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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说法421]劳动者,应尽忠实义务
2017-05-15  
    本文中提到的这位劳动者,职业和收入让人羡慕,她对工作积极勤勉,但被用人单位以“严重违纪”为由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为了让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她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但都未获支持。她的“维权”之路为何举步如此维艰呢?法官告诉人们:劳动者,应尽忠实义务。

 2017年2月8日,上海长宁法院对原告朱玲诉被告兴佳贸易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兴佳公司应支付朱玲延时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2.28万元,驳回朱玲其他诉讼请求。朱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是要求兴佳公司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9.2万元。在半年前的劳动争议仲裁中,仲裁委同样没有支持朱玲的这项请求。

    事情要从朱玲的工作经历说起。2005年9月,28岁的朱玲经劳务派遣到香港某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数年之后,兴佳公司成立,代表处注销。2015年9月,劳务派遣公司、朱玲及兴佳公司三方签署协议,终止彼此间的合同关系。同一天,朱玲与兴佳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上述多份合同中,朱玲的工作地点没有变化,岗位都是“产品经理”,即代表兴佳公司与供应商接洽业务。

    2016年4月28日,兴佳公司以朱玲“在本公司以外的商业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朱玲在上海设立一家贸易公司,股东为朱玲和她丈夫,法定代表人为朱玲。朱玲另有一家公司设在香港,原董事为朱玲,2015年5月变更为朱玲丈夫。朱玲承认,上海公司与兴佳公司在经营范围上部分重合。

    经双方举证质证,法庭确认,从2014年起,朱玲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向兴佳公司的供应商购买产品,要求该供应商向她指定的买家发货,等供应商完成生产和发货后,买家付款给朱玲的香港公司,朱玲再付款给供应商。

    2015年,买家跳开朱玲直接向供应商采购,朱玲随即以质量问题为由扣押供应商货款。供应商在向兴佳公司反映时得知,原来兴佳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朱玲自设公司私自与兴佳公司供应商交易获利的行为就此败露。

    在劳动仲裁和法庭审理中,朱玲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朱玲称,2014年她丈夫与供应商有过一次交易,她对此并不知情。而且她与兴佳公司于2015年10月才建立劳动关系,与这笔交易没有关系。兴佳公司同意支付延时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但坚决不同意支付赔偿金。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官释案

    承办法官顾正恺指出,本案双方对原告工作期间是否从事与被告有利益冲突的商业行为存在争议。被告提供的商业道德及行为准则明确规定员工在公司以外的雇佣关系及商业行为会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将被解除雇佣关系。原告明知规章内容,却于工作期间设立与被告存在经营范围重合的上海公司,并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向被告供应商采购商品。原告的上述行为既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的规定,也违背了劳动者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义务,故被告据此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司法观察

    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其中不少条文的具体规定蕴含了劳动者忠实义务的内容。如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应当支付违约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保守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应当支付违约金等等。

    因此,劳动者的忠实义务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要求。

    劳动者忠实义务可分为不作为义务和作为义务两类。

    不作为义务包括:保密义务、竞业限制义务、不为伤害单位之言论和行为的义务、多重劳动关系限制义务。作为义务包括:服从义务、善意义务、服务期义务、告知义务、后合同义务。上文所引案例的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都有损害用人单位权益的行为,违反了劳动者忠实义务中的不作为义务。

    诉讼中,用人单位提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这是举证规则对劳动者的一种保护。但是,法律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上文案例中,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因为,涉案用人单位提供的证明自己提前解约合法的证据无可辩驳,相关劳动者存在严重违纪的事实不容置疑。  

         从涉案的劳动者诉请赔偿的金额可知,她在任职单位的收入不低。这既是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力对价,也是对她所具能力的一种认可   与评价。她是能人、聪明人。遗憾的是,她被自己的“聪明”所误,把合同当儿戏,视守约为迂腐。莫说难以立足职场,即便在生活中迟早也会碰壁。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3:42:03] | 评论(1)
 
[细细说法420]执法监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017-05-14  
 裁判要旨

    执法监督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督察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应通过更为有效便捷的方式寻求司法救济。

    案情

    2012年5月29日,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新北区市监局)根据库达公司的申请,将该公司股东变更为赞奇公司全部控股库达公司,关蕊(库达公司股东)按原比例持有赞奇公司股份。

    2015年4月,关蕊向新北区市监局反映,库达公司在2012年5月29日申请股东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要求新北区市监局撤销股东变更登记。4月9日,新北区市监局启动核查程序,依职权对梅向东、关蕊、张谱霞进行了调查、调取了股东会决议等材料。新北区市监局于11月16日作出“关于请求撤销库达公司股东变更的答复”,对关蕊要求撤销股东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关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新北区市监局具有股东变更登记的法定职权。新北区市监局根据关蕊的申请启动执法监督程序,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在调取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协议以及往来信函等的基础上,作出“关于请求撤销库达公司股东变更的答复”,已履行了执法监督职责。遂判决:驳回关蕊的诉讼请求。

    关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工商执法监督,是指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本机关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检查、评议、督促、纠正的活动。新北区市监局对关蕊作出“关于请求撤销库达公司股东变更的答复”,告知其执法监督的处理结果,该行政行为对关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蕊如认为新北区市监局2012年5月所作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依法另行提起诉讼。遂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关蕊的起诉。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新北区市监局所作执法监督答复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015年4月,关蕊向新北区市监局申请启动执法监督程序,当时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92号)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执法监督,是指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本机关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检查、评议、督促、纠正的活动。”因此,执法监督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督察行为。新北区市监局在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调取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协议以及往来信函等的基础上,作出“关于请求撤销库达公司股东变更的答复”,该行为对关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蕊认为,库达公司申请股东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要求撤销新北区市监局2012年5月所作股东变更登记。就该实体诉求,其可依法另行提起撤销股东变更登记之诉。在存在更为有效便捷的救济方式的情况下,关蕊就执法监督行为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也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且易于形成诉累。因此,关蕊就新北区市监局执法监督行为提起的诉讼,应予驳回。

    

作者:[徐绕松] 分类:[行政] 时间:[14:21:19] | 评论(2)
 
[细细说法419]民事诉讼管辖权争议适用自由证明
2017-05-07  
   裁判要旨

    管辖权属于诉讼要件,被告方提出管辖异议但未提出有效证据,原告方有证据证明应由受诉法院管辖,或者受诉法院依职权调查相应证据后认为法院具有管辖权的,为避免诉讼迟延,可以直接裁定驳回被告方提出的管辖异议。

    案情

    原告遵义市大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茂体育公司)住所地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行政区域内,被告常州市继豪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豪电子公司)的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行政区域内。2016年3月,大茂体育公司通过网络方式向继豪电子购买体育器材,并通过银行将货款汇给对方,继豪电子公司将货物通过托运的方式发送给大茂体育公司。大茂体育公司收到体育器材后,发现体育器材存在质量瑕疵,不能正常使用,经与继豪电子公司协商未果,遂起诉至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继豪电子公司以其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均在常州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

    裁判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行政区域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故裁定驳回继豪电子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继豪电子公司不服,以大茂体育公司未就通过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尽到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也未将有关证据向被告开示为由,提起上诉。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因驳回管辖异议而提起上诉的案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程序性争议,推动诉讼进程。本案所争议之管辖权归属,系起诉之条件即诉讼要件事实,依自由证明方式审查即可,大茂体育公司现已提出网络订货的记录等材料证明纠纷应由红花岗区法院管辖,法院亦予认可。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评析

    案件是否应当受理、受诉法院有无管辖权、回避事由能否成立等程序问题均是民事诉讼进程当中的常见问题。该类问题的出现主要与保障正当程序的诉讼制度设计有关,通常与酿成讼争的纠纷事实本身关联不大。因此,在处理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程序性争议时,有必要建立与实体性争议问题不同的处理体系。

   1.程序争议应适用自由证明

    诉讼上之证明,以是否利用法定的证据种类,是否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为标准,区分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凡利用法定的证据种类并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所进行的证明为严格证明,旨在确保事实之正确认定,主要用于案件实体要件事实的证明;而自由证明无需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或者无需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旨在尽可能避免诉讼迟延,主要用于案件诉讼要件事实等程序性事项的证明。

    诉讼需要运用证据,凡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资料都可以作为证据。证据有定案根据意义上的证据和提出责任意义上的证据。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证明己方主张提出的证据是提出责任意义上的证据,而经过庭审质证、认证并为裁判采纳的证据是定案根据意义上的证据。证据从提出到认定的转换过程就是严格证明的过程。民诉法证据章规定了各法定证据种类的调查方式,开庭当天践行以上方式就是符合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对于不服管辖权异议等裁定的二审可以不开庭审理,这也说明对于程序性事项不需要采取严格证明这样的形式,法官可以令当事人提出证据,也可以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且证据形式不受拘束,只需确定用于证明程序事项的证据资料真实即可。

    2.程序争议的证明度应低于实体争议的证明度

    民事诉讼过程中,无论程序争议还是实体争议都需要解决证明度的问题,即事实证明至何种程度,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方才免除其责任。但程序争议毕竟不同于实体争议,实体争议的证明事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分配、责任承担,程序争议的证明只是为了推进诉讼程序,保障实体裁判,故不应对程序争议的证明课以较高的证明标准。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于待证实体事实的证明度为高度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程序争议的证明度应低于这一标准,只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资料能够达到使法官相信该程序事实成立即可,就处理管辖权异议案件而言,现实中不乏当事人借助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时间,这一标准的确立对于法官快速处断程序争议,开启正式审判程序具有重要价值。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且大茂体育公司主张以网络方式订货,故受诉法院依据合同履行地管辖需证明网络交易的存在。大茂体育公司已向一、二审法院提供了通过QQ方式与继豪电子公司销售人员就购买体育器材达成合意的网络聊天记录和网络订单记录,足以使法官相信该事实的成立,继豪电子公司未就其所主张的管辖事实提供足以对抗的有效证据,故驳回后者的管辖权异议。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23:39] | 评论(2)
 
[细细说法418]无书面合同,就可以赖账吗?
2017-05-06  
    因拖欠服务费一直未付,某传媒公司将某网络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网络公司支付拖欠的服务款,并赔偿公司合理支出的11500元。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某传媒公司诉称,公司和网络公司于2015年1至6月间经邮件、电话沟通后确定为网络公司提供媒体曝光的宣传服务。迄今为止,网络公司仅向传媒公司支付了服务费62400元,拖欠的服务款158700元。

    某网络公司辩称,公司与传媒公司之间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从邓某与传媒公司总经理周某的往来邮件可以看出,两人在商定交易条件特别是报价时,并无第三人参与,邓某作为网络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已离职),无权代表网络公司与传媒公司签订合同或作出任何形式的承诺,该传媒公司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网络公司授权邓某签订包括电子邮件形式在内的推广合同。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根据经过公证的公证书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认可的邮件往来内容可知,网络公司为推广项目,委托传媒公司进行媒体曝光,合作形式为网络公司相关人员定期将稿件素材发送至传媒公司周某邮箱内,由周某整理后联系媒体进行曝光宣传。网络公司虽主张相关人员的行为没有公司授权,但该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网络公司认可与周某进行邮件往来沟通的相关人员均为其公司员工,故上述人员在其在职期间所从事的与其职务相关的行为能够代表网络公司,属于职务经营活动,相关的民事责任应由网络公司承担。

    网络公司与传媒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但根据双方工作人员之间的邮件往来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媒体发稿服务的内容与价款已达成口头约定,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为合法有效。

    最后,法院判决网络公司给付传媒公司服务费人民币158700元及公证费1500元。 

    ■法官提醒■

    信息时代数据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为减少交易成本、方便交易流程,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都不再签订书面的合同或协议,而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微信聊天等方式即时就交易细节进行磋商。于是,在最大程度地便捷了交易双方的同时,也为交易本身留下了风险,因为一旦产生纠纷,很多关键性的事实问题将存在举证方面的困难,本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合作愉快的时候,双方你来我往,交易进程极为顺畅;一旦公司层面出现变故,对先前个人所从事的相关行为予以否认,那么提供服务一方要证明该个人行为系职务行为则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在此建议交易双方,在充分享受数字时代提供的交易便捷的同时,亦应充分考虑此种交易流程可能带来的交易风险。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40:10] | 评论(1)
 
[细细想法116]司法如何守候良知
2017-05-05  
    司法所守候的是正义的追求,是面对社会所要彰显的正义尺度。司法守候良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严格依法裁判,在裁判中运用法官的睿智,在稳定中追求个案的关怀,在严苛中给予法律的柔情。

  民众对于判决的认可度通常源于自身朴素正义观审视所获悉的案件事实的结果。一份判决如果背离了作为普通民众的良知,那么这份判决很可能存在的问题,至少在社会效果上是难以认同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良知是包括了法官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内的人员的良知。由证据所还原的法律事实难以等同于案件本身事实,这就要求法官尽可能的靠近案件事实,敢于运用证据规则,排除非法证据。司法的最终结果不仅在于固化裁判结果,不仅在于追求法律效果,更深层次的说在于正义的落实。普通民众并没有受过专业法学训练,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存在着交叉,但又明显的存在背离的现象。司法应当守候良知,但司法所守候的良知是法律范围之内的良知,是法律概念化的良知。

  用严格的法律论证来守候良知。任何法律论证的前提是查清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从复杂的证据中所剥离出来的抽象事实,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所要运用的专业技巧、所秉承的价值取向将起着极大作用。法官所还原的事实如果与作为普通人的认知存在极大不一致之时,应当认真检视证据的真实性、证据还原过程、证据的证明标准上是否存在着差错。司法应当保持一致性、稳定性,这就必然要求法官严格遵循着法律规则进行认定。如果严格依据证据规则所还原起来的事实仍然与民众所认可的事实不一致,那么法官应当遵循自身的专业知识,笃定地作出符合法律论证的事实认定。司法的担当不能因为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当事人所阐述的事实不一致而妥协,应当用公正的视角严肃作出认定。法律论证的另一个前提为法律规范,对于法律规范的认知不宜过于机械,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不能够提高违法性事实阻却标准,不能够提高减轻从轻处罚的标准。法学专业知识的更新速度、掌握程度、涉及广度等决定了一个法官在事实认定、法律论证上的能力。如果法官依法所作出的论证结果与作为普通人的良知审视的结果存在间隙,法官应当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详细说理,用精细的法律语言,严谨的论证得出符合法律的判决。

  用精湛的法律适用来守候良知。立法者对于民众的需求,通过立法而得到固定。现代法律已经不是治民的工具,而是保护民众的有力武器。但众所周知的是,法律自身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因此,作为司法机关就所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进而适用到具体案件之中。目前,司法解释已经起到极大作用。但在具体案件之中,可能存在着法律的模糊性。此时,司法机关应当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进行解释,避免僵化适用法条。此时,法官应当秉承自身作为普通民众的良知,结合法律技艺,作出符合社会认知的判决。司法技艺并不是为了彰显法律人的专业技能,更不是为了脱离人民群众认知的一种排他性技能,而是一种寻求法律真理,追求正义的步骤。无论是民众的朴素认知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对于正义的追求是共同的。法官更加应当考虑到所得出的判决是否真的符合理性,是否符合正义观念。任何一种判决都具有法律风险的,错误的理解了法所追求的价值,僵化适用法律,不仅会遭受民众的质疑,也会受到法律人的共同责难,更会受到自身良知的责备。

  用自由裁量权来守候良知。法律的稳定性决定了其难以对社会生活中的个案作出及时的调整,特别是在严苛的程序之下,所得出的裁判结果极为有可能与民众所追求的朴素正义观所不同。法律是抽象的,因此也给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当一个法官发现,其所将要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但却被苛以严重法律后果之时,法官应当运用自身的裁量权进行调整,以期法律效果不背离社会效果。如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在幅度范围内降低量刑起点,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可以以最大幅度的减轻刑期,被害人有过错的可以较大幅度减轻刑期,如果自愿认罪、无前科劣迹等等均可从轻。通过在法律范围内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可以调整刑期,加重或减轻当事人的刑期。司法面对民众良知的疑问不能置之不理,作为审判主体的法官应当用自身生活经验、自身对于正义、对于人权、对于效益的认识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回应来自自身、来自社会良知的关注。机械适用法律的法官绝非是一个好的法官,法律的温度来源于适用者对当事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回应。毫无疑问的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也必须得到限制,无限制的裁量权极为可能异化成司法的独裁,只在法律框架之内的自由裁量才是温和的。我们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判决,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个案就可以缺乏关怀,恰恰这些关怀所展现的是一个法官的睿智与情感,是司法对良知的守候。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09:21:17] | 评论(1)
 
[细细说法417]物业用刁难业主来“维权”?错!
2017-05-04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业主拖欠物业费,物业公司可直接诉至法院进行维权。但现实中,总有物业公司及物业工作人员在法律途径之外“另辟蹊径”,妄图通过刁难业主实现“维权”。这样做,不仅不解决问题,还激化双方矛盾,更有可能因为违反法律或合同义务而导致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王先生在某一商圈大厦内拥有一套商住房屋,由其进行商用出租。购房时开发商承诺房屋系公寓式酒店用房,但王先生购房后发现有所差异,且认为物业公司向其收取物业费的标准比其他业主高,遂与物业公司产生争议。因未能协商解决,王先生自2014年起开始拒交物业费。

    王先生就上述房屋的供电与物业公司签订有代收代缴合同,委托物业公司代收代缴电费并需持卡在物业公司处购电。因拖欠物业费,物业公司从2015年起限制王先生及其承租人购电,起初每日只售电一次、后逐渐放开至每日可多次购电,但每次均只售5度电。

    上述行为导致王先生先后遭受三位承租人提前解约,理由均为物业公司限制购电导致无法正常运营。王先生曾找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解决,但调解未果。

    2017年初,王先生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该物业公司恢复正常售电并赔偿限电导致的房屋空置损失、误工损失等。

    案件审理中,物业公司否认限电事实并就其每次仅售5度电存在合理理由未举证证明,且在诉讼期间恢复正常售电;王先生就物业公司曾经的限电事实提交发票,就承租人的租赁和解约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第33条,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水、电等费用的,不得以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用为由限制或者变相限制专业服务。

    海淀法院经审理,依法认定物业公司存在限电行为,判令物业公司就此向王先生赔偿由此导致的房屋空置损失,驳回了王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1:02:28] | 评论(1)
 
[细细说法416]微信聊天构成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
2017-05-02  
 裁判要旨

 行为人公开捏造散布虚伪事实后,又以微信私聊方式向特定客户捏造散布虚伪事实,该行为与在先行为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且针对特殊行业的目标客户,应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   

 案情

    浙江永晟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晟达公司)与衢州市红日陶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均系制造、销售陶瓷、石材等生产设备的公司,两者具有同业竞争关系,郑某系红日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多次通过聊天论坛等公开方式捏造、散布虚假事实,诋毁永晟达公司。公安机关因此事受理郑某诽谤一案后调解结案,郑某向永晟达公司赔礼道歉。之后郑某又通过微信等方式向永晟达公司的客户发送诋毁永晟达公司的信息。永晟达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诋毁行为并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本案中,永晟达公司与红日公司存属同业竞争关系,郑某系红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之前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已经公安机关处理,现郑某发送诋毁信息给永晟达公司客户,因本案当事人所属的陶瓷机械设备行业并非大众消费品,产品不为普通公众所熟知,客户相对确定,故郑某向竞争对手的特定客户散布虚伪事实,会给永晟达公司的商业信誉及商品声誉造成损害,构成商业诋毁行为。遂判决:郑某立即停止诋毁行为并赔偿损失5万元。

    郑某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通过微信聊天方式给竞争对手的客户发送虚伪信息而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在微信高度普及的当下来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本案中,郑某公开捏造虚伪事实经公安机关处理后,之后的微信私聊行为是否构成散布虚伪事实的认定是本案关键。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虚伪事实的捏造、散布之规定,系强调侵权者对虚伪事实的源头性责任或传播性责任,侵权者在特定情形下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破坏了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可认定构成商业诋毁。

    1.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伪事实的散布方式并未作限制性规定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虚伪事实的散布方式并未作限制性规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第5条第1款规定,在工商活动过程中,任何虚假的或没有根据的陈述,损害或可能损害他人的企业或其经营活动,尤其是该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信誉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竞争立法来看,也未对商业诋毁的散布方式作出限制性规定。如英美法系国家对保护商誉权的“仿冒之诉”确定为:1.虚假陈述;2.陈述是由一个商人在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中作出的;3.该陈述是向预期的客户或产品、服务的最终消费者作出的;4.该陈述的目的在于损害另一个商人的营业或商誉;5.另一个商人的营业或商誉受到了实际损害。因此,散布行为的基本要求是行为人将虚伪事实以一定的方式传递给第三人,其行为模式是以行为人为原点将相关信息对外扩散,也就是说其行为具有面向公众性,但具体手段却可以不同,传递的方式可以是口头、书面和电子媒体,也可一对多或一对一进行传播。

   

   2.微信私聊亦具有散布行为所要求的公众性特点

    首先,本案所涉领域并非大众消费品,产品不为普通消费者熟知,客户群体相对特定。这就意味着,特定行业的商业诋毁行为未必采取向社会普通公众传播的手段。诉争微信私聊的行为系针对特定客户进行,根据行为传播的特点,源发性行为人在首次传播行为完成后,无任何防止信息继续传播的举措,这就意味着,其放任了该信息在之后进行继发性传播的可能性,也完全可以达到向公众传播的目的。

    其次,相关行为具有传播性目的。郑某明知是永晟达公司的客户,其私聊行为已不属于与经营行为无关人员的聊天行为。此情况下,郑某传播贬低永晟达公司信息的行为存在两方面的意图:一是阻止客户与永晟达公司发生业务联系的直接意图;二是其明知存在客户将信息向其他群体传播的可能性,却无任何阻止行为,存在散布的间接故意。

    3.特定情形下的微信私聊已超出言论自由的界限

    言论自由应有一定的边界,违反民法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超越自由的边界,对其他权利造成侵害的,可以构成侵权行为。本案中,郑某向他人传播自己捏造的虚伪事实行为,具有以下方面的应受惩罚性:第一,郑某之前因商业诋毁行为已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其主观过错较深;第二,郑某向竞争对手客户传播虚伪事实的行为属于散布行为,若不予以制止将会给永晟达公司造成损害;第三,郑某的聊天行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属于会给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不良示范作用的行为;第四,郑某在之前已有类似诋毁行为,其后再次实施诋毁行为,与在先行为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诋毁行为“散布”的立法本意,构成商业诋毁行为。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18:07] | 评论(1)
 
[细细想法115]给加班劳动者添块“法治腰垫”
2017-04-27  
    无薪加班、名存实亡的休假、动辄见诸报端的过劳死,已成为严重危害劳动者身心的现实隐患。日前北京高院就劳动争议问题做出回应:未休年假可获3倍工资,加班费不只计基本工资。这份《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不仅给出具体的利益衡量,更富有实操的指导性。

  比如,加班费计算基数应参照“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等所有工资收入。而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与正常劳动工资报酬、加班工资报酬的性质不同,包含工资(100%)及法定补偿(200%)两个部分。短短26条的指导意见里,秉承了劳动法的宗旨,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在劳资天平上给加班者添了一块“法治腰垫”。

  在鼓励平衡健康与工作关系的多种举措中,“未休年假折算”和加班费是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重要补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钱”。强化这笔费用的算法与支付,一方面有利于合理提升劳动者及其家庭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无限压榨劳动力的“血汗工厂”和“无良企业”施压,让撕破脸、走上法庭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拥有了确认纠纷与追索报酬的法律凭据和底气,长远看来司法价值不可低估。

  和谐劳动关系,最重要是劳资两利。当前非公经济中劳动关系不和谐、矛盾多发,劳动争议特别是劳动合同纠纷居高不下。表面看,这些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背后却隐含着强势企业、“霸道总裁”和普通劳动者在实际上的对立。

  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伟大、劳动关荣”并非空话,而要实实在在体现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设计中。今天被点赞的加班费与最低工资制度等一道构成了对劳动这一“人类本质活动”的法治化捍卫。

  或许有人说,加班费算起来容易、讨起来难。的确,再完备的法律也要付诸执行。事实上,执行难已被充分重视,不仅这次《解答》中有行政救济与强制征缴等引导,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存在配套规范,而且最高法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避免“灯下黑”也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如是,无论执行如何艰难,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赋予劳动者应得的报酬与尊严。

  当然,执行之外更值得深思的是新型劳动关系问题。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劳动形式超越了传统认知,也超越了法律的滞后调整。所以,这块给劳动者撑腰的“法治腰垫”需要更富动态的弹性,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经常反馈,在坚守基本原则的同时矢志创新,在司法改革浪潮中守护劳动的荣光、彰显劳动的力量。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09:01:56] | 评论(1)
 
[细细说法415]单亲母亲不易 维权更需注意
2017-04-26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针对两年来审理的抚养费案件进行调研,发现单亲母亲作为原告占抚养费案件原告的70%以上,而她们受到法律意识淡薄、学历较低等因素影响,往往不能很好地行使诉讼权利,以维护自身和孩子权益。

    案例一:女儿生父杳无音信

    李女士为某出版社编辑,将近40岁的她一直单身,后通过QQ认识了自称为某乐团的钢琴手张先生,二人一见面即发生亲密关系,此后男方以自己已有家庭为由,便不再现身。李女士自行产下一女,向张先生索要抚养费被拒,遂将对方诉至法院。

    审理中,李女士只有一个已经为空号的手机号,张先生以前自称的单位根本查无此人,法官很难跟张先生取得联系,只能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起诉书等材料。

    法官提示:不论是交往过的,还是离婚后的男女双方,女方为了维权需要都要与男方保持一定联系,获悉男方的身份证号、电话号码、所在单位等信息,以便对方拒不承担抚养费时将相关送达线索提供给法院,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和执行。

    案例二:男方拒做亲子鉴定

    王女士为某招待所服务员,工作期间与老板发生关系,并产下一子。后二人产生争执,男方表示自己有家庭,不希望王女士打扰其生活。王女士起诉到法院,男方拒不到庭,表示自己在外地,不认可孩子是自己的。王女士没有做过亲子鉴定,男方也不配合,王女士只提供了一些双方交往时的暧昧短信,后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在审理的非婚生子女的案件中,很多女性是因“一夜情”生下孩子,往往男方在后来的交涉中拒不现身,即使法院传唤也拒绝到庭。因此,女方如果在跟男方交往中,应该要求对方配合鉴定,或者保留鉴定比对需要的剪裁(如男方精液),可为下一步的维权提供证据保障。这样,即使男方不出庭,法官依据鉴定结论也可以认定双方的亲子关系,判定男方承担抚养义务。

    案例三:孩子报班费用谁担

    田女士在与赵先生婚姻存续期间,赵先生有外遇,并提出离婚。田女士开始不同意,但经过几年的诉讼,二人最终离婚,孩子由田女士抚养,赵先生每月给付1000元抚养费。田女士是一个超市收银员,收入微薄,一直含辛茹苦带着女儿共同生活。由于中考临近,田女士节衣缩食地给孩子报考辅导班花费3万多元,后她将前夫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承担辅导班费用。赵先生以证据不足予以拒绝。最后田女士补充了交纳女儿辅导班费用的证据链条,法院判决赵先生承担孩子辅导班的一半费用。

    法官提示:抚养费案件中证据是重要一环。原告向被告索要费用,必须提供必要的凭证,上至赞助费的票据,下到超市的小票,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官参考。如果不能提交证据,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只是口述经济困难、费用大,难以胜诉。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14:36] | 评论(1)
 
[细细说法413]如有利于孩子成长可变更抚养权
2017-04-21  
 2005年出生的小莲本有个幸福的家庭,父母宠着她,哥哥护着她,可这一切随着父母的离异瞬间变成了美好的回忆。父亲取得了哥哥的抚养权,小莲跟随母亲共同生活,妈妈将小莲带去了北京,从此兄妹二人只能通过偶尔的电话取得联系。

  2014年暑假,哥哥借着来北京看望母亲的机会,在母亲不知情下将小莲带回了老家,妹妹再也舍不得离开哥哥。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二人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在老家和他共同生活。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小莲的父亲诉至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抚养权。法官接手案件后,联系了小莲的母亲,其母亲表示坚决不放弃小莲的抚养权。原来,母亲在离婚前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只想留着小莲在身边照顾,女儿成了她唯一的牵挂。

  由于该案矛盾冲突较为激烈,法官与小莲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小莲明确表示希望同父亲、哥哥共同生活,同时表示即使不和母亲共同生活,也丝毫不会影响和母亲的感情,她仍然像以前一样深爱着母亲。法官将与小莲的谈话笔录拿给了母亲,从有利于孩子快乐成长的角度对她进行调解,并告诉她始终是小莲的母亲,不会因为抚养权变更发生改变,以后还是能常回来看女儿。

  在法官的暖人言语中,小莲的母亲终于解开了多年的心结,表示愿意放弃小莲的抚养权。

  ■以案释法

  变更抚养权应有利于孩子成长

  伴随离婚案件的逐年攀升,离异家庭的孩子抚养权归属问题也是夫妻双方争执的焦点。

  办案法官表示,子女成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离婚时协商或判决所依据的双方情况,可能会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产生变化。根据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孩子未成年前,当享有抚养权的一方有不利于子女成长的情况发生时,另一方有权要求变更抚养权。法律处于保证子女的健康成长考虑,允许离婚夫妇以协议或诉讼方式变更与子女的抚养关系。

  离婚后子女抚养变更的条件,包括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谁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法官提醒,离婚后,父母依然都负有抚养、教育、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姻关系出现破裂而离婚的情况越来越多。随着离婚率逐年升高,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不容忽视,包括心理、行为、学习、人际关系等,解决好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成为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只有最大化地缩小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能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使其健康成长。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51:51] |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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