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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说法385]学校不得为保证人
2017-02-24  
    民办技工学校以保证人身份为债务人提供担保,该保证是否有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二审判决认定,重庆某技工学校的保证无效,判决被告何某、刘某偿还原告重庆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26916.94元,及截至2015年2月3日的利息14392.96元;并自2015年2月4日起至付清日止以726916.9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7.82%计收的逾期利息;重庆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对何某、刘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4年9月3日,小贷公司与何某、刘某,保证人食品公司、保证人技工学校(系民办非企业单位)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何某、刘某向小贷公司借款10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4年9月3日起至2015年9月3日止;贷款利率为固定月利率9.9‰;何某、刘某未按时还款,出现逾期情况,小贷公司可随时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借款期限约定,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何某、刘某立即偿还借款本息。该借款由食品公司与技工学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另外,合同还对贷款费用、贷款费率、还款方式、逾期利息、违约金、纠纷解决方式及担保范围等作了约定。

    2014年9月3日,何某、刘某向小贷公司支付了2万元。小贷公司按约向何某、刘某发放贷款100万元。贷款发放后,何某、刘某于2014年10月8日、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2月2日向小贷公司偿还本息共计279699.99元。2015年2月26日,小贷公司向何某、刘某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该笔贷款于2015年2月26日提前到期。嗣后,何某、刘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

    小贷公司认为,何某、刘某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遂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某、刘某偿还借款本金769386.76元、支付到期贷款利息25838.17元、支付逾期利息及违约金(以769386.76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从2015年2月4日开始计算至还清日止,利随本清);食品公司、技工学校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小贷公司与何某、刘某、食品公司、技工学校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小贷公司按约向何某、刘某发放了贷款后,何某、刘某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偿还小贷公司的借款本息。食品公司作为该案所涉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技工学校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具有社会公益性,不具备承担保证责任的资格,故其与小贷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据此,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学校不得为保证人

    该案承办法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第五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其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

    该案中,技工学校从民政部门领取的是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系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非工商登记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且拥有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学校本身负有提高国民素质和维护教职工、学生切身利益的社会责任,属于公益性事业。结合技工学校的性质及该案借款担保的实际,其与小贷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8:57:10] | 评论(1)
 
[细细说法384]合同诈骗与民事合同欺诈行为的界定
2017-02-23  
 裁判要旨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表现上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由于关乎行为人罪与非罪的认定,应注重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严格区分。

    案情

    2011年,李刚先后收购了攀枝花市德永工贸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盐边县宗某矿业有限公司60%股权。2013年3、4月间,李刚与天津宏某公司的张某、叶某洽谈后,以向攀枝花市钢铁厂及电厂供煤为名,提出购买煤炭,张某、叶某表示同意。同年4至6月间,德永公司与宏某公司签订多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宏某公司依约向德永公司发运了煤炭。2013年7月,宏某公司与德永公司对双方煤炭交易签署了结算单,德永公司确认,共收到宏某公司煤炭56872.51吨,货款52838617.57元。经宏某公司确认,其实际向李刚发运煤炭56872.96吨,货款价值50450047.22元。李刚收货后,将部分煤炭交由韩某、雷某、何某等人运走,以抵偿李刚对上述人员的欠款,另将部分煤炭以低于实际进货价格转卖给攀枝花市滇某有限公司,并将所获部分款项给付朱某等人,用于抵偿欠款,部分款项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经宏某公司催要,李刚仅支付少量货款。2013年12月31日,宏某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7月27日,李刚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法院另查明,自2012年,曹某、李某、雷某、刘某等人相继借款给李刚。2012年8、9月间,宗某公司停产。期间,德永公司向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借款1500万元,李刚用其在宗某公司的股权向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四川省某担保公司进行了反担保。

    裁判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其主管经营的德永公司名义与宏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骗取宏某公司的煤炭56872.96吨,货物价值50450047.22元。扣除李刚已支付的货款450万元,致宏某公司经济损失45950047.22元。本案系德永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鉴于公诉机关没有指控德永公司的行为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德永公司直接责任人李刚的刑事责任。李刚作为德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实施了对宏某公司的诈骗行为,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处罚。综上,法院一审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李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6万元,李刚违法所得继续追缴。

    李刚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但对上诉人李刚合同诈骗数额认定有误,应予纠正。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中,李刚上诉称其行为属于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属民事纠纷,即其行为构成民事合同欺诈,不构成诈骗。那么,应该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犯罪和民事合同纠纷欺诈行为呢?

    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主要在于: 民事案件中的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一般来说,民事欺诈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由此可以看出,区分合同诈骗和民事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应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是合同诈骗和民事合同纠纷本质区别。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民事合同纠纷中的欺诈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用于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条件,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本案中,德永公司和李刚在与宏某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之前已欠有巨额外债,且其占60%股份的宗某公司已处于停产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李刚及德永公司在不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仍与宏某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

    其次,从客观方面来看,本案中,李刚作为德永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客观上实施了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诈骗他人钱财的行为。李刚在与宏某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时,虚构了攀枝花钢铁厂和502电厂是德永公司的长期客户,其购进大量煤炭,供给上述两家单位的事实;李刚向宏某公司隐瞒了其和德永公司欠有巨额外债,其在宗某公司60%股权已抵押给四川某担保公司,其根本不具备依约履行合同的能力的事实;在宏某公司依合同约定发运货物后,李刚将大部分煤炭交由其债主拉走,以抵偿个人及公司所欠款项,一部分煤炭货物被李刚以明显低于进货的价格卖给滇某公司,并将滇某公司支付的货款用于抵债和公司日常经营。

    综上,李刚作为德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24:33] | 评论(1)
 
[细细说法383]未经批准办理票据贴现不受法律保护
2017-02-20  
【裁判要旨】

  一方以支付借款为对价取得对方票据的所有权,属名为借款实为票据贴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理票据贴现行为,因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又属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故应认定无效。

  【案情】

  重庆三阳化工有限公司将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某货运公司。2013年11月1日,某货运公司向杜某出具《委托书》,委托杜某办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并承诺若因此引起经济纠纷由该公司承担一切责任。同日,杜某以某货运公司名义与潘某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约定:某货运公司因资金紧缺向潘某借款50万元;某货运公司愿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抵押给潘某,并承诺当日下午5时偿还借款,如到时无法偿还,则该承兑汇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潘某所有;某货运公司保证该银行承兑汇票无挂失、止付、无任何票据纠纷,如该汇票出现假票、错票、背书瑕疵、被背书人填写不标准或到期不能解付等情况,某货运公司应当马上退还潘某全部金额并赔偿损失。潘某、某货运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名或加盖公章。

  2013年11月1日18时36分,张宏伟受潘某委托向杜某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上转账48.6万元。潘某取得上述票据后即将该票据在市场上流通,最后流转到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6日,某货运公司向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该院审理后宣告该票据无效。2014年4月23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付款时被告知该票据已被宣告无效而被拒绝付款。潘某为此向其下手另行支付了一张5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5年1月9日,潘某以票据侵权损害赔偿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某货运公司向其赔偿损失50万元,并支付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6日起至付清时止按每日2‰计算的违约金。

  【裁判】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某货运公司与潘某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某货运公司向潘某交付本案银行承兑汇票后,又向该院申请宣告无效,导致本案汇票被拒绝付款及潘某向其下手另行支付50万元的承兑汇票,双方形成票据损害关系。故判决:某货运公司向潘某赔偿实际损失48.6万元及其自2013年12月16日起至付清时止按月息2%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某货运公司不服该判决,以协议约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和未实际收取借款为由提起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潘某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潘某以支付借款为对价取得某货运公司背书取得的本案票据的所有权,属以借款形式掩盖票据贴现的实质。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票据贴现行为,属相关法律禁止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故潘某与某货运公司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无效。故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货运公司向潘某返还48.6万元及其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有费。

  【评析】

  1.某货运公司应对杜某在本案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某货运公司向杜某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载明:某货运公司委托杜某为其办理本案票据贴现,该公司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杜某在本案中的行为并未超出该委托的范围,故某货运公司应对杜某在本案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2.一方以支付借款为对价取得对方票据的所有权,属名为借款实为票据贴现。潘某与某货运公司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约定,某货运公司向潘某借款50万元,某货运公司将背书取得的本案银行承兑汇票抵押给潘某;某货运公司应在签订协议当日下午5时偿还借款,逾期后潘某即取得本案票据的所有权。潘某支付48.6万元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日18时36分,依据该协议约定,潘某付款时即取得本案票据的所有权。故双方上述行为的性质属名为借款实为票据贴现。

  3.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票据贴现行为,属相关法律禁止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应认定为无效。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本案中,潘某与某货运公司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对本案票据进行贴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违反上述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某货运公司应向潘某返还48.6万元及其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有费。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36:40] | 评论(1)
 
[细细说法382]厂房内设备合理布局应是管理者的大事
2017-02-19  
    厂房内设备合理布局问题是现代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设备布局、工作地布置是否合理化、科学化、最优化,不但影响企业今后的发展和管理工作的便利,甚至会给企业致命的打击。 近日,昆山法院审结了一起重大劳动事故犯罪案件,某电子有限公司制造车间在涉及压合机设备时,设备与墙体之间的安全距离不足,导致一员工死亡,结果给公诉机关起诉到法院。

  昆山市某电子有限公司下设制造部从事生产制造,制造部下设压合车间。该车间在设置压合机设备时,设备与墙体之间的安全距离不足,通过切除部分墙体立柱才能勉强使设备正常运行。2014年8月19日凌晨,公司员工成某在压合车间工作时,身体被挤压在压合机设备与墙体立柱之间致其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昆山市公安局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鉴定,被害人成某符合遭受巨大钝性外力作用致胸腹部脏器复合性损伤死亡。事故调查组调查认为设备防护安全距离严重不足,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徐某某系该公司总经理,对公司的全部工作负领导责任;被告人李某某系公司厂长,负责生产管理。被告人徐某某、李某某均有生产安全管理职责,但因疏忽均未能发现并排除上述隐患。

  法院认为,该电子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被告人徐某某、李某某均系旭发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处被告人徐某某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判处被告人李某某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二年。

  法官说法: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此提醒广大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设施、安全生产条件上的要求一刻也不容放松,更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因为一旦发生劳动安全类事故,其危害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甚至会给企业致命的打击。

    

作者:[徐绕松] 分类:[刑事] 时间:[16:18:17] | 评论(1)
 
[细细说法381]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制度障碍拒绝员工休病假
2017-02-16  
 裁判要旨

    休息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之一,病假是劳动者最基本的休息权,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只要劳动者确有患病需停工治疗休养的事实,其病休权就应当受到保护。

    案情

    李娜2009年7月1日入职,任大田公司财务会计。大田公司认为,自2014年12月22日至24日期间,李娜未按照公司规定办理请假手续,连续旷工3天,严重违反了《考勤管理制度》的规定。2014年12月30日,大田公司向李娜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2014年12月22日,李娜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因病就诊,该医院为其开具《诊断证明书》,建议李娜从2014年12月22日至24日休息3天。大田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诊断证明,医院建议被告于2014年12月22日至24日休息3天,可以证明其确有因病需要休假的事实。加之被告提交的微信截屏、录音证据可以相互佐证,其已经履行了向单位请假的义务,被告的病休权就应当得到保护。现单位以被告没有履行请假手续,认定旷工,并以此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大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劳动者未按单位规章制度办理请病假手续,单位是否可以计为旷工?

    1.病休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我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休息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之一,病休权是劳动者最基本的休息权,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只要劳动者确有患病需停工治疗休养的事实,其病休权就应当受到保护。

    在此,病假需要区别于事假。病假是劳动者被动休息以保证自身健康的权利,而事假则是劳动者可以主动选择的休假。对于事假,单位可以拥有审批权;而对于病假,若劳动者患病确需休息,则单位必须让劳动者休假。

    我国对于劳动者病休权的保护还体现在医疗期制度上。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单位不得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或者第四十一条为由与劳动者解除合同的期限。病假与医疗期的关系是,劳动者休病假的开始就进入了医疗期,而医疗期的长短是因劳动者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而异的。

    2.单位制定规章制度应合理、合法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享有对劳动者的管理权,这是劳动关系的特性之一。劳动者需要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于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享有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但前提是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合理、合法。

    本案中,单位要求员工请病假需要提交书面申请,经人事主管签字批准后方可休假。对此,笔者认为,病假一般是突发的情况,劳动者很难预估,并且病情发生后需要及时到医院治疗,单位此时要求劳动者履行如此繁琐的请假程序是不合理的。

    单位对劳动者享有人事管理权。在劳动者休病假的问题上,单位可以采取事后核查、假后审批的制度,对劳动者休病假的真实性进行复核,但不得用复杂的请假程序或者领导不审批为由,阻碍劳动者休病假。

    3.劳动者需要履行通知义务

    劳动者休病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确有患病事实,通常劳动者会持有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或建休单。二是履行通知用人单位的义务。劳动者履行通知义务,便于用人单位及时了解劳动者的情况,行使其人事管理权,也有利于单位安排下一步生产工作,保证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履行通知义务是劳动者休病假的必要条件。

    本案中,劳动者通过发微信、打电话等方式已经通知了用人单位自己生病需要休假,完成了自己的通知义务。单位不能以病假未经审批为由拒绝劳动者休病假。

    4.“假病假”的应对措施

    在本案中,用人单位曾提出怀疑劳动者病假真实性的问题,但是由于没有证据予以佐证,该观点未得到法院采信。不可否认“假病假”“泡病假”“小病大养”的问题,在实践中是长期存在的。针对这些问题,单位并非束手无策,可以采取“单位陪同复核”“指定医院复查”等措施复核病假的真实性,但绝不可凭臆测与劳动者解除合同。单位陪同复核,针对员工持假诊断证明请病假的问题,单位可指定人事专员到员工治疗的医院进行复核,确认医院是否对该员工进行过诊断,并且可以与主治医生核实病情。指定医院复查,实践中也曾出现员工协同主治医生开出假诊断证明的问题。此情况多为员工系医生家属,具有开具假诊断证明的便利。在此情况下,单位可陪同员工到指定医院进行复查,从而确定病假的真实性。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39:41] | 评论(1)
 
[细细说法380]孩子的压岁钱应当归属孩子
2017-02-15  
 逢年过节,长辈给小辈包红包,小辈给长辈拜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然而,对孩子们来说,红包除了能带来惊喜,或许还会带来烦恼。年仅11岁的小男孩涛涛就非常郁闷,父母离婚后,78岁的奶奶分多次把自己卡里的4万多压岁钱取走了,为了讨回这些钱,他将奶奶告上了法庭。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涛涛的奶奶向其返还压岁钱及生日礼金共计4.5万余元。

    对涛涛来说,曾经的自己十分幸福,不仅一家人其乐融融,而且每逢春节、生日,长辈们还会给自己压岁钱,尤其是奶奶,每次给的数额都不小。母亲朱女士常对涛涛说,她不会动用儿子的这些压岁钱,而是会如数存进一张涛涛名下的银行卡里。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动用卡里资金的,居然是涛涛的奶奶施老太。

    原来,这张卡虽然是以涛涛的名义办理的,却一直在施老太手上。“小时候孩子经常住她家,于是她就提出要替他先保管着。”朱女士说。

    2014年7月份,涛涛十岁生日刚过完没几天,这个家庭发生了变故,父母协议离婚了,涛涛开始跟随母亲共同生活。眼看着涛涛的户口就要转出去,也许是觉得孙子马上就要成为“外家人”,短短几天内,施老太分多次把卡里的钱全取走了,共计4.5万余元。

    对于已经离婚的朱女士来说,这笔属于儿子的压岁钱显然不是小数目。她多次向施老太讨要这些钱,但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她带着11岁的涛涛把78岁的奶奶告上了法庭。就这样,曾经的至亲成为了对簿公堂的原、被告。

    法庭上,涛涛和朱女士称,这些钱都是涛涛从小到大积攒下的。即使如施老太所说,银行卡里的钱是她存入的,但其自愿将钱款存入涛涛名下的账户,这本身就是一种赠与行为,虽然施老太从来没有向其告知取款密码,但涛涛凭自己的身份信息也能够将这些钱取出来,因此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她无权擅自取款。

    施老太却辩称,这些钱并不是给涛涛的压岁钱及生日礼金,而是自己的工资存款,她只是用了涛涛的名义开了户而已。不仅是取款密码,连存折也没有给过涛涛,所以这些钱仍然是自己的。

    施老太的这个说法让涛涛和朱女士顿时慌了神,却瞒不住法官的“法眼”。细致的法官发现,该账户的存款时间十分有规律,都是涛涛的生日或者春节前后,施老太说这是其工资存款的说法逻辑上说不通。何况,在自己有银行卡的情况下,施老太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将工资存于自己账户下,而要大费周章地存到尚未成年的孙子那里。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钱款存入储蓄机构后,个人便可凭有效证件随时进行支取、挂失等,并不需要凭借存折和密码。因此,赠与的行为自钱款存入时就已经完成了,施老太未经涛涛同意擅自取走存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返还。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34:51] | 评论(1)
 
[细细说法379]夫妻双亡 岳母诉驾车女婿侵权索赔
2017-02-14  
    夫妻驾车游玩发生车祸,双双离世,岳母认为女婿驾车导致女儿死亡,将女婿、外孙女及亲家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在继承女婿的遗产份额内给予一定的赔偿。近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卢某与童某系夫妻关系,2014年10月2日,卢某驾驶私家车搭乘妻子童某和女儿小卢出门旅游,汽车行驶途中不慎坠入崖下,造成卢某当场死亡、童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小卢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卢某承担该事故全部责任,童某和小卢不负责任。

  卢某和童某夫妻二人生前购置了多处房产,经乐山某评估公司评估市值共计百万余元,二人的独生女小卢、卢某父母、童某之母均分得相应比例,对于遗产的分割,所有继承人均无异议。但童某之母胡某却认为女婿驾车导致女儿死亡,属于侵权,应当做出赔偿。遂将卢某、外孙女小卢及亲家公亲家母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在继承女婿卢某的遗产份额内给予一定的赔偿。

  一审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小卢和她的奶奶叔叔姑姑(因卢某之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去世,卢某的三个兄弟姐妹卢某乙、卢某丙、卢某丁成为转继承人)在继承卢某的遗产份额内共赔偿给童某之母胡某共计46万元。小卢等人不服判决,遂向乐山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要求夫妻之间和谐互助、恩爱贤德,对彼此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宽容与谅解,对夫妻之间侵权行为不能仅从普通法理上评判,还应适用道德标准进行考量。因此,不宜因轻微过失或一般过失即认定夫妻侵权,而应限定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本案中,卢某家人出游发生事故,虽然交管部门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但卢某在主观上不构成重大过失或故意,其行为不构成夫妻间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本案是一种特殊的侵权关系,卢某与童某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尚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适用一般的侵权处理原则,不符合案件自身的特点。据此,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31:49] | 评论(1)
 
[细细想法107]乘飞机关手机:法律面前不可任性
2017-02-13  
 我们所要做的是呼吁修改相关不合时宜的法律和制度,而不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随意对抗之、逾越之。

  1月5日至2月6日,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接报3起在飞机上非法使用手机拒不关机案件。与以往相比,此类案件呈高发态势,公安机关依法对3名涉案人员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乘坐飞机时不能使用手机(必须关机),早已是一个常识,而且飞机起飞前乘务员还会一再提醒,但个别乘客偏偏不听,而且态度蛮横。春节前,一名女士在飞机上拒绝关手机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飞机飞行过程中使用可能影响导航系统正常功能的手机等通信工具、器具,不听劝阻的,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违法行为,轻则将被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保障飞行安全方面,同乘一架飞机的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飞机上使用手机不仅威胁他人生命安全,而且是对自身生命安全不负责任。这正是此类违法行为的最令人费解之处,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知道是损人损己的行为,却还要一意孤行。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于乘坐飞机是否有必要关闭手机?坊间一直存有争议。很多人说,有些国外航班并不禁止乘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并吐槽中国民航的管理措施落后。这种吐槽或许不无道理,乘客使用手机究竟会对飞机飞行造成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在安全可控范围之内?有没有技术措施可以消除这种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讨论,有关方面也应听取乘客的呼声,予以认真回应解答,尤其要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但是,争议归争议,法律归法律,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在争议未有明确答案之前,在法律尚未修改之前,便只能严格遵守现行法律规定,不可逾矩。这是基本的法理,也是公共管理的基本规则。一项法律哪怕不尽合理,只要它没有被废止,便具有法律效力;一项制度只要它没有被修改,便只能严格遵守,这是维护法律权威、维护制度权威的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应有之意。我们所要做的是呼吁修改相关不合时宜的法律和制度,而不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随意对抗之、逾越之。试想,假如法律制度人人以“不合理”为由随意逾越,整个社会岂不乱了套?

  鉴于在飞机上使用手机且拒不关机的案件呈高发态势,笔者认为,对于这类奇葩乘客,除了依法拘留、罚款,航空公司还可考虑将其列入“黑名单”,拒绝为其提供服务,以保证航班安全,维护广大乘客的权益。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10:14:10] | 评论(2)
 
[细细说法378]是经纪合同而非劳动合同
2017-02-11  
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发布和接收更加快捷和方便,人人都是“目击者”,人人都是“爆料人”,依托视频自拍的网络直播甚是流行,由此也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网络主播。日前,一位网名为阿娇的“网红”女主播与经纪公司闹翻,并将后者告上法院。2月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全市首例网络主播要求确认与经纪公司劳动关系案二审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确认双方无劳动关系。

    阿娇是一名“90后”女孩,因偶然的机会涉足网络直播这一行业,并在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直播房间(网络虚拟空间)做起主播,每天固定时段在屏幕前进行视频表演、直播,吸引众多在线观众围观、赠送礼物打赏,目前订阅粉丝数近60万,拥有很高的人气。

    入行之初,阿娇于2016年1月与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签订《主播经纪协议》,由该公司安排其在某网站上的指定直播房间主播。协议对阿娇工作内容、双方权利义务、权利归属、合作费用、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阿娇从事的主播工作包括参与所有游戏或娱乐节目的线上、线下直播、录制或表演相关演艺事务等;约定该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担任阿娇独家经纪公司,独家享有其全部主播事业的经纪权;协议期限为36个月;同时还约定,公司每月向阿娇支付保底收入5000元。

    经过经纪公司的包装、宣传,阿娇在网络上逐渐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三个月后,阿娇退出公司在某网站上的指定直播房间,并以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阿娇要求确认2016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与经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要求经纪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00元。仲裁委员会对其请求不予支持。阿娇以相同诉请诉至法院,亦被一审法院驳回。

    阿娇不服判决,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庭审中,阿娇认为双方签订的《主播经纪协议》实际上是劳动合同,协议规定每月保底工资5000元,收益分配三七分,这属于双方对于工资的约定,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另外,经纪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自己有权要求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经纪公司则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为经纪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以人身依附性为基础,阿娇作为网络主播,工作地点自由、不受公司管理,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亦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另外,经纪公司认为阿娇借助经纪公司炒作出名后,双方合约未满即单方面违约并退出公司为其指定的直播间,阿娇此次诉请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目的是通过否认双方签订的经纪协议效力,以逃避向经纪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阿娇与经纪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该份协议系双方就开展演艺活动、提供经纪服务等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约定,并非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对阿娇要求确认与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不予支持,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法官说法■

    认定劳动关系核心在于劳动者是否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

    该案审判长王剑平指出,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现代社会用工形态出现了新发展。新型用工关系中,有些是标准劳动关系,有些则是互联网经济催生的新业态下非传统用工关系。在后一类案件中,对用工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甄别是审理的要点和关键。

    劳动关系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所形成的具有经济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动的地点、内容、方式、过程以及在即便无工作但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的情况下,还需受到用人单位的约束,约束的方式既包括规章制度,也包括具体的管理行为。从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主播经纪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就开展网络直播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合意。双方收入按三七开分配,阿娇主要工作于其家中完成,无需到被告公司办公场所上班,亦无需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因此,双方之间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作为上海市首例涉及网络主播这种新业态下法律关系司法认定的案件,本案中把握的原则是对涉及新型用工形态案件的审判,既要充分保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权益,又要提供适当空间,从而更好地通过司法职能的履行确保我国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54:56] | 评论(1)
 
[细细说法377]持百万借条,为何难赢官司?
2017-02-07  
原告蔡某持百万借条打官司,被告费某承认借款事实,但认为这笔钱已经结清,且已经收回了出具的借条。双方各执一词,事实扑朔迷离。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借助测谎技术佐证案件事实,并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蔡某的诉讼请求。

    因家庭急用借款100万

    2013年6月28日,从江苏来沪做生意的费某因家庭急需向老乡杨某借款100万元,酒足饭饱的杨某一口答应,但提出借条要写给其生意上的合伙人蔡某。为此,费某即按杨某的要求向蔡某签具借条,并按了红色手印。载明:“今借到蔡某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用于家庭使用,于2013年7月28日前归还。”事后,据费某陈述,当时双方口头约定的八分利已预扣,故实际借到92万元,其中现金80万元,转账12万元。

    借款到期后,蔡某称因费某推诿,且一直不予归还百万元欠款,故其无奈持借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费某归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3年6月2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的利息。

    费某接到应诉通知后,感到意外,其辩称,该百万借款到期后,已陆续通过杨某之手还款80万元左右。2014年1月23日,蔡某和杨某等人还把费某带到上海朋友耿某的办公室调解,当时,费某又出具了1张30万元的借条后,蔡某将原100万元借条还给了费某,故100万元的借款已经结清。

    收回的借条竟不是原件

    开庭前,费某还对收回的百万借条是原件深信不疑,直至庭审中,对双方各出示的借条仔细比较后,才发现费某手上的借条是彩色复印件!“我也不知道拿回的借条是彩印的,看着和真的一样,我想事情已了结了,没想到蔡某又拿了借条原件起诉我!”费某认为自己中了圈套,当庭怒发毒誓,并申请测谎。

    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表现,法院对费某如何持有借条的彩色复印件存疑,故准予其测谎申请;蔡某不同意接受测谎;证人耿某出具书面证言,并愿意接受测谎且到庭陈述证言。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测试结果报告为:“被测试人耿某对2014年1月23日看到蔡某交给费某彩色借条呈现‘无说谎显示’”;“被测试人费某对2014年1月23日蔡某交给其借条彩色复印件呈现‘无说谎显示’”。

    根据庭审调查质证、心理测试报告及其他查明的事实,法院审理后认为,该笔借条所载100万元借款已经结清,蔡某与费某之间关于该笔借款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蔡某无权再向费某主张还款。

    【法官说法】

    据主审法官王睿介绍,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费某主张该借款已结清是否成立。因借条白纸黑字,有4处捺红色手印,故彩色复印件如不仔细辨别容易误以为原件。借条确系费某借钱后出具给蔡某的,但关键是后来谁将彩色借条复印并将彩色复印件交还给费某?且为什么这么做?

    对于上述疑问,法院认为费某解释借条彩色复印件来源具有高度可能性,且有证人耿某的证言佐证,证人的证言和费某的陈述均经测谎测试,可信度较高;与此相反,蔡某经法院释明后拒绝接受测谎测试,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考察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情绪、神态等肢体语言变化,再综合审判经验,法院采信费某的主张,认定该借条的彩色复印件系蔡某交付费某,使费某误以为原件,结合费某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印证其所主张的该借条所载借款已经结清,即对部分已还款另行出具借条的事实存在。

    本案也给大家提了醒,在处理民间借贷关系中,不仅对借条、欠条等书面签署的形式、内容要谨慎审核,还须对原件与复印件多留意,认真加以辨别,免得产生意想不到的纠纷。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37:07] |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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