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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想法112]破融资之难,当求供给之变
2017-03-30  
   近日,一起由高利贷纠纷引发的案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在情与法的争论之外,也折射出当前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

  这几年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多个部门也频频出台文件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这仍是当下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迈过去的坎儿。要破解融资难怪圈,不仅需要政府层面优化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制度安排,更需要企业、金融机构等切实推动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北方某省省会有家小微企业,因为资金周转问题临时需要钱来“搭桥”,金额大约50万元。就是这样一笔不算巨额的资金,却无论如何找不到肯贷款的银行。企业负责人表示,因为企业缺乏银行认可的抵押物,只能找有关方来出面担保。结果是保险公司不愿担保,愿意担保的行业商会又得不到银行的认可,“各种申请表填了一堆,没有一张批准的”。

  企业有企业的无奈,银行也有银行的难处。由于近几年实体经济面临转型压力,企业贷款违约情况增多,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考核标准日益趋紧。一旦发生不良贷款,业务员、信贷审批员、高管都会受到严厉处罚。有银行从业人员说,“现在银行贷款终身负责,对从业人员而言,尽可能地提升放贷标准是相对安全的办法”。因此,尽管各级部门层层推动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尽管有些银行推出对中小企业放贷额的达标标准,但落到具体办事人员身上时,能否及时足额收回贷款仍是他们最关键的考虑因素。

  银行有钱却慎贷惜贷,企业缺钱但融不到资。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就容易助推资本脱实向虚,进而引发金融风险以及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一系列问题。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155.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同比增长27%,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同比多增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44.8%。蛋糕就那么大,无非是彼涨此消,这样的数据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如此看来,一城一地的政策调整只是治标,融资难的破解,必须与中央“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相结合,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都需要切实推动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企业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在既有条件下提升盈利能力。这不仅需要采取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机构、降低杠杆率、完善财务制度和治理体制等措施,也需要更加迅速地适应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企业的经营作出调整,通过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来提升盈利能力。

  对银行而言,需要切实从体制机制上梳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难点和梗阻点,通过产品创新、流程再造、改善服务等方式来完善中小企业贷款的业务,找到兼顾自身风险与更好地服务企业客户的平衡点。

  对政府监管部门而言,需要建立起兼顾企业、银行等各方面合理诉求的制度安排,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法律法规建设。在切实推动银行、企业防风险、降杠杆的同时,积极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牵线搭桥。此外,有关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帮助中小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稳步推进地方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建设。

  健康的金融,仿佛是不停流动的活水。在市场条件下,用人力来主导流向只能平衡一时,而且还要付出一定代价;只有地势的高低,才是水流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底,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盈利压力,是破解融资难的根本。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组合,切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能不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好的金融环境。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08:53:00] | 评论(5)
 
[细细说法404]当事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必须提供证据
2017-03-29  
    因市场整治、承租房屋被拆除,在多次要求退还押金及剩余房屋租金未果的情况下,王先生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贾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贾先生退还押金4000元及租金8000元。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王先生诉称,他和贾先生于2012年11月3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贾先生将某市场北侧7号房屋出租给他。2014年双方重新签订合同,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每月房租为4000元,押金4000元,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现租金已付至2016年2月29日。2015年12月21日,涉案市场通知他称要进行综合整治,并于2015年12月30日将他所承租的房屋拆除,现合同已无法履行,他多次要求贾先生退还剩余的租金及押金,贾先生都拒绝支付。

    贾先生辩称,他认可王先生主张的事实,票是他开的,钱是他和胡某收的,但是他只是打工的,钱给了老板了,老板是个人,大名叫什么不清楚。他承担不了退费的事情,他只是打工的。

    审理中,贾先生认可合同上的签名为其本人签名,但表示合同不是其起草的,是老板交给他的,他只是负责找承租人签字。对于该陈述,贾先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亦未向法院提供其所谓的老板的具体信息。

    为进一步核实案件事实,法院就案件相关情况到涉案市场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询问,其表示:2015年12月21日的通知是他市场张贴的,涉诉房屋也是他市场建的,一共11间房,没有手续;房屋虽然是市场建的,但不是市场在使用,听商户说是一个姓佘的人在使用,具体情况不清楚,反正该人没有向市场交过钱;市场与该人没有业务往来,市场也不认识贾先生。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多次告知贾先生应当就其主张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或明确告知法院其所谓的老板具体指谁,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但贾先生均表示无法提供。故在贾先生拒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其老板具体信息,且实际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名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贾先生即是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人,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其承担。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知,王先生与贾先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所涉及的房屋属于涉案市场未经批准建设的房屋,故双方所签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因王先生自2012年11月30日开始便向贾先生交纳房租和押金,贾先生亦自该时间开始将涉案房屋交由王先生使用,租金标准为每月4000元,期满后未做调整,故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且如上所述,双方之间设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应属无效。根据贾先生于2015年8月30日出具的收据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知,王先生最后一次租金交到2016年2月29日,但因涉案市场改造,王先生于2015年12月30日搬离了涉诉房屋,现涉诉房屋已被拆除。因贾先生为本案所涉《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且其实际收取了王先生交纳的房屋租金和押金,故王先生现以租赁房屋无法继续使用为由,起诉要求贾先生退还其未使用的房屋租金和押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贾先生虽主张其系给老板打工,钱收了之后交给老板,但王先生对此不予认可,且贾先生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并认可房屋租金和押金确实系其从王先生处收取,故法院对其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相关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贾先生自行承担。

    最后,法院判决贾先生退还王先生房屋押金4000元及房屋租金8000元。

    ■法官说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1:23:48] | 评论(1)
 
[细细说法403]受害人于后续护理期间死亡后无须返还后续护理费
2017-03-28  
裁判要旨

  受害人依据生效判决获得后续护理费后,于护理期间内死亡,赔偿义务人不能因后续护理事实未产生,而以受害人的法定继承人不当得利该后续护理费为由要求其返还。

  案情

  2014年12月17日,刘强驾驶货车与行人杨培云相撞致杨培云受伤,此次事故刘强负全责,杨培云无责;经鉴定,杨培云被评定为伤残X级、为完全护理依赖程度。刘强所驾肇事车为重庆鼎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鸿公司)所有,刘强系该公司雇请的驾驶员。2015年4月17日,杨培云起诉刘强、鼎鸿公司等要求给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对杨培云的后续护理费酌情主张5年共计14.6万元,鼎鸿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一次性支付了该后续护理费。此后,杨培云于2016年1月18日死亡。现鼎鸿公司作为原告,以杨培云的后续护理费未实际产生为由,认为杨培云生前的配偶王宗惠、女儿杨琴乙不当得利14.6万元,起诉要求二被告退还该款。

  裁判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况。而(2015)璧法民初字第01938号判决书系生效判决,鼎鸿公司根据该判决给付后续护理费及杨培云获得该后续护理费均是有法律依据的,杨培云所得该14.6万元并非不当得利。生效判决对后续护理费的认定,是考虑到杨培云X级伤残,综合权衡后作出五年护理期间的认定,该判决生效后就产生确定力、既判力,且赔偿义务人业已履行该判决所确定的全部给付义务;虽然杨培云已经死亡,但并不影响原判决的效力,赔偿义务人即原告要求返还后续护理费的理由不成立,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评析

  1.护理期间的确定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相对于定残前已经实际发生的护理费而言,定残后的后续护理费属于受害人将来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损失,法院对后续护理费作出判决时,隐含了对受害人病情治愈、病情恶化及死亡等可能结果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法官根据法律授权在自由裁量权范畴内确定的,无论受害人经治疗后的结果怎样,亦无论因此而发生的实际费用是多少,鼎鸿公司都应当以生效判决确定的数额赔付。正因为如此,法院权衡杨培云X级伤残的特殊情况,故作出5年护理期间的认定。

  2.受害人获得后续护理费的合法来源的问题。(2015)璧法民初字第01938号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且均按照判决履行了支付义务,杨培云依据法院的生效判决所获得后续护理费显然不属于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形,故鼎鸿公司诉请被告不当得利的法律依据不足;且该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培云的继承人即二被告是否继承了该项遗产以及继承了杨培云死亡后剩余护理费的具体数额,故鼎鸿公司诉请被告不当得利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

  3.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确定力的问题。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消除不得违背。要求赔偿义务人一次性给付后续护理费的判决书一经生效,就产生既判效力和确定力,赔偿义务人履行判决给付该后续护理费的行为,是维护判决既判力和法律权威的体现;杨培云获得该笔款项后,该款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且后续护理费款项的转移有生效判决为依据,不论此后杨培云如何使用、几年内使用,均是受害人杨培云自身的权利,即便此后杨培云在法院判决确定的护理期限内死亡,也不影响原判决的效力;鼎鸿公司依生效判决赔偿后就无权再索回,亦不能以后续护理费未实际产生,而以受害人的继承人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4.基于侵权行为而获得的后续护理费不因损害结果加重而剥夺。后续护理费是受害人基于侵权行为而获得的赔偿,杨培云在获得后续护理费的赔偿后,因交通事故受伤过重而于该交通事故案件判决生效后的护理期间内死亡,无论杨培云是X级伤残或完全护理依赖程度,还是此后护理期间内死亡,均系因原告交通肇事侵害所致,杨培云的死亡是伤残结果的加重,亦是鼎鸿公司侵权损害结果的加重;若因他人侵害致伤残获得后续护理费后,因损害结果加重而不存在后续护理事实时,不能剥夺此前已给付的赔偿,故鼎鸿公司不能要求被害人的继承人返还后续护理费,否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31:57] | 评论(2)
 
[细细想法111]尊重法院审判 维护法治权威
2017-03-27  
    行政机关应树立法治思维,遵从法律,敬畏法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尊重司法审判,从而引领社会公众共同维护司法权威,共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今年两会期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潮做客两会“大法官访谈”节目,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行政机关尊重法院审判,整个社会才会真正尊重法院的判决。”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标志。通过行政诉讼庭审平台,能够充分体现原、被告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向公众展示公权力由人民赋予、受人民监督和为人民负责的本质属性。但是,从我国25年来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践来看,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比较常见,有的败诉了也拒不履行法院裁判,甚至抗拒执行,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法制的信心。

  人民群众对“告官不见官”问题反响强烈。2014年11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总结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后做出的立法选择。去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下发了《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至此,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就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相关问题和法律程序予以规范和明确。

  行政机关尊重法院审判,最直接的表征就是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贯彻的是“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表达了对司法审判的尊重!2016年,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受到媒体广泛关注。舆论认为副省长出庭应诉是对法院审判的尊重,也是对其他当事人的尊重,陈鸣明出庭应诉带动更多的贵州国家机关负责人愿意出庭应诉,所以去年贵州法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比例达到33%。

  行政机关尊重法院司法审判具有积极作用。一则,行政首长对行政行为各方面更加熟悉,便于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具体合理的解释说明,便于举证、质证,能提高应诉针对性和行政诉讼质量。二则,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便于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行政首长通过当庭倾听原告一方的诉请,检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第三,对提高全民法治素养来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最生动的法治教育。在一些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中,行政首长还可以通过法庭这个庄严场所,阐释和说明重大公共决策的法律依据和科学根据,便于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理解政府决策,更加自觉地支持和拥护政府依法行政。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与公众司法意识的进一步加强,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需要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民众依法维权,司法主持正义。行政机关理应树立法治思维,遵从法律,敬畏法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尊重司法审判,从而引领社会公众共同维护司法权威,共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09:40:00] | 评论(1)
 
[细细说法402]夫妻共同债务引发的那些“闹心事”
2017-03-23  
   每一对夫妻在婚姻关系建立之初,或许都信誓旦旦地要比翼齐飞、白头偕老。但是事随境迁,受利益的驱使,现在很多夫妻置夫妻忠实义务、诚信原则于不顾,虚构债务或者恶意举债以侵害对方权益,以致闹上法庭。但是,这些经查证确为虚构的债务,历来不受法律保护。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案说法,以三起审结的案件分析了夫妻共同债务引发的“闹心事”。

案例一: 

   债权人自认配偶不知情 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薛某及高某系夫妻关系。2014年2月17日,薛某曾向姜某借款10万元人民币,并出具借条一张,高某亦在该借条上签字捺印。但是当天,薛某称钱不够,又向姜某借款3万元,并独自出具借条。后薛某与高某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还款。2015年,姜某将薛某及高某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还款13万元。被告薛某、高某收到法院传票后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法官在庭审中注意到,虽然两张借条是同一天出具的,但是其中一张借条是夫妻二人签字捺印,另一张借条仅为薛某一人签字。经过法官在法庭上对借款的具体细节反复询问,原告姜某向法官自认,当时薛某在签订3万元的借条时,拒绝让其妻子高某签字,并称3万元借钱之事绝对不能让高某知道。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第一笔10万元的借款,由于借条上由薛某和高某共同签字确认,且二人对此没有异议,故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第二笔3万元借款,由于借条上有薛某签字且薛某予以认可,据此,可以认定薛某与姜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因借条系薛某单独出具,且姜某承认该借条的出具及借款的给付是在高某离开之后薛某单独进行的,薛某明确告知姜某此事不让高某知晓,故根据婚姻法规定,该3万元借款应认定为姜某与薛某明确约定的个人债务,而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薛某和高某共同偿还姜某10万元,薛某个人偿还姜某3万元。

    ■法官说法■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薛某第一次借款时,夫妻双方均在借条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系具有夫妻共同合意的借款合同,理所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但是第二次借款,系高某离开之后薛某单独提出的,且被告薛某明确告诉原告姜某不能让其配偶高某知晓此事,姜某亦认可薛某的确明示过,这种情形属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情形。故,对于该第二笔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例二:

    离婚前对债务关系知情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016年,原告秦某将王某(男)及李某(女)诉至法院,称其与王某于2015年2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到期后,王某未还款。王某到庭后,一方面主张本案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与其共同的投资,另一方面主张其与妻子李某已离婚,李某对此事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庭审中李某与王某说法一致,一口咬定自己对借款一事并不知情,因此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自己无须还债。庭审中,为了证明本案并非借款

    而是对案外人的出资,王某申请了证人马某出庭作证。法官借此机会对马某进行了详细的询问,马某在陈述细节时脱口而出,称当时李某也在场,知晓此事。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原告秦某与被告王某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上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故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期限届满后,王某应返还借款。根据马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借款时李某在场且知情,虽其与王某已离婚,但系在借款后离婚,不影响对债务的承担。故法院判决李某亦应承担还款责任。

    ■法官说法■

    本案例与案例一极为相似,但是结果却完全相反。其根据仍在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依据该条,夫妻一方如若称债务非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方要么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要么证明夫妻双方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关于财产分立的情况。本案中,马某的证言证实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李某在场知情,且李某与王某也无关于财产分立的约定。故,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双方婚姻关系解除,李某仍需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案例三:

    夫妻一方向其亲属举债 应对债务真实性进一步举证

    2016年,田某将独子陈某和陈某前妻刘某诉至法院,称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儿子陈某每月都开口向原告借钱,总计7万元。原告认为,被告陈某已经成家立业,父母对其已经没有抚养义务,因此,陈某每次向田某借钱,田某均要求陈某向其出具借据,同时,因该借据系陈某与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具,故田某主张7万元借款应由陈某和刘某共同偿还。陈某认可从母亲田某处拿过钱补贴家用,但是称现在没有收入,所以没钱还母亲。刘某对原告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称陈某整天不工作,无收入来源,从未给家里添过一碗一筷,且其在与刘某的离婚诉讼中明确表示无夫妻共同债务,与本案的陈述矛盾。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田某与被告陈某均称,7万元借款是多次小额借款累计的总和,每次借款都是现金交付,交付现金时没有他人在场,而涉案借条是陈某在与刘某婚姻出现矛盾时给原告补写的。并且在“背对背”向原、被告询问的形式下,田某与陈某对于涉案债务的借款时间段及借款数额等相关陈述存在矛盾。基于田某、陈某与刘某之间的利益冲突,陈某对借款事实的认可,不能当然地产生刘某承担债务的结论,田某仍应当就其主张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进行举证。在田某仅有借据,不能进一步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该债务真实存在,故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及时提供证据。”民间借贷中,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借贷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本案原告田某和被告陈某为母子,关系特殊,且争议发生之时陈某与刘某已经离婚,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关系,仅凭一张后补的借据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故在举证分配上,原告理应承担较多的举证责任。原告在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况且本案中田某与其子在借款事实的关键点上存在陈述矛盾,故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18:37] | 评论(1)
 
[细细说法401]没搞懂“0点”属哪天 乘客误机索赔被驳回
2017-03-22  
    因为对“0点”起飞的航班产生误解,郭先生一家三口因此误机,造成经济损失4.6万余元。郭先生认为预订机票的旅行社没有就这一特殊时间点提醒自己,应该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遂将旅行社告到法院。近日,上海长宁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郭先生的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郭先生通过某旅行网的APP订购了一家三口从广州到蒙特利尔的往返机票,出发日期为2016年8月24日00时05分。8月24日晚上7时许,郭先生一家来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此时航班已经起飞。工作人员告知郭先生,他们应该在23日晚上来办理登机手续才对。无奈之下,郭先生只能另买机票。

  回国后,郭先生将该旅行网所属商务公司告到法院,要求赔偿另购机票、住宿、餐饮等损失4.6万余元。

  郭先生认为,由于航班起飞时间特殊,他将8月24日00时05分理解为8月24日晚上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符合中国人的习惯,预订机票时被告并未对这一容易产生误解的时间点作特别提醒,出发前也没有发送登机提醒,被告没有尽到提醒和告知义务,导致他们误机。郭先生特别指出,预订机票时,他同时订购了WIFI产品,8月23日他收到短信:“明天是您的出发日,请别忘记至白云机场国际出发层J岛J10柜台领取加拿大wifi……”郭先生认为,这条短信也对他造成误导,使他更加确认应该在24日晚上出发。因此,被告应该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

  被告公司不同意郭先生的诉讼请求,认为原告误机完全是自身对出发时间的误解造成的,他们已经完成了机票预订服务,没有违约行为,而且在原告预订机票时已经明确告知了航班起飞时间、到达时间以及改签政策,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告知义务,不存在过错。

  近日,长宁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驳回郭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对郭先生而言,他选择航班、出发时间之后预订了机票,应当明知飞机的起飞时间,并提前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这是一般的生活常识,也是他对自己的决策应当负有的注意义务。但郭先生实际是晚了一天才去机场,并认为这符合一般中国人的理解,这显然与生活常识是相违背的。

  而对机票订购商来讲,其服务对象虽然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但其负有的告知义务,应当在考虑交易成本的基础上以一般标准来确定。如果把一个本应由一般个体对自身决策负有的注意义务,也当作相关信息的提示义务强加给机票订购商,对其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交易的便捷化。因此,原告郭先生认为被告对他负有特别提醒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01:12] | 评论(1)
 
[细细说法400]不满治疗方案 辱骂殴打医生被判刑
2017-03-21  
    因医生表示醉酒后不能打麻药,只能先对伤口进行清洗包扎,然后待酒醒后再施缝合手术,前来就医的吴某及陪同人王某对这一治疗方案不满,当即对值班医生大打出手,后经鉴定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暴力袭医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刑事裁定,被告人吴某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被告人王某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

    今年34岁的吴某,曾因寻衅滋事、殴打他人,先后两次被公安机关罚款和行政拘留,而和吴某同龄的被告人王某,也因殴打他人曾被公安部门行政拘留十日。

    2016年6月26日晚,吴某与几个朋友在酒吧喝酒时不慎将手摔破。次日凌晨2时左右,吴某在王某的陪同下,至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第六病区就诊。两人要求值班李医生对吴某的伤口进行缝合。李医生向两人说明因醉酒后不能打麻药,只能先对伤口进行清洗包扎,待吴某酒醒后再实施缝合。

    对此,吴某十分不满,认为李医生刁难自己,张口即对李医生进行辱骂,并和王某拿起护士站的病历本、台历就砸向李医生的头部。而后,吴、王二人又尾随李医生进入医生办公室。在办公室内,吴某不由分说就对着李医生头面部进行疯狂殴打。不仅如此,王某还一边拿着手机对殴打过程进行录像,一边不停地辱骂李医生。

    期间,在李医生被殴打欲离开办公室时,王某将门关上阻止他离开,吴某则继续在办公室内对其殴打。之后,接到报警的民警赶至现场将吴某、王某抓获。经鉴定,李医生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后经证实,被害人李医生当晚在三楼第六病区夜间接待患者符合相关规定,其制定的医疗方案正确。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王某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吴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王某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予以从轻处罚。吴某、王某在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予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有劣迹,酌情从重处罚。

    综上,法院遂以寻衅滋事罪作出了如上判决。

    吴某认为一审量刑过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连线法官■

    依法惩处涉医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杜开林指出,本案中,夜间急诊本身就是一种极为稀缺的医疗资源,如果值班医生被打伤,后面如有就诊的病人就无人医治。从表面看,被告人吴某、王某殴打的只是一个医生,但由此却侵害了其他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同时,被告人吴某、王某酒后在公共场所滋事,随意殴打他人,且致一人轻伤,属于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暴力伤医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大都因为贴上了患者或患者家属的标签,医院从息事宁人的角度考虑,很多暴力伤医事件最后都被当作一种普通的纠纷处理,被判处刑罚的少之又少,这种低廉的违法成本,使得暴力伤医事件频繁发生,也让医者们失去了执业的安全感。”杜开林提醒,刑法修正案(九)已将涉及到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伤害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约束和管理范畴中,法院将依法惩处各种涉医犯罪,依法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医疗行为的规范,在行医过程中,积极与患者家属沟通、互动,逐步建立完善的医患沟通、医疗诉求、纠纷化解处置机制。

    

作者:[徐绕松] 分类:[刑事] 时间:[16:58:47] | 评论(1)
 
[细细说法399]购买房产要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2017-03-20  
肖先生购买二手房给父母居住,在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了房屋的全部价款,且已入住十余年后,卖家李老伯、陈大妈仍未协助肖先生办理过户。今天,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了肖先生的诉求,依法判决肖先生与李老伯、陈大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李老伯、陈大妈应在规定日期内协助肖先生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

  早在2005年2月,肖先生就与李老伯、陈大妈夫妻二人签订了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李老伯名下所属的夫妻二人共同房产及其附属物业以6.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肖先生。买卖双方还约定由李老伯协助、配合肖先生办理过户手续,办理过户手续所需的费用均由肖先生承担。签订合同的当天,肖先生就支付给李老伯5万元,随后又支付了1.8万元,李老伯分别出具了收据。签订合同一个星期后,肖先生收到了李老伯腾出的房屋及其附属物业,还有平远县城镇共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其他收据复印件,肖先生的父母在该房屋居住至今。

  此后,肖先生外出工作多年,一直未留意当初所购房屋的过户情况,直到一次回家整理家人物件时才发现房屋仍未办理过户手续,便多次找到李老伯,希望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但均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肖先生一纸诉状将李老伯、陈大妈起诉至平远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其与李老伯夫妻二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李老伯、陈大妈应当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协助肖先生办理过户手续,李老伯、陈大妈未协助肖先生办理过户手续已属违约,应当按照约定继续履行义务。由于李老伯、陈大妈经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以缺席判决,平远法院遂依法作出了支持肖先生诉求的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本案法官提醒,购房者在购买房产的过程中,无论是何种原因,签合同交款后,就一定要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办理过户手续,可能同时面临多种法律风险,甚至陷入财房两空的困境。

  一是可能出现卖家反悔甚至是“一房二卖”的情形,当卖方感觉自己所出售房产的价格低于当前价格时,卖方会反悔或钻买主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空子,将同一套房产出卖给第三人,导致买方承受卖方违约的风险。

  二是可能会出现房产被查封的情形。有的卖方因其他债务纠纷,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强制执行,导致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认为无效,买方将承受合同无效的风险。

  三是买方处理房产时遇阻。当买方交付全部房款、履行完毕合同后,虽不影响其在所购房屋中居住,但若要转卖该房产时,因房产未登记在其名下,将会遇到阻碍。此外,不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还可能出现房产被办理抵押、拍卖等损害买方合法权益的其他情形。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1:11:40] | 评论(1)
 
[细细说法398]建设与施工单位在噪声污染损害中构成共同侵权
2017-03-19  
 裁判要旨

  在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中,施工单位排放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建设单位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属于以不作为的方式侵权;造成他人身体健康受损的,与施工单位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案情

  重庆正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轩公司)于2013年年底开始实施其在石柱县城开发的“渝东·中央大街”项目,吴某家住该项目附近。2013年11月1日,正轩公司将项目的平基土石方及边坡支护工程发包给佳宇公司施工。2014年年初,佳宇公司进场施工,至同年9月结束,施工期间有夜间施工和产生工程噪声的情况。2013年12月28日,正轩公司将项目主体工程发包给朝晖公司,佳宇公司基建工程结束后,朝晖公司一直施工至今。正轩公司在与佳宇公司、朝晖公司的合同中,有笼统的“依法”“文明”施工的约定,但对施工过程中环境保护的措施没有明确约定。2014年11月12日,石柱县环境监测站对本案所涉项目工地夜间施工噪声进行监测,结果为57.4dB,超过55dB的排放标准,2015年4月19日,石柱县环境监测站对本案所涉工地昼间施工噪声进行监测,结果为72dB,超过60dB的排放标准。朝晖公司在2014年10月22日取得在同月22日至24日夜间施工的许可证,其他时间是否取得夜间施工的许可无证据证明。

  在佳宇公司、朝晖公司施工过程中,吴某出现抑郁情绪发作的情况,并引起血管神经性头痛、心境障碍(抑郁发作)、慢性胃炎等疾病入院治疗,共花医疗费7963.86元。对吴某支出的医疗费用,正轩公司、佳宇公司、朝晖公司均未申请鉴定。期间,2014年8月14日,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主持调解,正轩公司与吴某达成《信访事项调解协议书》,由正轩公司每月支付吴某1000元租房费供其自行租房,自2014年8月15日起至正轩公司负责开发的“渝东·中央大街”项目的土石方工程开挖结束。正轩公司付租金至2014年10月14日止。2015年6月18日后,吴某自己在外租房居住。2015年6月28日,吴某与赵昌慧签订《租房合同书》,明确租房费一年一付,每月1100元,一年13200元。同日,吴某向赵昌慧交纳租金13200元。

  2015年3月12日,吴某遂以正轩公司开发的“渝东·中央大街”项目工地产生噪音致使其身体健康遭受严重伤害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正轩公司支付医药费用4万元,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审理中,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佳宇公司、朝晖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后吴某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正轩公司、佳宇公司、朝晖公司赔偿医药费47102.16元、房租费13200元,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本案审理中,正轩公司申请对吴某心境障碍与工地噪声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进行司法鉴定。后经黔江区法院委托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对此进行了鉴定,该中心出具了《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鉴定意见书》,明确吴某的心境障碍与环境噪声之间无因果联系,但同时明确,因吴某患有心脏病史,易出现抑郁情绪,对环境噪声较常人敏感,可能加重抑郁情绪或者使抑郁情绪发作。

  裁判

  黔江区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29日判决:一、正轩公司赔偿吴某损失7347.64元。二、佳宇公司赔偿吴某损失2578.69元。三、朝晖公司赔偿吴某损失8442.77元。四、正轩公司、朝晖公司采取噪声防治措施,使“渝东·中央大街”项目的施工工地噪声排放达到国家标准;朝晖公司在未取得夜间施工许可的情况下,禁止在该工地夜间施工。

  一审宣判后,正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渝04民终5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正轩公司作为没有直接排放噪声的建设单位,是否应当承担噪声污染责任的问题。

  1。噪声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噪声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个:一是有排放噪声超出法定标准造成污染的行为;二是有损害后果;三是噪声污染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在本案中,首先作为施工单位的佳宇公司、朝晖公司在其各自施工期间均存在排放噪声超标的行为,朝晖公司还存在未经许可夜间施工的行为;其次,在二者施工期间,吴某抑郁情绪发作,多次住院治疗,存在身体健康受损的事实,且为了避免身体继续遭受噪音的损害外出租房,存在费用损失;最后,根据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出具的《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鉴定意见书》,虽然其结论明确吴某的心境障碍与环境噪声之间无因果联系,但是,该中心明确了因吴某患有心脏病史,易出现抑郁情绪,对环境噪声较常人敏感,可能加重抑郁情绪或者使抑郁情绪发作的意见。基于此,噪音污染的侵权行为与吴某因抑郁情绪加重接受住院治疗及为避免损害加重而搬离住所在外居住产生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至此,佳宇公司、朝晖公司对此应承担噪声污染责任。

  2。建设单位及其防护噪声污染法定之责

  建设单位是建设工程的投资人,也称业主,是工程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总负责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单位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定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由此,建设单位负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保护措施的法律责任。如果建设项目可能产生噪音的,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前述规定落实各项义务,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采取噪声防护措施,保护居民的生活环境。无论建设单位是否将建设项目的施工对外发包,均不能免除其项目实施中环境保护的义务,如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中未尽其责,则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建设单位的不作为导致噪声污染侵害发生与施工单位构成共同侵权

  建设单位明知施工单位不采取保护措施即进行施工可能会发生噪声污染损害的后果而轻信能够避免而致损害发生,构成噪声污染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明确了共同侵权的构成。

  综上所述,施工单位排放噪声超标,建设单位以不作为的方式,共同导致噪声污染侵害发生,可认定为构成共同侵权,建设单位应与施工单位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58:49] | 评论(1)
 
[细细想法110]拘留环境违法者有标本意义
2017-03-18  
不管是什么单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造成大气污染,就应该对其实行零容忍,毫不含糊地依法处罚

  北京市公安局今天对外通报,该局环食药旅安保总队会同门头沟公安分局成功侦办了北京首起因违反操作规程、致使防污设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造成大气污染的违法案件。目前,违法人员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此案也是北京首起适用《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对污染大气违法人员进行行政拘留的案件。(3月16日《法制日报》)

  据报道,北京某热力管网公司当值人员赵某违规操作,造成一台四吨的燃煤锅炉脱硫设施无法正常使用,致使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超标排放。经门头沟区环保监测站检测,该锅炉烟气排放二氧化硫超标10倍,对大气造成了污染。除了该公司被依法处罚外,当值人员赵某也因违规操作造成大气污染而被予以行政拘留处罚。北京“首起”行政拘留超标排放污染大气违法人员,具有标本意义,值得大声叫好!

  近年来,“十面霾浮”严重,大气污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病。大气污染治理已经提上社会的议事日程。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些地方先后也制定了大气污染的考核办法,强调重污染天气市长负责制,各地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将处罚市政府。这样的举措获得了广泛认同,官方与民间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同呼吸、共奋斗”的共识。大气污染防治已经迈出扎实步伐。然而,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在“雾霾围城”的当下,尽快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毫无疑问是当前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治理大气污染就是要敢于动真格,不管是什么单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造成大气污染,就应该对其实行零容忍,毫不含糊地依法处罚。在以往的环境保护中,造成大气污染的事故发生后,几乎很少依法处罚,处罚也是“大锅饭”式的,大都是“我也有责任”的集体买单,没有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人。违法成本低,导致一些企业和少数人不放在心上。

  在大气污染中,每个人往往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是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污染的“贡献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个庞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多个部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中的“短板”效应就会出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在各部门积极参与、全社会广泛支持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大气污染非一日所成,治理大气污染也绝非一日之功,解决环境问题要积极有为,也要耐心持久。进一步来说,治理大气污染要用铁腕手段,重典整治,对违法者一个都不放过,依法查处决不能心慈手软,加大治理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并用“抓铁留痕,踏石有印”的劲头,切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09:35:17] |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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