回到黟县老家开办祭场祭奠母亲,祭祀繁文缛节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黟县出土的八百年石制“龙简”中的内容中发现。“龙简”就是将民间家庭祭祀过程记载下来而向“上天地府”祷告的文书。在龙简的文字记录中,详细记录了汪义瑞为母亲开设法坛、大祥家祭、亡灵超度等活动长达五昼夜的过程。这里汪义瑞所行的祭祀之礼是古徽州民间祭祀的一种“家祭”,如宋代文学家陆游所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其实,徽州社会是中原氏族迁徙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那些移居徽州的中原士族的后人们,延续着千余年前中原古老的祭祀习俗。为了强宗耀祖,举行繁文缛节的祭祀礼仪成为了宗族传统礼仪文化传承的一项重要内容。《岩镇志草》中记载:“徽郡祠祭为重,百也不忘其本,知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族姓蕃衍,必有宗祀以统一之,上治祖称,下治子孙,风教之所关也。”这里祭祀发挥着“尊祖敬宗”,教化子孙重要作用。

《潭渡黄氏族谱》卷六《潭渡黄氏享妣专祠记》中记载:“报本之礼,祠祀为大,为之寝庙以安之,立之祜主以依之,陈之笾豆以奉之,佐之钟鼓以飨之,登降拜跪,罔敢不虔,春雨秋霜,无有或怠,一世营之,百世守之,可云报也”,在古徽州人看来,最为隆重是族人的“祠祭”,建立寝庙,让祖先的神灵有安身之处;藏神主于祜室,让他们有个依靠。对祖先勤加祭祀,鼓乐相待。祭祀之礼,一年四季不得懈怠,才称得上“报本”。

     这里“笾豆”系祭祀用的两种礼器。祜主,宋休宁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一《祜室》有解释:“宗庙神主皆设石函,藏诸庙室之西壁,故曰祜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祭祀时,将神主从石函请出,祭毕则送回原处。

   家祭和族祭礼制上遵循的是朱熹的《家礼》中规定的“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供奉高曾祖考“四龛”体例。大学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之“歙风礼教考”中说到:徽州人“祭礼,尽遵文公《家礼》,各乡小异大同。家祠祭先,则以春秋二仲,有举于致日者,则僭矣。墓祭最重,曰挂钱,亦曰挂纸。举于清明,标识增封也。族祖则合族祭之,支祖则本支祭之。下及单丁小户,罔有不上墓者。” 许承尧大学士在此详尽地介绍了徽州当地祭祀仪礼风俗习惯。

按照许承尧大学士划分将祭祀礼制分为家祭和族祭,而在种类上又分为社祭和墓祭,其中还说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的小年的灶祭。不过,家祭发展到合祖之祭有一个历史过程。元代休宁人赵方在《知本堂记》中记载了婺源汪氏一族建的“知本堂”,这祠堂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时享月荐”,主祀制度等祭祀礼仪繁杂有序,泾渭分明,非常近似于明清徽州祠堂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归属于宗祠建筑之列。“知本堂”北面三间供奉汪氏始祖汪候,迁居徽州的汪氏始祖汉末龙骧将军汪文和和婺源大畈的汪氏始祖汪中元等三人,其左右还昭穆有序地排列着汪氏十余世的先祖,这样的设置已远远超出朱熹《家礼》所规定的“高、曾、祖、考”四代祭祀礼仪标准。这说明元代徽州祭祀礼制已经朝着供奉远祖、先祖和始迁祖祭祀礼制变革趋向发展。到了明中叶和明末清初后期,祠堂祭祖扩展到祭祀远祖、始迁祖已经成为徽州人祭祀礼制形式成熟标志,此时祭祀跟远古时期家庙祭祖不同,具有“繁文缛节”的特点,按照徽州人的说法就是属“展亲大礼”。《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宗规》解释道:祠堂是“宗祖神灵所依”之处,“子孙思宗祖不可见”,见“所依”之处,“即如见宗祖也”,因而“必加敬谨”。这里的“敬谨”不仅规制严格而且程序繁琐。由此可见,徽州的祭祀礼仪文化制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内容极其丰富。

依照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秋季祭祢的古代祭祖惯例,徽州宗族的祠祭以春秋二祭或春冬二祭最为常见、也最为隆重。绩溪上庄《上川明经古氏宗谱•新定祠规二十四条》规定:“凡祭祀,春以春分日举行,冬以冬至日举行,高、曾、祖、祢用牲,旁亲用庶馐。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歙县东门许氏宗族《宗祠祀典条录》的记载,也是以春秋二祭为大祭:“祠内春秋致祭,各有定侧。”尤其是对宗族杰出人物的崇拜和祭祀,可谓遍布城乡,影响悠久。最为典型的就是越国公(汪华)、忠壮公(程灵洗)等乡土英雄的信仰和崇拜。

光大二年(公元568年),程灵洗卒后,被赠为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以“忠壮”,配享武帝庙庭,自明朝以来一只受徽州各地官府春秋祭祀。徽州各地特别是程氏宗族聚居地方,人们都把程灵洗当作本族、本乡本土的英雄崇拜,遍布徽郡城乡僻壤的世忠庙成为祭祀程灵洗香火最旺的庙宇。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五《舆地志•风俗》这样记载:“制花灯娱神,凡五日,族人不下六千。出者多良土,归者多贞媛,不以富贵为丰啬,而以礼仪为盛衰。”歙县则以百斤巨烛来祭祀供奉程灵洗,《歙县竹枝词》有云:“巨烛高烧重百斤,满堂香色更氤氲。报功犹祀忠壮公,正月生辰有祝文”。

在徽州祭祖礼仪中,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就是各家各族在祭拜祖先体例上不是祭祀迁徙徽州的始迁祖而是祭拜族内名声显赫,功勋无数的祖先,这种有违于传统祭祀列祖列宗制度和谱牒体例的变化究竟何因?其实,《礼记•祭法》早有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辎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制定祭礼的原则是,只有为国为民作出了贡献的人才能享祀,这就为徽州人祭祀礼制变革提供了法理依据。

不过,早年祭祀祖先形式是用“坛“、“庙”祭祀。以程氏为例。程灵洗卒后,“里人坛其墓下以祭,里之社与坛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疠,祷之即应。”此处“坛”即土筑的高台;“社”即社屋,社屋缘社(土地神)而建。由于祭坛与社屋相邻,虽两者建筑式样迥然不同,但在当地族人看来祭坛由此可以有着被赋予“社神”那种“祷之即应”的功能。这里的“坛”即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中“坛”的含义,即“祭场也”,古代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活动的台型建筑。

到了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间,大学士程密等在墓旁买地建庙,建成朝廷赐额的世忠庙,并纳入祀典,此时的“世忠庙”还不是一家一户或一族祭祖的祠堂,而是具有社庙和族庙合一功能是符合徽州人企盼能给家人族人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好兆头的社庙和族庙共同体场地。到了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获得嘉靖帝恩准,开始了中国古代“臣庶祠堂之制”的重大改革,“天下得祀其始祖”,“祖不以世限,而人皆得尽其孝子慈孙之情矣”。徽州开始大规模修建祠堂,一家一户或一族祭祖的宗祠祭祀活动形成高潮,祠祭成为了宗族的头等大事。

古徽州祭祀活动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人员,承担着各式各样的职务,各司其责,这些人通称为“礼生”。即在整个祭祖过程中管理每个礼仪细节的工作人员。像发送告知、安排祭器、雇佣车夫、领唱祭仪、分发胙票、收支做帐等等,都属于“礼生”的职事范围。一般说来,“礼生”都是安排举人、监生以及有头衔的人担任,唱祭者(也就是“通赞”)要求声音洪亮。明清时期,乡试登第成为举人,举人就成了族人名流,跟监生、生员一样有着高出一般族人的经济、政治方面的许多特权,宗族祭祀中的“礼生”则请族人中秀才、举人来担任。为了维护“浃洽情好、联属疏远”的宗族利益,族规上对于不参加祠祭者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轻者罚款,重者革出祠堂。对于族人来说,“分胙”和“饮福”又是整个祠祭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过程。“分胙”又称“颁胙”、“散胙”,指的是参加祠祭的支丁在祠堂里领受祭肉;“饮福”又称“散福”、“堂食”、“会食”、“合食”、“燕饮之会”,是指参加祠祭的支丁在祠堂合食祭品。“分胙”和“饮福”论功请赏、奖罚分明,对于应出祭谷而不出者,不许领取祭胙,对于那些犯了过错的族人,这时候将受到“革胙”或“停胙”的处罚。目的显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警示族人,告诫平时就要遵守宗规族约。

为了敬老爱幼,奖励功名,许多宗族还设有“老人胙”和“功名胙”。如歙县桂溪氏宗族就规定,凡支丁年登七十者,给猪胙一斤,祭饼一双;年登八十、九十、百龄以上者,依次加位给胙。凡支丁入泮者,无论文武,给猪胙一斤,祭饼一双;科贡廪生、举人、进士,依次加位给胙。正是通过举人、监生参加“礼生”,不参加祠祭者的处罚以及“分胙”和“饮福”奖罚分明等这些祭祀礼制实施,增强了宗族凝聚力,强化了尊卑序列等级和族人的管理,使得宗族的祭祀礼制发挥了尊宗敬祖、循规蹈矩、增强团结的作用。

    

作者:[八月雪] 分类:[历史] 时间:[07:23:48] | 评论(0)
 
卡特逼中国没有退路
2016-05-30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7日再次针对中国发表措辞激烈、强硬的演讲,他宣称中国正在“构筑一座自我孤立的长城”,采取“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行动”。他表示五角大楼会把最精良的武器“全部”派到太平洋地区,包括F-35隐形战机、P-8侦察机,以及隐形驱逐舰等等。

卡特25日在向海军战争学院演讲时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他表示寄希望于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画上句号”。

也许这样威胁和叫嚣,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国人就已经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卡特这番冷战以来国人听到的最为威胁和直截了当的话语,更加证实了有些人的担忧,那就是是该丢掉幻想的时候了,美国人不仅一直有着遏制中国崛起的愿望,而且它会真的付之于行动。

1999年美国领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炸醒了中国人。那一年是中国国防建设走进快车道的转折点。去年以来美在南海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直到上周卡特用“冷战”“长期对抗”威胁中国,可以说再次唤醒了国人,因为彼岸的军人们不仅给你胡萝卜,可能背后暗藏杀机,摆在你面前的也许正是坚船利炮。

当然,美挥舞军事威胁的大棒吓唬不住中国,这一点已经无需多说。南海离中国这么近,莫说解放军可以用数量和距离优势抵消美军的装备质量优势,我们对在南海地区实施对美反威慑有充分信心。即使南海的军事角力对中国来说有困难,一旦美方逼我们这样做,我们有退路吗?

所以,说千道万,根本出路还是要一心一意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国防的步伐,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既然美国等害怕中国的崛起,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崛起,我们决不可存还有任何幻想。一要做到让美方确信,一旦在南海采取针对中国目标的军事打击行动,必将付出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我国必须要进一步建设全面威慑美国的能力,增加美国军事威胁中国的战略风险。

  应该看到,我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尖端科技虽落后美国,但军事应用科技发展潜力很大。我国总军力与美国总军力的差距逐步减少,在近海,我们有能力有决心获得针对美军的整体优势。

    

作者:[八月雪] 分类:[军事] 时间:[22:47:52]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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