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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说法415]单亲母亲不易 维权更需注意
2017-04-26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针对两年来审理的抚养费案件进行调研,发现单亲母亲作为原告占抚养费案件原告的70%以上,而她们受到法律意识淡薄、学历较低等因素影响,往往不能很好地行使诉讼权利,以维护自身和孩子权益。

    案例一:女儿生父杳无音信

    李女士为某出版社编辑,将近40岁的她一直单身,后通过QQ认识了自称为某乐团的钢琴手张先生,二人一见面即发生亲密关系,此后男方以自己已有家庭为由,便不再现身。李女士自行产下一女,向张先生索要抚养费被拒,遂将对方诉至法院。

    审理中,李女士只有一个已经为空号的手机号,张先生以前自称的单位根本查无此人,法官很难跟张先生取得联系,只能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起诉书等材料。

    法官提示:不论是交往过的,还是离婚后的男女双方,女方为了维权需要都要与男方保持一定联系,获悉男方的身份证号、电话号码、所在单位等信息,以便对方拒不承担抚养费时将相关送达线索提供给法院,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和执行。

    案例二:男方拒做亲子鉴定

    王女士为某招待所服务员,工作期间与老板发生关系,并产下一子。后二人产生争执,男方表示自己有家庭,不希望王女士打扰其生活。王女士起诉到法院,男方拒不到庭,表示自己在外地,不认可孩子是自己的。王女士没有做过亲子鉴定,男方也不配合,王女士只提供了一些双方交往时的暧昧短信,后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在审理的非婚生子女的案件中,很多女性是因“一夜情”生下孩子,往往男方在后来的交涉中拒不现身,即使法院传唤也拒绝到庭。因此,女方如果在跟男方交往中,应该要求对方配合鉴定,或者保留鉴定比对需要的剪裁(如男方精液),可为下一步的维权提供证据保障。这样,即使男方不出庭,法官依据鉴定结论也可以认定双方的亲子关系,判定男方承担抚养义务。

    案例三:孩子报班费用谁担

    田女士在与赵先生婚姻存续期间,赵先生有外遇,并提出离婚。田女士开始不同意,但经过几年的诉讼,二人最终离婚,孩子由田女士抚养,赵先生每月给付1000元抚养费。田女士是一个超市收银员,收入微薄,一直含辛茹苦带着女儿共同生活。由于中考临近,田女士节衣缩食地给孩子报考辅导班花费3万多元,后她将前夫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承担辅导班费用。赵先生以证据不足予以拒绝。最后田女士补充了交纳女儿辅导班费用的证据链条,法院判决赵先生承担孩子辅导班的一半费用。

    法官提示:抚养费案件中证据是重要一环。原告向被告索要费用,必须提供必要的凭证,上至赞助费的票据,下到超市的小票,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官参考。如果不能提交证据,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只是口述经济困难、费用大,难以胜诉。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14:36] | 评论(1)
 
[细细说法413]如有利于孩子成长可变更抚养权
2017-04-21  
 2005年出生的小莲本有个幸福的家庭,父母宠着她,哥哥护着她,可这一切随着父母的离异瞬间变成了美好的回忆。父亲取得了哥哥的抚养权,小莲跟随母亲共同生活,妈妈将小莲带去了北京,从此兄妹二人只能通过偶尔的电话取得联系。

  2014年暑假,哥哥借着来北京看望母亲的机会,在母亲不知情下将小莲带回了老家,妹妹再也舍不得离开哥哥。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二人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在老家和他共同生活。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小莲的父亲诉至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抚养权。法官接手案件后,联系了小莲的母亲,其母亲表示坚决不放弃小莲的抚养权。原来,母亲在离婚前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只想留着小莲在身边照顾,女儿成了她唯一的牵挂。

  由于该案矛盾冲突较为激烈,法官与小莲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小莲明确表示希望同父亲、哥哥共同生活,同时表示即使不和母亲共同生活,也丝毫不会影响和母亲的感情,她仍然像以前一样深爱着母亲。法官将与小莲的谈话笔录拿给了母亲,从有利于孩子快乐成长的角度对她进行调解,并告诉她始终是小莲的母亲,不会因为抚养权变更发生改变,以后还是能常回来看女儿。

  在法官的暖人言语中,小莲的母亲终于解开了多年的心结,表示愿意放弃小莲的抚养权。

  ■以案释法

  变更抚养权应有利于孩子成长

  伴随离婚案件的逐年攀升,离异家庭的孩子抚养权归属问题也是夫妻双方争执的焦点。

  办案法官表示,子女成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离婚时协商或判决所依据的双方情况,可能会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产生变化。根据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孩子未成年前,当享有抚养权的一方有不利于子女成长的情况发生时,另一方有权要求变更抚养权。法律处于保证子女的健康成长考虑,允许离婚夫妇以协议或诉讼方式变更与子女的抚养关系。

  离婚后子女抚养变更的条件,包括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谁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法官提醒,离婚后,父母依然都负有抚养、教育、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姻关系出现破裂而离婚的情况越来越多。随着离婚率逐年升高,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不容忽视,包括心理、行为、学习、人际关系等,解决好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成为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只有最大化地缩小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能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使其健康成长。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51:51] | 评论(1)
 
[细细提醒39]写份好遗嘱让生命优雅地跨越终点
2017-04-18  
遗产继承一直是争议不断的热门话题。都市情感悬疑职场剧《继承人》将“继承”这一倍受关注的题材搬上荧屏,用一个个典型的继承案件,将继承这件事娓娓道来,深刻地揭示了财富是暂时的,亲情是永恒的价值观。4月14日起东方卫视开播以来收视与口碑“齐飞”,新颖的题材、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更是让广大网友直呼:“良心剧啊”。

真的,遗产继承是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但是遗产继承带来的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亲人之间因此决裂的更是不在少数。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个人财产不但数量增加,种类也日趋繁杂,除了传统的房子、车子、存款外,还有股票、股权等资产,因此为了减少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遗产纠纷,遗嘱因其自身的优势应当成为公民处分身后财产的上佳选择。在这里细细提醒广大的朋友:一定要弄明白立遗嘱是对家庭、对社会的负责,主动运用遗嘱来充分实现权利,写好一份遗嘱,让生命优雅地跨越终点

但写遗嘱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如果因为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不但夙愿未达成,还有可能让子女们走上法庭打官司。那么怎样去写好一份遗嘱呢?在这里细细提醒广大的朋友:首先一份遗嘱必须做到四个合法。

(一)主体合法  

 1、主体必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立遗嘱人必须年满18周岁;精神正常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2、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二)客体合法  

 1、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是立遗嘱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如果处分了与他人共有的财产或不属于立遗嘱人个人所有的财产,遗嘱就要部分或全部无效; 

 2、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是立遗嘱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 

 (三)内容合法  

 1、遗嘱不得取消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如果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能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2、遗嘱必须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 

 3、遗嘱内容不得违反其他法律。 

 (四)形式合法 

 1、公正遗嘱; 

 2、自书遗嘱;

3、代书遗嘱;   

4、录音遗嘱;   

5、口头遗嘱。 

  其次,遗嘱生效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只有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必须具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如果立录音遗嘱,也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如果危急情况解除了,必须尽快订立其他形式的遗嘱,代替口头遗嘱。因为此时的口头遗嘱自然失效,如同从来没有订立过一样。

  (二)自书遗嘱,须由立遗嘱人本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三)代书遗嘱,由立遗嘱人口授他人代书的遗嘱,也须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为代书人,代书后,将代书的遗嘱在立遗嘱人面前宣读无误后,经立遗嘱人认可,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立遗嘱人签名。 

  (四)公证遗嘱,立遗嘱人请当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公证遗嘱在法律上证据效力是最强的,为了立遗嘱人的利益,公证机关对遗嘱内容保密。 

  (五)无论立哪种形式遗嘱,立遗嘱人必须具备行为能力。由于疾病或者其它原因不能正确表达意思表示的不能立遗嘱。 

  (六)遗嘱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剥夺有抚养义务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人的继承权。

    (七)遗嘱的内容必须具体、明确、意思表达真实。如果遗嘱内容含糊不清,笼统,那么在立遗嘱人死亡后,很可能由于对遗嘱的理解发生歧义而造成执行困难。

(八) 立遗嘱人在遗嘱遗赠中所附加的义务应当履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的,受益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取消他接受附加义务那部分遗产的权利。

   总之,遗嘱的内容真实、合法、形式合法才能有效。遗嘱于立遗嘱人去世的时候生效,如生前把财产就给付继承人那叫赠与,不属于遗嘱。

   最后细细还要劝告大家一句的是,当家庭财产发生矛盾时,应以亲情为重,心平气和地解决纠纷。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14:46:49] | 评论(2)
 
[细细说法412]养老机构送诊不及时被判担责5%
2017-04-14  
   近年来,许多老年人会选择入住养老机构安度晚年,但由于老年人健康问题与养老机构产生的纠纷却频频发生。今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送诊不及时导致入住老人死亡所引发的侵权纠纷。

    86岁的老人张某于2016年1月入住北京市西城区某养老中心。2016年2月5日晚,张某参加了该养老中心组织的春节联欢会,身体并未出现不适。但第二天早上6时左右,张某称肚子疼,并在上午8时出现了呕吐症状。上午11时左右,老人的子女相继赶到养老中心,了解情况后还外出购买药物给老人服用。

    2月6日晚上8时,张某的家属见其仍然腹泻,便决定将老人送至医院就诊。11天后,就在2月17日,老人去世。老人家属以侵害老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为由将该养老中心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认为,老人家属与养老中心签订的入住协议属有效合同,因此双方应按协议内容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合同约定,遇有入住人病重或突发急症情况,养老中心应根据自身医疗条件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并及时通知入住人家属将老人送往医院,但该养老中心在张某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后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未能及时履行通知家属的义务,对延误张某的治疗时间存在一定的责任。同时,根据病历记载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张某被送往医院时已病情危重,故延误治疗时机与张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根据双方对于延误治疗时机的责任程度,结合张某作为年满86岁老人的身体状况,确定该养老中心对张某死亡后果承担轻微责任,即承担老人家属主张的合理损失的15%。

    一审宣判后,养老中心不服,上诉至北京二中院。

    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北京二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养老中心是否应对张某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张某自发病至送医的时间段划分,该养老中心应就2016年2月6日早晨至11时期间承担责任,而死者家属应就该日11时至晚8时期间承担责任。该养老中心仅系养老机构,而非医疗机构,其医疗水平不能按医疗机构的标准来确定。张某的子女在当日11时陆续到达养老中心后,其对是否将张某送医具有完全自主的决定权。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对于延误张某治疗时机的责任程度,结合张某作为年满86岁老人的身体状况,确定养老中心对张某的死亡后果承担轻微责任是正确的。但是,一审法院确定死者家属主张的合理损失的15%由养老中心承担,比例过高,故将其调整为5%。

    ■连线法官■

    二审宣判后,该案的主审法官宋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二审调整养老中心承担责任比例首先是基于案件事实,其次还有现实影响的考量。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未来将有更多的人会入住养老机构。当前多数养老机构资金紧张或短缺。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自控力、康复性较差,同时患病率、事故发生率高,这些都增加了养老行业的风险。对于老人与养老机构的侵权纠纷,如果让养老机构承担过重的责任,不利于养老行业健康发展。对于养老机构,法律既不能让其承担过重的责任,也不能放松对他们的要求,要使养老机构履行应尽的义务。

    同时,该院民六庭副庭长陈广辉告诉记者,北京二中院及辖区法院审结的养老机构纠纷主要起因于履行看管职责争议、服务标准争议及服务费用争议,而这些案件往往具有因果关系判断及责任比例认定难、调解难度大的特点。

    对此,陈广辉建议老年人应根据自身需求和经济条件选择合适的养老机构。在签订合同时,要更加关注合同中约定的养老机构提供的护理、医疗服务,以及相关硬件的规定,必要时应该要求子女或专业人士陪同签订合同。在入住养老机构以后,一旦出现问题,老年人应及时和养老中心沟通。同时,陈广辉建议老年人子女应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不能认为将老人送到了养老机构就能减轻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应经常探望老人,避免老人产生心理障碍或精神抑郁,甚至导致其他更严重后果。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22:07] | 评论(1)
 
[细细想法114]微信红包不能成为赌博的工具
2017-04-12  
微信群不是犯罪者的天堂,微信红包不该是赌博的工具。不管是传统赌博,还是微信赌博,都是法律和道德所不能接受的赌博行为。

近日,山西省公安厅向社会发布信息,晋中警方成功捣毁一个利用微信实施赌博的团伙。经查,该案件参赌人员约80余名,涉及山西、山东、湖北、广东、四川、河北等多省市,每日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

与传统赌博相比,由于网络高科技充当赌徒的“帮凶”,警方查处微信及微信红包赌博却要受法律上、技术上、经费上的限制、掣肘,难度超乎想象。首先,在虚拟空间中的赌博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即使依法关闭掉一些微信赌博平台,很快又会被新的微信群替代,而赌头也会通过修改群名片等形式逃避网警的监控。其次,警方破获微信红包等赌博案件,不但要依法,还要讲究事实,尤其要有有力的证据。传统的赌博,有场地、有工具、有赌资,只要抓准时机,一逮一个准。而微信红包赌博,不受地理、时间、空间范围的限制,也无需场地、工具,即时电子支付平台收赌资于瞬间,警方取证之难度可想而知。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微信赌博非但不是娱乐,也非普通的治安违法行为,而是法律明令禁止的犯罪行为。根据《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或者“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则属于“开设赌场”,微信红包赌博的组织者、发起者则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

遏制微信红包赌博,一是从源头追查,建立健全常态化、持久化的赌博治理机制,多方合力斩断包括微信赌博在内的网络利益链条。其中,既要从规范网络经营行为入手,还应从技术上封堵违法网站,斩断“信息流”“资金流”。二是加快立法,前移监管关口,制订并实施有效的针对网络赌博打击之策。比如,加强与银行、网络营运商等部门的合作,及时发现线上线下的赌博线索,重点是提高微信空间巡查频率,加大微信技术监控力度,最大限度压缩微信赌博等违法行为发生的空间。三是通过道德规教化,引导网民远离赌博及网络赌博的“毒瘤”。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14:23:52] | 评论(1)
 
[细细说法411]挂靠车辆司机在工作中受伤应认定为工伤
2017-04-10  
 要旨

  由于法律对挂靠车辆车主所聘司机在工作中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没有明确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法律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挂靠车辆车主所聘司机在工作中受伤,挂靠单位与车主所雇的司机之间具有劳动关系,应当认定为工伤。

  案情

  王千里与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早年建立了客车挂靠经营关系。2008年12月31日双方书面约定,王千里自愿将自己的客车注册登记在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名下,王千里用该车经营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所拥有的乌市至伊宁的线路班次,并向该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的车辆挂靠费;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负责该车的运输安全,并代办各种手续,按时发放行车票证等。2009年3月29日(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王千里口头雇佣尤银新为该车司机,并按月向其支付劳动报酬。2009年7月,尤银新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洗车,被他人致残。

  另查明,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和王千里均未为尤银新缴纳用人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尤银新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不服,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

  裁判

  石河子市法院审理认为,尤银新与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尤银新属工伤。判决:驳回原告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

  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是受伤害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挂靠车主聘用的司机在车辆营运中伤亡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必然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06]行他字第17号《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请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未明确界定。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与尤银新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形成监督、管理关系;加之,尤银新的劳动报酬由王千里个人支付。尤银新与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不能认定为工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石河子市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

  尤银新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申请再审,该院提审后审理认为,二审判决虽查明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维持石河子市社保局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

  评析

  挂靠单位与挂靠车辆的车主协议约定车辆的所有权属于车主,车主以挂靠单位的名义从事运营活动,车主每年向挂靠单位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挂靠单位在与车主的关系中享受了权利,所以挂靠单位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挂靠单位与车主签订的协议中一般都未约定车主所雇司机须遵守挂靠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并服从其监督、管理,亦未约定挂靠单位有权参与或者干涉车主车辆的营运,似乎是车主所雇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挂靠单位允许车主以其名义运营并从中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挂靠单位与车主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企业与内部承包人的关系,此时应当视为挂靠单位授权车主雇佣司机并对其进行管理,这就意味着该司机间接与挂靠单位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关系,两者之间具有雇佣关系。本案中,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允许王千里以该公司名义运营并收取一定管理费,王千里自聘尤银新,应视为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授权王千里聘用司机并对其进行管理。尤银新间接与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关系,两者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从事道路客运或货运的,必须要取得运输许可证后,方能进行道路客、货运经营活动。车辆所有人以挂靠单位名义经营,属于对运输许可的借用或租用,违反了道路运输条例和行政许可法,该经营行为属于非法经营。非个体工商户的个人购买车辆之所以将其车辆挂靠到其他单位,是因为其难以取得运输许可证,这实际上是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挂靠行为属违法行为,法院不能支持规避法律的行为。

  有关工伤保险的立法是以职工为权利本位,以用人单位为义务本位。车主所雇的司机与挂靠单位、车主相比较,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车主所雇的司机在工作中受到伤害,不认定其为工伤,车主又没有足够的钱赔偿其损失,该司机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障。另外,采取让一些不具有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人以挂靠的名义雇佣司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将可以免除对司机所承担的工伤赔偿责任。用人单位规避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综上,为充分保障职工的权利,防止用人单位规避法律,应当确定车主所雇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答复》关于此点的意见是明确的,即“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尤银新在以新建鑫泰旅客运输公司的名义承担旅客运输义务过程中驾车外出洗车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期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受到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57:33] | 评论(1)
 
[细细说法410]收到对方误操作汇的钱应当返还
2017-04-08  
    公司财务人员接到采购员的付款指令,要求将5.4万余元的货款转账给Y公司,谁料,一时心急汇错钱,引发不当得利诉讼。

  史女士是公司的财务人员,年过花甲的她是公司20多年的老员工了。2015年10月底的一个星期五,公司采购员要求其向Y公司汇款5.4万余元,用于采购橡胶。当时已近下班时间,财务人手不足,她询问能否下周再付款,采购员却坚持要求汇款。史女士遂通过公司农商银行账户进行网银转账。第二天是双休日,周一才能确认到账情况。岂料,周一上班后,Y公司反映没有收到货款,史女士赶忙查看汇款记录,发现钱错汇给了Z公司。原来,由于时间紧张,史女士过于心急,选定收款人时鼠标滚轮多滑动了一格,没有注意到下拉菜单中的收款人已经从Y公司变成了Z公司。

  发生这样的错误,史女士心急如焚,她急忙从浦东赶到Z公司位于青浦的公司注册地,然而,该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开发区负责人也告知她,Z公司早已经搬离,去向不明。工商登记的手机号码主人也称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们又向Z公司的开户行要求查询,被银行拒绝。一边是Y公司一直在催款,另一边是钱已经付出去,找不到收款人,意味着这钱“打了水漂”,权衡之下,公司只好重新向Y公司支付货款,而为了追回打错的钱,公司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史女士作为证人出庭,讲述了汇款经过,期间几度哽咽,称钱一直追不回来,自己每天寝食难安,害怕公司让她赔钱。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与Y公司的采购订单、付款凭证、发票及对账单等证据,证明与Y公司的业务情况,另提供了2013年1月原告与被告Z公司的一份网银交易凭证。原来,在2013年初,原告曾委托被告加工五金,原告以网银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告加工费1480元,就是因为这次交易,被告公司的账户信息便留存在了原告的网银账户中。

  由于被告未到庭,法院对原告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进行核对,确认原告所述的情况属实,确属原告方网络支付误操作,由于被告收取原告货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返还原告不当得利5.4万余元。因原告申请财产保全,目前已基本执行到位。

  ■法官提示■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上的充分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由此引起利益所有人与不当得利人之间的一种债的关系。简单来讲,就是一方获取了另一方利益,却没有任何依据,该利益就是不当得利。近年来,随着金融高科技在经济交往中的运用,许多经济主体利用电子交易平台,例如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等进行经济往来。人们享受到快捷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法律纠纷。付款人在付款时务必确认收款人的名称、账户是否正确,一旦发生了误操作,也不要慌张,第一时间联系对方,礼貌沟通说明情况。如果对方无法联系或者沟通不达目的,在保存证据的同时,请有关部门出面调解,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应留存相关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11:24] | 评论(1)
 
[细细想法113]司法引领诚信,让欺诈付出代价
2017-04-07  
    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旨在警告经营者,如果在销售中投机取巧,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重庆市丰都县一位消费者花费42万元购买一辆奥迪车。该奥迪车出现故障之后,消费者维修发现,这是一辆经过特殊改装的“低配置”的汽车,于是将销售商告到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决销售商必须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被告不服上诉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重庆三中院审查后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虽然没有约定属于“中档车”配置,但是,买卖双方都认可车辆属于“中档车”,可是,检测部门检测发现,争议的车辆属于“低档车”改装配制而成,合同履行存在明显欺诈行为,因此,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销售商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这起案例之所以具有典型性,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后,学术界和司法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旨在解决生活消费问题,如果在生活消费中涉及到大件商品,那么,买卖双方一定会履行自己的检查责任,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应当及时地指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如果消费者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存在瑕疵,而没有及时指出来,从而导致损失不断扩大,那么,消费者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应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判决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把民法上的瑕疵和合同履行中的欺诈混为一谈,企图淡化经营者的欺诈责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以惩罚性赔偿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不管是出售大件商品还是出售小件商品,都必须如实地说明商品的情况,如果把“低配置”汽车当作中档车销售,其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行为,经营者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有人说,既然不影响车辆使用,那么,应当通过修理更换或者补偿消费者的方式解决纠纷,不能动辄采用惩罚性赔偿方法,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导致消费者钻空子,明知道属于欺诈销售行为,仍然花大价钱购买汽车,从而导致社会信用体系更加紊乱,市场竞争秩序更加混乱。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经营者应当对自己销售产品基本状况进行详细说明,这是满足消费者知情权的需要。如果经营者销售产品过程中故意隐瞒产品的主要性能,或者对产品的配置进行虚假陈述,那么,其行为本身带有故意的特征,属于明显的欺诈销售行为。对于这样的经营者应当采取惩罚性赔偿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市场公平竞争。通过司法判决敦促经营者切实履行自己的法定合同义务,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对于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旨在警告经营者,如果在销售中投机取巧,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运用诉讼武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净化我国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能因为一些经营者非法经营活动被司法机关判处惩罚性赔偿,而认为司法机关判决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也不能因为一些消费者利用经营者的欺诈贪婪行为获得巨大的利益,而认为这是一种“以恶惩恶”的行为,消费者有权通过自己的方式惩治那些不法经营者,只要消费者发现经营者采用欺诈手段销售商品,那么,就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惩恶扬善。不能因为经营者欺诈行为而导致消费者从中获取商业利益,认定消费者的买卖行为无效。当然更不能从维护所谓市场交易稳定性角度出发,采取修理更换等方法代替惩罚性的赔偿。经营者必须付出代价,这是整顿市场竞争秩序的必要之举,消费者可以从中获取利益,这是消费者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维护市场秩序的合理回报。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上,司法机关应当坚定立场,严格依法办事。

        消费者既是合同的当事人,同时也是社会监督者,消费者在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同时,净化市场秩序,对于维护我国公平竞争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09:16:40] | 评论(1)
 
[细细说法409]耄耋老人诉求祭奠权获法院支持
2017-04-06  
    认为女婿妨碍了自己对女儿的祭奠,在女儿去世后的第十天,83岁的王大爷将女婿陈先生诉至法院。今天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擅自移走骨灰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祭奠权利,判令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返还原告出资制作的遗像,同时驳回了原告要求返还骨灰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大爷称,2016年9月,女儿患癌病逝。在女儿病逝当天,其与女婿曾协商共同购买墓穴,但女婿后来反悔。2016年9月12日女儿遗体火化后,骨灰被寄存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女婿即拒绝其和家属看望骨灰,此外其出资洗印的女儿遗像,也被女婿拿走始终未返还。此后,女婿擅自将女儿的骨灰从殡仪馆取走,致其无法祭奠。王大爷认为,女婿擅自移走骨灰的行为侵犯了自己合法行使祭奠、安葬的权利,对其精神上造成了严重伤害。为此,王大爷将女婿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骨灰和遗像,不得妨碍祭奠,同时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被告陈先生辩称,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且对妻子已尽扶养义务,并已妥善处理丧葬事宜。妻子去世后,其与岳父因遗体存放等问题多次发生争执。为避免冲突,他才在骨灰存放后自行离开。陈先生说,2016年9月15日他将骨灰转至老山骨灰堂,已妥善安置保存了骨灰,同时还为岳父办理了骨灰寄存卡副卡。但因为考虑到岳父年事已高,尚处在悲痛中,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冲突,所以才未告知原告骨灰存放地点。陈先生表示,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已于2016年10月27日以短信形式向原告告知了骨灰存放地点。陈先生认为,其并未侵犯原告的祭奠权利,而将骨灰安放于骨灰堂也是一种受鼓励的安葬方式,故不同意王大爷的诉讼请求。

    朝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审理焦点有两个:一是在骨灰安置存在分歧时,如何确定骨灰管理主体和安排处置事宜,二是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祭奠权、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骨灰管理主体,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死者骨灰对配偶的精神利益影响最大。基于公序良俗原则并考虑到血缘因素以及联系的紧密程度,配偶应为骨灰管理的第一顺位主体,其次为父母、子女等其他近亲属。如果在先顺位的骨灰管理人未尽管理义务或管理不当,其他近亲属有权要求予以纠正。本案中,王女士去世后,其配偶将骨灰安放在骨灰堂,其安葬方式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及相关规定,且存放地点已告知原告,不影响其祭奠,故对原告要求返还骨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是否阻碍祭奠权行使,法院指出,原告作为死者的父亲、被告作为死者的配偶,均平等地享有对死者追思、追忆的权利,双方对祭奠权的行使,应当同时尊重对方享有的这一权利。虽然陈先生将骨灰安葬于骨灰堂符合相关规定及传统要求,但安葬时应提前通知享有同等权利的原告,便于原告祭奠。其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移走骨灰的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原告的祭奠权利,并对其情感造成一定的伤害。故对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根据侵权事实、情节、程度酌定。

    同时法院认为,遗像系王大爷出资制作,属其所有,且考虑到其年事已高,对亡女有深深的思念,遗像由其保管亦能助于缓解老人的思女之情,符合中国传统的尊老观念,法院同时判决陈先生返还遗像。

    综上,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返还原告出资制作的遗像,同时驳回了原告要求返还骨灰的诉讼请求。

    法院在判决的最后特别指出,双方因死者的骨灰安葬事宜发生纠纷,究其原因,均基于对死者的深厚感情。逝者已去,生者更当坚强。希望双方在处理死者丧葬事宜时,互相尊重、相互理解,合理妥善解决相关争议,使死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

    ■连线法官■

    宣判后,该案主审法官王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骨灰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物,其具有丰富的人格象征意义和伦理色彩。关于骨灰安置的时间、地点、形式等事宜,应在照顾各方亲属情感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协商、调解予以解决。在死者亲属就骨灰安置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时,首先应尊重死者生前遗愿,按照死者遗嘱进行妥善安置。其次,可由骨灰管理人决定骨灰的处理方式。骨灰管理人管理不当或怠于管理时,其他近亲属有权要求予以纠正。关于骨灰管理人的确定,应参考与死者的亲密程度、血缘关系、联系紧密程度并遵循公序良俗原则确定,一般以配偶为第一顺位主体,其次为父母、子女,最后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其他近亲属。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4:57:22] | 评论(1)
 
[细细说法408]政府要带头遵守法律信守承诺
2017-04-05  
    江苏省南通市的两位居民根据和镇政府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在拆除了房子后,镇政府却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付拆迁补偿款。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行政诉讼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判令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给付陈宏、陈叶拆迁补偿款41.55万元及逾期利息损失。

    2013年4月9日,南通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2年6月起,陈叶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张芝山镇张芝山社区居委会19组集体土地3119平方米进行非农业建设,用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决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自行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原状,并处以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31190元。陈叶收到该处罚决定书后交纳了罚款。

    2015年3月10日,张芝山镇政府在陈宏、陈叶建设的楼房上张贴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主要内容为:陈宏、陈叶于2012年5月在张芝山镇张芝山居委会19组违反规划管理,未按照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擅自建设一幢楼房,占地面积245平方米,水泥场地208平方米,以上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九条的规定,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令陈宏、陈叶于2015年3月11日18时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

    同年3月19日,张芝山镇政府与陈宏、陈叶经协商签订协议,主要内容为:因2014年卫片执法监督检查,拆除陈宏、陈叶楼房一幢500平方米,平房800平方米,水泥场地208平方米,现就残值回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陈宏、陈叶于2015年3月21日8时30分将上述房屋、场地等交张芝山镇政府拆除,拆除后的建筑材料等归张芝山镇政府所有,张芝山镇政府给予陈宏、陈叶残值回购款39.8万元。张芝山镇政府补贴陈宏、陈叶职工搬迁费等1.75万元。残值回购款、职工搬迁费合计41.55万元。同时该协议还约定陈宏、陈叶不得将本协议及复印件、影印件交任何他人,如违反,陈宏、陈叶应当无条件退还41.55万元。

    该协议有陈宏、陈叶签名,张芝山镇政府盖有印章,时任张芝山镇镇长瞿某、镇党委副书记张某签名,并注明“经集体研究,同意按协议依法处置”。

    同年3月22日,张芝山镇政府组织人员将陈宏、陈叶所建的建筑面积为466.4平方米的楼房和建筑面积为871.82平方米的平房拆除。但张芝山镇政府以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案涉协议系无效协议等理由拒绝给付41.55万元拆迁补偿款。

    陈宏、陈叶遂将张芝山镇政府告上了如皋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补偿金41.55万元及利息。

    法庭上,张芝山镇政府辩称,案涉协议系拆除违法建筑残值回购协议,因政府并不具有该项行政职能,所以案涉协议并非行政协议,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案涉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协议内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系无效协议,请求法院驳回陈宏、陈叶的起诉。

    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协议表明张芝山镇政府享有行政优益权,可以单方改变、解除协议。因此,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陈宏、陈叶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

    法院同时认为,案涉协议关于拆除建筑物及设施并予以一定补偿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张芝山镇政府的职权,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虽然案涉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用地未经批准,也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但案涉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筑材料是陈宏、陈叶的合法财产,当受法律保护。双方约定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归张芝山镇政府所有,张芝山镇政府给予陈宏、陈叶残值回购款和搬迁费用,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有效。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张芝山镇人民政府给付陈宏、陈叶拆迁补偿款41.55万元及逾期利息损失。

    张芝山镇人民政府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芝山镇政府无视其作为一级人民政府理应发挥的诚信引领示范职责,在协议签订之后又以协议内容侵犯公共利益而主张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连线法官■

    政府要带头遵守法律信守承诺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刘羽梅介绍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根据这一规定,行政协议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协议一方始终是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予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订立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协议双方因协议而建立行政法律关系,协议内容体现的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就本案来看,第一、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张芝山镇政府不仅属于行政机关,而且承担着法律规范所赋予的基层政府职责。第二、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订立协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履行土地管理、建设规划管理的法定职责,同时也是为了完成上级机关下达的执法监督检查任务。残值回购的约定只是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的一种选择方式,而不应当视为协议订立的根本目的。第三,从协议的基本内容看,无论是拆除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违法建筑,还是对残值的作价补偿,乃至对使用土地的安排,均属于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与民事法律规范没有任何关系。第四、协议内容虽然是协商一致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张芝山镇政府在协议的启动、内容的确定、协议的履行中都居于主导地位,本案的基本事实也体现了这一点,这足以说明协议双方因协议而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因此,案涉协议具备行政协议的基本法律属性,由此引发的争议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诚信原则作为社会主体交往的重要原则,要求社会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做到诚实守信,信守承诺。具体到行政法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签订行政协议、履行行政协议都应当以诚信为前提。”刘羽梅提醒,各级政府要带头遵守法律,信守承诺,以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府诚信的期待。

    

作者:[徐绕松] 分类:[行政] 时间:[09:06:31] |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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