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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说法442]遗腹子能享有抚养费吗
2017-08-21  
交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妻子所怀胎儿尚未出生,应不应该为其计算抚养费?今天,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作出二审宣判,判决引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肯定了交通事故受害人遗腹子出生后的被抚养利益。

    2016年3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舜龙物流公司名下的运输车辆在安徽省淮南市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聂某死亡,事故发生时聂某妻子已经怀孕,聂某的遗腹子于2016年9月15日出生。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该公司向聂某亲属赔偿包括遗腹子抚养费在内的各类损失56万元。

    支付赔款后,舜龙物流公司与太平洋财险淮南支公司因理赔问题发生争议。保险公司认为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遗腹子并未出生,尚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法律规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仅指受害人死亡时正在抚养的人,遗腹子不应属于此范围。舜龙物流公司自愿赔偿了不合理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舜龙物流公司便诉至法院。

    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此案事故发生时,死者聂某的妻子已经怀孕,而胎儿被分娩出时为活体,其利益应受保护,认定舜龙物流公司已赔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用为必要费用,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舜龙物流公司保险金共计47万余元。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淮南中院提出上诉,认为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以及达成赔偿协议时受害人的遗腹子并未出生,尚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自然人”,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应计算其抚养费,要求减少赔偿11万余元。

    淮南中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但有遗产的类似属性,死亡赔偿金的分配理应类推适用继承法中关于遗产的分配规则。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总则虽然在本案审结之时尚未正式实施,但立法理念理应得到贯彻。因此,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出发,在死亡赔偿金的认定和分配过程中,应当保护遗腹子的利益。保险公司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审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连线法官■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与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或者被抚养人相比,遗腹子出生后的被抚养利益,更应该受到“特殊保护”。我国已批准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司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上述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法律中均有体现。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8:40:27] | 评论(1)
 
[细细说法441] 车辆漏油致伤构成交通事故的 保险公司应赔付
2017-08-17  
裁判要旨

    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必须以发生碰撞为必要条件。专项作业车在道路上行使时因故障发生漏油,导致电动车驾驶人摔倒受伤,该事故与专项作业车在道路上驾驶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应认定为交通事故,并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案情

    2015年3月31日,7时10分许,金某某驾驶中型专项作业车沿长虹路由南向北行驶,左转弯上343省道时,因车辆漏油,导致地面打滑。吴某某骑电动自行车沿343省道由西向东逆向行驶至事发地由北向南斜穿公路时,遇地面油污摔倒,发生事故,致吴某某受伤,车辆受损。该起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金某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吴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经鉴定,吴某某构成十级伤残。中型专项作业车所有人为某污水处理公司,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险。审理中,金某某称其为某环卫所员工,发现车辆漏油,电话通知环卫所前来处理后,就将车辆开到维修厂去了,未采取其他措施,吴某某摔倒时,其不在现场;某污水处理公司表示,肇事车辆系某环卫所购买,挂靠其名下使用,金某某驾驶车辆属职务行为,其愿意承担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其与某环卫所之间再另行协商处理。吴某某表示经过该路段时,未发现警示标志。

    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交通事故的认定,不应以是否发生碰撞为必要条件。从交警部门查明的事实看,金某某驾驶的车辆漏油,致使吴某某途经该路段时摔伤,符合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道路交通事故。金某某发现漏油后,未设置警示标志对过往人员加以提醒,而是驶离现场,具有较大过错。吴某某因地面油污妨碍通行摔伤,并不是发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且该事故与车辆运行状态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涉及受害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应认定为遗撒物致人损害,故不符合保险赔偿的条件,应当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结合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酌定由某污水处理公司承担75%的赔偿责任,吴某某自负25%。法院最终判决某污水处理公司赔偿吴某某108932.57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某污水处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付吴某某136092.68元,某污水处理公司赔付吴某某2839.89元。

    评析

    1.本次事故是否为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必须以发生碰撞为必要条件。本案中,金某某驾驶的专项作业车在道路上行使,因车辆故障发生漏油,且该车辆的漏油导致吴某某驾驶电动车时摔倒受伤,应认定本次事故为交通事故。

    2.对本起事故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付

    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两车并不处于同一时空范围,也不在车辆运行过程中,不符合保险赔偿的即时性条件;交警部门作出的认定书,仅是对事故事实及相关责任予以明确,并不代表其要承担保险责任,且特种车辆保险条款中约定机动车所载货物坠落、倒塌、泄露造成的损失,应免除其责任。原告表示,事故是因车辆漏油引发,与其受伤间隔时间较短,两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同时也不属于免责条款的情形,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某污水处理公司称,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按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由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的免责约定属格式条款,不产生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金某某发现漏油后,未设置警示标志对过往人员加以提醒,而是驶离现场,具有较大过错。原告因地面油污妨碍通行摔伤,并不是发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且该事故与车辆运行状态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涉及受害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应认定为遗撒物致人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不符合保险赔偿的条件,应当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吴某某的受伤与金某某驾驶车辆在道路上驾驶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应认定本次事故为交通事故,该起交通事故造成车辆以外的第三人吴某某受伤,保险公司应承担相应保险责任。至于金某某未及时采取措施设置警示标志等措施,只是认定金某某对本次事故的过错程度和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情节,并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8:39:17] | 评论(1)
 
羡慕
2017-08-11  
羡慕

是人生路上的十字路口,

往左

通向埋怨,

往右

通向嫉妒,

往前

通向幸福。

羡慕别人没错,

但是,

一定不要轻视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的生活

都来之不易,

同样有着别人

不能拥有的快乐。

别觉得自己不幸福,

只是因为眼里总是看到

那些自己没有的东西,

忽略自己的拥有!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诗歌] 时间:[09:47:25] | 评论(2)
 
[细细说法440] 罚金与赔偿是不同的法律责任
2017-08-09  
由江苏省环保联合会、江苏省人民政府提起的一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近日由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被告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司达公司)一审被判赔偿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2428.29万元。据悉,这是江苏省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

    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被告德司达公司行政部经理兼总经理助理王军、废水公用工程主管黄进军明知王占荣经营的南京顺久化工有限公司无废硫酸处置资质,仍多次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硫酸以每吨580元的价格交给王占荣处置。王占荣也明知丁卫东无废硫酸处置资质,仍以每吨150元的价格交给丁卫东处置,先后将2828.02吨废硫酸在泰东河、新通扬运河水域的河水中倾倒。至查获,共排放了2698.1吨废硫酸,还有129.92吨未排放完。扬州市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未排放的129.92吨废硫酸进行采样监测,结果PH值为1.19。

    2016年7月,法院判决被告德司达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2000万元,涉案的其他被告人王军、黄进军等均被判处刑罚。

    刑事判决生效后,2016年12月,江苏省环保联合会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德司达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2428.29万元。今年1月,江苏省人民政府经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德司达公司作为化工企业,生产化工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废硫酸,在无法回收利用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送到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置。然而,德司达公司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处置其产生的废硫酸,而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交由无废硫酸处置资质的企业处置。德司达公司的这种处置行为实质上是主动放弃监督义务而对危险废物放任不管。主观上,德司达公司具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故意。客观上,由于德司达公司对废硫酸处置放任不管,致使2698.1吨废硫酸被排放到泰东河、新通扬运河水域,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损害后果。因此,德司达公司的低价处置行为以及对危险废物放弃监督的不作为与该危险废物被非法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德司达公司应该为此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连线法官■

    罚金与赔偿是不同的法律责任

    该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环境修复费用2428.29万元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宣判结束后,该案承办法官冯驰对此进行了解读。

    关于被告德司达公司在刑事诉讼中被处2000万元罚金是否包含环境修复费用。冯驰说,罚金是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是被告单位、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刑罚。虽然,被告德司达公司因犯污染环境罪承担了罚金2000万元的刑事责任。但是,本案中原告请求的是被告德司达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实现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罚金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被告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承担了罚金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被告德司达公司在刑事判决中承担的2000万元罚金,并不包含在本案原告向其主张赔偿环境修复费用范围内。

    冯驰说,根据环境保护部有关规定,当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发生后,如果无法得到实际修复工程费用时,推荐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本案中,在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中,证人姚来祥证言证明,通常情况下,浓度为50%的废硫酸市场处置价在每吨2500元以上。江苏科技咨询中心《评估报告》中的专家组认为,取每吨2000元作为涉案废硫酸的单位虚拟治理成本适当。虽然德司达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废硫酸处理成本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其公司产生的废硫酸每吨处理成本为1261.27元,但是该情况说明仅仅是德司达公司的单方陈述,且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作者:[徐绕松] 分类:[刑事] 时间:[11:02:05] | 评论(1)
 
[细细说法439]“疑邻盗斧”引发公交命案
2017-08-07  
 公交车上的扒窃案件时有发生,如果你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你会怎么做?如果发现疑似“小偷”的乘客你会上前理论吗?理论不成,你会大打出手吗?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在公交车上丢失手机而引发的命案。丢手机的张某及其同伴王某因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2015年12月25日一早,在京务工的张某和王某一同乘坐公交车前往房山区。因当日雾大高速封路,公交车不得不改线行驶。当车行驶至丰台区杜家坎环岛附近时,张某发现随身携带的手机不见了。张某即刻让同行的王某拨打自己的号码,但电话一通就被按掉。张某顿时非常焦虑,自己多日辛苦挣钱买来的手机怎么会在公交车上就丢失了呢?

  张某环顾四周,希望能够发现那个偷手机的人。此刻,上完夜班着急回家休息的李某见道路过于拥堵便决定下车,李某在后门处招呼司机要求开门。这立马引起了张某的注意,张某觉得此人形色慌张,心中便怀疑这就是偷手机的人!

  李某下车后,张某叫着王某赶快一同下车,二人跟随李某直至马路对面。张某上前拦着李某问道:“是不是拿我手机了?”莫名其妙的李某刚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张某便挥拳打了上去,李某见状立马向北跑去,但没跑多远就被王某拦截。张某和王某抡起拳头继续殴打李某。李某挣脱开后再次向马路对面跑去,张某在后紧紧追赶。不料,跑到马路中间的李某和张某同时撞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二人均被撞倒在地。

  附近路人见到事故后立即拨打120、110,李某和张某随即被送至附近医院救治。李某伤情非常严重,医生诊断为广泛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颅骨骨折、原发性脑干损伤。医生即刻行开颅手术积极抢救,术后李某转入ICU病房治疗。但李某病情一直未见好转,只能靠呼吸机和相关治疗来维持生命体征,多家医院均表示恢复可能性已极小。李某家人因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便放弃了治疗。后经司法鉴定,李某因颅脑损伤而死亡。

  经公安机关勘查,在现场仅遗落一部白色手机,和张某丢失的手机在颜色及品牌上均不一样。案发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将张某和王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王某无视国法,无端怀疑被害人李某盗窃张某的手机,便殴打被害人李某,并在有车辆行驶的机动车道上追赶被害人,致被害人李某被车辆撞击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应予处罚。

  ■法官释法

  就本案被告人张某、王某的行为是否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构成,主审法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被害人被车撞击死亡与二被告人的殴打、追赶行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首先,二被告人先是对被害人进行殴打,造成被害人为逃避殴打而在未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就横过公路,随后二被告人又对被害人紧密追击,使被害人没有更多时间来注意周边环境或车辆;视听资料显示被撞击的瞬间,李某的奔跑速度较快,且李某和张某的被撞位置充分反映出张某对李某追击的紧密程度,因此被害人被车撞击与二被告人的殴打、紧密追击有直接关系。

  其次,本案被害人的死亡虽是多因一果,但被害人家属放弃治疗并不能割断二被告人的行为和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从鉴定意见可知,被害人李某的死亡原因是因此次事故造成的颅脑损伤所致。根据被害人李某的就医材料和医生证言可见,李某手术后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其颅脑损伤后果不可逆转,无法再通过医疗手段予以改变。家属最终无奈放弃治疗的行为,是在治疗过程中可以预见的后果,并不能改变被害人是因被车撞击造成颅脑损伤而死亡这一结论。

  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二被告人的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引发本案的决定性因素,二者之间能够建立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第二,二被告人在主观上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存在过失。

  首先,二被告人均在供述中称明知在机动车主路上横向追逐他人不安全,那么二人在主观上足以预见自己的追逐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同时按照普通人的认知和逻辑,二人足以认识到在机动车道路上横向追逐他人是一个高度危险的行为。

  其次,二被告人能预见到的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包含死亡结果。虽然案发路段较为拥堵,但仍有车辆在行驶,行人与行驶中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受伤、死亡的几率极高,故被告人能够预见到被害人可能会发生死亡的后果符合一般常理。

  再次,二被告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二人在预见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的情况下,考虑路况等因素,自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仍旧选择追赶被害人李某,造成被害人被车辆撞击致死的后果。同时二人自己也是横穿马路,将自身置于这种危险中,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二人过于自信的主观心态。

  综上,被告人张某、王某的行为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构成,依法可予认定。

    

作者:[徐绕松] 分类:[刑事] 时间:[08:19:01] | 评论(1)
 
[细细说法438]借条作废却冒出债主要求还钱
2017-08-05  
工人工伤治疗期间,其家属向公司借款93.5万元用于支付治疗所需各项费用,并签署借条与收据,事后公司与工人家属约定上述费用由公司支付,所有借条作废。事过境迁,却有另一家公司拿着借条与收据向工人家属主张还款。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了这起离奇的民间借贷纠纷,裁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9月,在厦门一处房地产工程项目现场,工人老江在收拉电缆过程中,被从楼上滑落的钢管砸伤头部,后被送往两家医院治疗。次月,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北海公司的工人老江因上述事故构成工伤。2014年6月,老江因医治无效死亡。

  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老江的弟弟小江及其配偶阿丽陆续向“公司”借款93.5万元,并出具借条20份、收据1份。借条或收据均载明借到或收到“公司”或“贵司”给老江的治疗费、医疗费等,借款用途表述为营养费、护理费、住宿费等。

  2014年7月,北海公司与老江家属签订《协议》约定,老江治疗的各项花费,已由北海公司全部付清,相应的借条和收据全部作废。另由公司再向老江家属支付各项赔偿费用100万元。同日,双方就支付相关具体款项作出补充约定。上述两份《协议》中,北海公司的签字代表为阿拓,北海公司对该两份《协议》予以认可。

  同年12月,耀辉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江与阿丽归还借款本金93.5万元及利息。

  耀辉公司认为,二被告因治疗老江资金困难,分多次陆续向其借款,持有借条、收据为证。

  小江与阿丽认为,二被告从未向耀辉公司借款,双方也不存在借贷关系。案涉借款实际是二被告以借款的形式向北海公司预支的老江工伤医疗费等费用,且相应借条已声明作废。原告提供的借条时间、用途与老江工伤情况吻合,且有部分借款系由北海公司的阿拓转账支付的,显然案涉借款非由耀辉公司出借,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并申请追加北海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北海公司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其不存在法律关系。

  一审法院查明,耀辉公司、北海公司系案涉房地产施工的分包单位和工程总包单位。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北海公司作为老江的用人单位,应对老江的工伤事故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北海公司在老江受伤治疗期间向其家属支付款项既是履行其义务也符合生活常理,且与讼争借条和收据的内容相契合。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耀辉公司虽持有借条和收据,但该借条和收据并未载明债权人的具体名称而是简略表述为“公司”或“贵司”,因此无法根据借条和收据直接确定耀辉公司为出借人。耀辉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为讼争借条和收据的出借人,二被告对耀辉公司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认为实际债权人为北海公司具有相应事实依据,故耀辉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一审宣判后,耀辉公司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连线法官■

  关于本案借条与收据的债权人是原告还是第三人,承办法官林达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讼争借条与收据并未体现出借人名称,仅笼统表述为“公司”或“贵司”,故无法根据借条与收据直接确定耀辉公司为债权人。其次,讼争借条与收据的出具时间均集中在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期间,该段期间与老江受伤后在医院的治疗期间相吻合,而北海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向老江家属支付款项符合常理。再次,从款项用途看,讼争借条与收据载明的借款用途为医疗费、营养费等,这些费用属于老江受伤治疗期间的合理支出。最后,从款项金额看,讼争借条与收据的借款总额与老江住院期费用金额相差不大。故而,综合全案借款原因、借款时间、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经过等因素分析,耀辉公司虽持有借条和收据的原件,但本案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为出借人,故讼争借条与收据的债权人是第三人北海公司。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32:28] | 评论(1)
 
[细细说法437]男子一房三卖骗取钱财获刑十一年
2017-08-04  
一男子一房三卖,骗取钱款140万元。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了该起案件,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其退赔两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2016年6月中旬,阿明与肖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肖某与妻子名下的某处房产以206万元的价格卖给阿明。肖某在收取阿明支付的155万元的首付款后,于7月7日与阿明办理了房屋公证及网签手续。因该房屋为期房,尚未交房,故还未办理产权证。7月底,肖某以办理户口迁入为由将合同正本拿走,而后未将合同正本归还给阿明。

    在肖某与阿明办理公证手续后,肖某因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债务缠身,又寻思将房子转卖给其他人,以骗取钱款,用来还债。7月28日,肖某与被害人老谢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约定将上述房产以2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老谢。老谢当场支付了定金40万元。当天晚上,肖某联系老谢称,其急需用钱,能否再给他60万元作为首付款,并承诺第二天与老谢一起去办理房产公证。次日,在公证处附近老谢又通过网银转账支付了60万元。随后,肖某爽约未办理房产公证,老谢得知自己支付的100万元已被肖某拿去还债,无法归还。

    8月6日,肖某又与另一名被害人小陈签订房产买卖合同,约定以20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房子卖给小陈。肖某称其要支付购买厦门的另一套房子尾款,需要小陈给40万元定金才同意办理房屋公证手续,小陈当天便转账了40万元定金,之后才得知肖某已经将房子卖给了别人。

    同年11月,肖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肖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钱款达人民币14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肖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对其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肖某坦白认罪态度较好,无犯罪前科、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相关辩护意见,理由充分,法院予以采纳。

    综合全案情节,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连线法官■

    “一房多卖”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

    认定本案被告人肖某一房多卖构成合同诈骗罪而非一般的民事纠纷,该案承办法官付福临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看被告人的主观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肖某其主观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钱款。二是看被告人的实际履行能力。本案中,被告人肖某在已经将涉案房产卖给第一手买家并办理公证、网签的情况下,并不具备再次出卖该房产的能力,无法完成同一套房产的二次交付。三是看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肖某隐瞒其已经将涉案房产通过公证手段交易给他人的事实,将涉案房产通过第二次、第三次转卖给被害人以骗取定金、首付款还债,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对欺骗被害人交付定金、首付款,促使犯罪得逞起着关键的作用。

    

作者:[徐绕松] 分类:[刑事] 时间:[09:38:07] | 评论(1)
 
[细细评论10]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司法案例
2017-08-02  
   案例是一个法院审判工作的“试金石”。重视案例,既要发现案例、研究案例,更要应用案例。案例的运用,既是一门知识,也是一门技艺,需要我们的目光在事实、法律、价值之间,不断地进行寻觅、往返。

    在7月28日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工作推进会上,周强院长指出,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形成的案例,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是人民法院适用和解释法律的鲜活载体和记录,具有重要的法治和文化价值。经历多年的审判工作,笔者对此颇为感同身受。

    案例是什么?对整个诉讼活动而言,案例是其终极成果,它记录案件诉讼过程、公开裁判理由、宣告处理结果,既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确立引领社会公众的规则。对法院而言,案例展示审判工作质量、宣示公正司法形象,是法院的名片、对外的门脸、立院的基石。一个法院办案的水平如何、质量高低,只要看看其输出的案例便知,所以,案例是一个法院审判工作的“试金石”。对法官而言,案例凝结了法官的法律素养、价值取向、文字水平,甚至工作态度、责任心、公道心等等,既是法官的脸谱、立业的根基,也是其声望的支撑、价值的源泉。所以,笔者常想,如果一名法官在百年后还能够被后人记起,那一定是因为一份署着他或她名字的司法案例。

    当然,重视案例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案例是尺子。尊重以前的案例,能够让我们对同等情形一视同仁、同案同判,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案例是经验。它凝结着前辈的司法知识和智慧。尊重案例就是尊重经验,也是学习和传承司法经验。无论是对当下个案裁判而言,还是对整个司法长远发展而言,这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案例是规则。它既可以约束法官自身肆意妄为,也可以有效抵御外界不当干预,从而为法官提供职业的“避风港”。案例是方法。成文法体系下,法官判案的基本思路是“三部曲”:首先查明案件事实,其次寻找法律规范,最后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姑且不论复杂案件执法过程的“艰辛”,即便是简单案件按照上述思路裁判也不无繁琐。如果有案例可供借鉴和遵循,则审理过程大大简化,直接参照其裁判即可,这无疑会明显提升审判效率。案例是说服力。具有指导性的案例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裁判,如同大浪淘沙后留在河床上的金子。遵循这些案例就是尊重权威,自然也会借助其权威性,提升当下裁判的说服力。案例是捷径。司法案例是法治的基本单位,内涵十分丰富,比如静态的立法文本和动态的司法要素、实体性的规则和程序性的规范、字面上的法条和观念中的法律等等,几乎包含了关于法的所有信息。学习法律就不能跳过案例,司法案例是弥补自身法律知识不足、快速提升审判业务能力的绝佳途径。案例是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要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案例作为法律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其本身所蕴含的法治信息,所提出的前沿命题,往往成为法学研究创新和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理论界关于案例的逻辑推理和法律诠释又能够为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所以,案例是联结法院与法学院的绝佳纽带。

    此外,司法案例还是“时代的记录者”“当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用周强院长的话说,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社情民意的‘风向标’”。现在全国法院每年审执各类案件已达两千万之多,搭建的“中国裁判文书网”至今已累计发布各类裁判文书三千一百万余份。每每想到这些,特别是每次打开中国裁判文书网,笔者总觉得是在翻开一部“当代中国史”,它不仅比野史更客观,还比正史更鲜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每一名司法人员,其实都是在用倾注其心血的案例,参与、创造并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

    重视案例,既要发现案例、研究案例,更要应用案例。案例的运用,既是一门知识,也是一门技艺,需要我们的目光在事实、法律、价值之间,不断地进行寻觅、往返。

    要关注案情。一是要做好案情相似的比对。案例运用,首先要找到与当下待决案件案情最为接近的案例。一个案件的事实往往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都拿来比对,需要比对的是“根据法律确定案件事实性质的关键点或争议点”,卡尔·拉伦茨称之为“构成要件事实”,在英美判例法称为“必要事实”。其他的非关键、非必要的事实可以不论。案情比对的基本思路是,关键事实完全吻合,且关键事实以外的其他事实的不一致不足以否定或推翻关键事实的一致。满足这两个要求,就可认为案情是相似的。二是不能仅盯着案例规则(裁判要点),如果这样无异于把指导性案例等同于司法解释,这是不利于案例指导制度发展的。案例规则固然重要,但是案例事实及相关裁判理由也很重要,不能顾此失彼。在案例运用方面,此立场应当牢固坚持,否则对案例指导制度发展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要关注规则。相较于立法,司法案例形成的裁判规则,其失误率会更高,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当发现案例规则存在缺陷时,应当设法避开对该案例的参照。在这方面英美判例法中有较为成熟的做法,主要体现在案例的识别与规避上,可资借鉴。事实上,运用案例本身就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认为正确、恰当的案例而予以参照,二是对认为存在缺陷的案例而予避开参照。

    要关注价值。寻找一个可资参照的案例,有时也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法官综合考虑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其体现的法律关系、案件背后的诉讼目的、判案理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判决的社会效果、案例的基本方向、对事实的评析、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关法律规定等诸多因素,尤其要关注法律的基本精神、立法目的和预设价值。有时选择参照或避开某个案例,往往是特定的价值观念主导的结果。进行价值衡量的目的就在于,确保运用案例进行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落实待决案件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要关注实践。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分16批次共发布指导性案例87个,数量还不够多。审判实践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也不容乐观。这也和其数量过少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编发的指导性案例不够多,案例指导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推进案例工作,必须整合资源,畅通渠道,积极发动一线法官参与案例推选、生成工作,营造出法官“庭上审判案件,庭下研究案例”的局面,并积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案例生成的大格局。

    要关注理论。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我们除了研究个案案例外,还要加大对案例基础理论的研究,既要研究案例运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制度性难题,也有研究案例识别、比对、援引等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既要立足于我国审判实践开展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也要放眼域外、积极借鉴国外判例制度研究成果,努力实现周强院长在司法案例工作推进会上提出的“形成中国特色案例理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案例话语体系”的目标。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10:48:35] | 评论(1)
 
[细细说法436]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用发放情况之界定
2017-07-30  
 裁判要旨

    关于房屋征收工作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用分户发放情况的公开应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主动公开情形,而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用总体发放情况属于依申请公开情形。

    案情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8日作出河西政征[2012]1号《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原告赵英所有的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街红星里73号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4年3月17日,原告以特快专递方式向河西区政府申请公开关于河西区尖山八大里地区旧城区改造一期工程房屋征收项目非住宅的“征收补偿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被告对原告作出《不宜全部公开告知书》,内容为:经审查,所提申请部分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您申请河西区尖山八大里地区旧城区改造一期工程房屋征收项目非住宅的“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的信息部分不予公开。对于属于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获取途径:请查阅征收现场触摸屏,携带身份证明和有效的权益证明到河西区黑牛城道与洪泽路交口(征收指挥部)或者河西区黑牛城道北侧起重宿舍平房旁(征收指挥部)内查阅。被告于同年4月24日将《不宜全部公开告知书》邮寄送达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有法律明确规定应当予以公开,故被告应当向原告予以答复。被告对于原告所申请公开的内容,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告知原告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虽然被告对于原告申请的信息因个人隐私部分不予公开的理由确属不当,但并不影响向原告公开其申请信息的结果。故判决驳回原告赵英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赵英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被上诉人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应当由被上诉人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主动公开,向被征收人公布。被上诉人作出《不宜全部公开告知书》称涉及个人隐私部分不予公开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遂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不宜全部公开告知书》并责令其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答复。

    评析

    本案审理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准确的判断当事人所申请事项属于主动公开还是依申请公开,以及如何正确适用法律。

    1.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的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申请人申请公开“关于河西区尖山八大里地区旧城区改建一期工程房屋征收项目非住宅的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该信息并不明确,补偿补助费用发放情况包括总体发放情况和各户的具体发放情况,因此被申请人河西区政府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而不能在申请内容不明确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断。而本案申请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明确其要求的是两项内容,即该房屋征收项目非住宅的补偿、补助费用的总体发放情况和分户的具体发放情况。针对这两项申请应分情况讨论。

    2.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用分户发放情况的法律适用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了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三)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由于该条例是2008年实施的,而此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未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是“征收或征用土地”及“房屋拆迁”情况,并不适用于征收条例中“房屋征收”之情况。2011年公布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这是对房屋征收工作中的信息公开做的特别规定,因此房屋征收分户补偿情况属于河西区政府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应当由河西区政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主动公开。在本案中,河西区政府告知的该政府信息获取途径符合法律规定,即:请查阅征收现场触摸屏,携带身份证明和有效的权益证明到河西区黑牛城道与洪泽路交口(征收指挥部)或者河西区黑牛城道北侧起重宿舍平房旁(征收指挥部)内查阅。

    3.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用总体发放情况的法律适用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了除主动公开的信息外,其他都属于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按照法律规定,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用总体发放情况不属于被上诉人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因此当事人如果需要该信息,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申请获取该信息,在案件审理中河西区政府提出涉案房屋所在区域尚未完成房屋征收工作,总体发放情况并不存在,因此河西区政府则应在查明该信息是否存在,是否属于公开范围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答复。

    

作者:[徐绕松] 分类:[行政] 时间:[08:12:52] | 评论(2)
 
[细细说法435]夫妻大闹法庭双双被判刑
2017-07-25  
 7月24日上午,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广州市首宗扰乱法庭秩序刑事案件进行一审宣判,被告人何某来与何某红被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和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案情始末:夫妻大闹法庭,庭审被迫中断

    何某来与何某红是两夫妻,2016年11月18日下午,二人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旁听一宗涉其亲属的民事纠纷案件。从越秀区法院提供的当日开庭视频中看到,当时法庭现场正准备开庭,何某红在未经法庭允许的情况下闯入审判区域,在审判长责令其退出审判区域对其训诫过程中,何某红对审判长进行了辱骂,于是审判长命令值庭法警将何某红带出法庭。这时,旁听席的何某来起身阻挠法警,并不停推搡法警,两次挥拳向法警面部打去,导致该法警上唇、手臂、手背多处挫伤,后经鉴定,构成轻微伤。同为旁听人员的何某来侄子也起身参与了阻挠。何某红则再次冲入审判区域,抱起一袋资料扔向审判席,并将桌上的麦克风狠狠砸在地上,场面十分混乱,审判活动被迫中断。在其他法警闻讯赶到法庭维持秩序期间,何某来和何某红仍然对审判人员不停辱骂。

    因二人的行为十分恶劣,越秀区人民法院当即对何某来作出司法拘留决定,并对何某红予以训诫。同年12月,何某来因扰乱法庭秩序被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刑事拘留,并经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何某红则予以取保候审。

    庭审回顾:后悔流泪认罪,恳请法官轻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案件由天河区法院进行审理。7月6日法庭开庭时,夫妻俩没有了当日的嚣张气焰,一直低垂着头,回答审判人员和公诉人员询问时也语气平缓。对于起诉的罪名和事实,二被告人都没有异议,表示认罪。

    庭审过程中,何某来除了回答询问,几乎一直保持沉默。何某红则几度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法庭上泣不成声。“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何某红不停重复这句话,向法庭表示深深的悔意。在最后陈述阶段,深感罪责难逃的何某红哽咽着向法庭请求,由于其家里还有7岁和5岁大的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希望法庭在裁判时予以考量,给予其一个认错改正的机会。

    审理时,还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当公诉人询问何某红为什么要辱骂法官时,她回答觉得法官裁判不公。公诉人再追问案件都还没开庭审理怎么裁判不公,何某红表示她当时以为法庭已经作出判决了。

    法院判决:夫妻皆构成犯罪获刑

    天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场所,是诉讼参与人通过陈述主张、举证证明和辩论,理性解决纷争的场所。法庭秩序是人民法院履行法定职责的基本保障,也是诉讼参与人行使法定权利的基本保障。在庭审活动中,全体人员应尊重司法礼仪,遵守法庭纪律。扰乱法庭秩序、危害法庭安全的行为,不仅会破坏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还会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损害司法权威、法律尊严,依法应予惩处。

    二被告人在参与旁听庭审过程中不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听审判长制止,何某来殴打值庭法警致其受轻微伤,何某红辱骂审判人员并向审判人员投砸物品,其二人行为均已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被告人何某红接公安机关通知后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某来当庭认罪,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何某红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宣告缓刑。

    综上,法院最后判决被告人何某来犯扰乱法庭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何某红犯扰乱法庭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连线法官■

    审理本案的天河区法院刑庭副庭长梁晓文表示,扰乱法庭秩序罪是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首次设立的,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完善了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罪状,规定扰乱法庭秩序的四种情形,一是聚众哄闹、冲击法庭;二是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三是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四是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只要具备上述任一情形,且情节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就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关于行为人扰乱法庭秩序的原因,梁晓文分析认为,主要是行为人普遍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对违反法庭秩序的法律后果认识不足,存有侥幸心理,或者行为处事目无法律,习惯肆意宣泄情绪、通过非法律途径表达诉求;甚至有人企图通过扰乱法庭秩序向法院施压来实现其诉讼目的。

    

作者:[徐绕松] 分类:[刑事] 时间:[08:21:25] |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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