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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说法430]驾车过失致人死亡,交强险是否理赔?
2017-06-28  
    张某因驾车过失致人死亡获刑四年,并赔偿受害者亲属8万余元。出狱后,张某认为她赔偿的2.5万元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遂要求保险公司赔偿。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涉案事故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张某赔偿款2.5万元。

  2009年,张某和丈夫陆某闹离婚,丈夫的外祖母赖老太为此多次数落张某。此后,张某与赖老太的关系开始恶化。2012年6月,张某与赖老太再次因琐事发生纠纷。6月21日早晨7点30分左右,张某驾驶长安牌面包车外出做生意,赖老太见状,立即从家中沿路自北向南来到水泥路与泥土路的交叉路口。

  为阻拦张某车辆,赖老太跑到交叉路口后,又沿着泥土路向东走了几米,并在离面包车2米左右的距离坐了下来。

  因泥土路有3米多宽,且赖老太坐在路北侧,张某便向左打死方向盘后,贴着泥土路南侧行驶。当张某以为面包车已避开赖老太并继续前行时,赖老太已被卷入了车底。

  张某继续向前行驶,期间,赖老太与车辆相脱离。从车辆后视镜见赖老太仍躺在水泥路面上喊叫,因担心赖老太纠缠,同时看见两位邻居在水泥路交叉路口北面,张某便驾车离开了现场。

  事故发生后,赖老太经送至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1时40分死亡。2013年12月11日,张某以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2014年2月,因张某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赖老太的女儿将保险公司和张某一并诉至海安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保险公司给付其因赖老太伤亡产生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8.4万元。

  案件审理期间,2014年4月,张某通过她的亲戚缴纳了2.5万元赔偿款。经法院主持调解,保险公司同意给付保险赔偿款4.8万元,赖老太的女儿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2016年3月16日,张某因假释提前出狱。张某认为,她在狱中垫付的2.5万元赔偿款应当由保险公司支付。同年6月,在多次索赔未果后,张某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保险公司辩称张某驾驶车辆致赖老太死亡已经构成犯罪,且保险公司经法院调解已给付赔偿款4.8万元,故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海安法院审理认为,张某被认定构成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并不影响其驾驶机动车因过失造成赖老太死亡这一事件本身的性质,涉案事故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张某赔偿款2.5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连线法官■

  驾车过失致人死亡属于交通事故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张某驾驶机动车过失致人死亡这一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

  承办这起保险合同纠纷案的二审法官韩兴娟介绍说,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但受害人故意造成事故的除外。

  韩兴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款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本案中,张某驾车造成赖老太死亡已经被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该事故显然不是张某故意造成的。

  韩兴娟说,本案事故的发生系张某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赖老太被卷入车底所致,张某对该事故的发生主观上不存在故意,而应当为过失,即事故系张某因过错造成的人身伤亡事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交通事故的定义。张某被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但该罪名的认定,并不影响其驾驶机动车因过失造成赖老太死亡这一事件本身的性质。所以,涉案事故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8:49:19] | 评论(1)
 
沈德咏说—-我们应当如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2017-06-26  
    今年3月23日,《南方周末》以“刺死辱母者”为题对“山东于欢案”进行了报道,经过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转载,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日前,该案已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审理并作出终审判决。作为一个司法案件的处理,已经尘埃落定,无论每个人的看法如何,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该案的审判,无疑是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参与其中,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精彩纷呈。社会各界关注司法机关的个案裁判,关心司法公正,这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法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一种体现。这场讨论的关注焦点多元,涉及到情、理、法的方方面面,事关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与民众的司法认同。但就具体法律适用而言,正当防卫制度显然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透过这场讨论可以发现,如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确保司法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摆在当前刑事审判工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虽然法治社会对私力报复行为是否定的,但在公权力不能及时而有效地介入的特定时空范围内,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行为无论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有其正当性。因而,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正当防卫在近现代各国的刑法中大多有专门规定。我国亦不例外,1979年刑法即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专条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重要法律制度的适用并不理想,基本情况是,一方面对正当防卫掌握过严,另一方面对防卫过当适用过宽。“孙明亮案”就是当年影响十分巨大的一个案例。1984年6月25日晚8时许,孙明亮偕同其友蒋小平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看到郭鹏祥等三人尾追纠缠两名少女,遂上前制止并发生争执。争执中,蒋小平动手打了郭鹏祥一拳。后郭鹏祥等纠集多人拦截孙明亮、蒋小平进行报复,其中郭小平手持砖块与同伙一起助威,郭鹏祥主动进攻,对蒋小平面部猛击一拳。蒋小平挨打后,与孙明亮退到垃圾堆上,郭鹏祥仍继续扑打,孙明亮掏出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孙明亮系郊区菜农,因晚上在菜地看菜,在市场上买来此刀防身)将郭鹏祥刺伤致死。1984年11月,甘肃平凉地区中级法院认定孙明亮在打架斗殴中,持刀伤害他人致死,后果严重,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后,孙明亮未上诉,平凉地区检察院以一审判决定性不准,量刑失轻为由,向甘肃高级法院提出抗诉。后甘肃省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决定撤回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案后经甘肃高院提审,认定孙明亮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以故意伤害罪改判孙明亮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如果以1997年修订后刑法来考量,孙明亮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无过当防卫之规定,将其认定为正当防卫亦无不妥。但是,在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环境之下,甘肃高院作出上述裁决已属不易。该案例于1985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2期公开发布,对于准确认定相互斗殴和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1997年刑法修订,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重大修改,主要是进一步严格了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增加了无过当防卫的规定。修法的基本目的是强化正当防卫权,鼓励民众实施正当防卫,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然而,从此后若干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仍趋保守,不敢或者不善于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将本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认定为普通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有学者批评道,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特别是第三款关于无过当防卫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成为“僵尸”条文,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批评意见不无根据和道理,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产生上述状况的成因十分复杂,既与理念的认识偏差有关,与立法的过于抽象有关,也与司法环境不够理想有关。在我看来,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刑法规定本身较为原则,司法适用标准不够统一。根据刑法规定,通常认为,成立一般正当防卫,应当同时符合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等五个条件。以上五个条件中,每一个条件之下又涉及诸多具体问题。例如,起因条件所涉及的“不法侵害”的性质和范围如何具体把握;时间条件所涉及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如何具体认定;限度条件所涉及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如何具体判断,等等。对这些法律适用上的具体问题,刑法条文未作明确规定,理论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也不完全一致,如果联系到具体个案,更是常常出现绝然相反的观点和重大分歧。顺带提及的是,这种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其他国家在具体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时也会引发重大争议。例如,1992年发生在美国的日本十六岁留学生服部刚丈误闯民宅被枪杀案就是例证,该案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但在日本却引发了轩然大波,甚至差点酿成日美两国的外交风波。二是具体案件裁判面临较大压力,案外因素往往考量过多。正当防卫涉及的重大案件,不法侵害人有的受到重大伤害,有的死亡。“死者为大”“死了人就占理”,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管死伤者的行为本身是否正当,其家属、亲属往往以此为由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有的甚至形成集体闹访,危及社会稳定。当刑事案件的定性需要在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严格依照法律认定为正当防卫,并非易事,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只要打死人就是故意杀人”“只要致人重伤就是故意伤害”。这就使得原本在法理上并不复杂的案件,由于顾及方方面面的案外因素,难以严格依法下判,甚至将本属正当防卫的案件认定为防卫过当,对本应认定为无过当防卫宣告无罪的案件作出有罪判决。令人欣慰的是,日前山东高院关于于欢故意伤害案的二审判决,很好地坚持了法律平等和司法中立原则,充分兼顾了对被害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审判机关依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树立了新的标杆和典范。

    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充分发挥该项制度在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中的价值和功能,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准确把握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精神。正当防卫缘起于人类的防卫本能,渊源于私力复仇,而现代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制度则起源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西方自然法学代表人物、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通过例证的方法论证了正当防卫的性质和条件,认为如果有谁盗窃了私有财产,哪怕被盗窃的东西微不足道,依据自然法,也有把小偷置于死地的权利。现代各国普遍规定有正当防卫制度,虽然具体规定的条件不同,但立法旨趣十分相近,均强调正当防卫是天赋人权之一。据学者介绍,在德国,“一位房屋的所有人可以用刀刺死一名晚上闯入自己住宅的喝醉的男人。”在我国古代刑法上,也有类似正当防卫免责的规定,如《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唐律·贼盗》亦有“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的规定。对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须根据社会变迁和立法精神作出准确把握。一是要认识到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作为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任何公民在面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遭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均有权针对不法侵害实施正当防卫。二是要认识到正当防卫行为受到法律保护。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是“以正对不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以暴制暴”,是正当、合法的行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立法目的。刑法不仅是惩治犯罪的工具,更是保护人民的武器。正当防卫制度的核心要义在于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因此,正当防卫人实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受到刑法的保护,不负刑事责任。三是要认识到正当防卫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手段。正当防卫是公民的权利,并非制止不法侵害的最后手段。换言之,我国刑法并未将正当防卫规定为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并未要求防卫人穷尽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实施正当防卫。相反,即使防卫人在有条件躲避不法侵害或者求助司法机关的情况下,仍然有权实施正当防卫。

    第二,有效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实施正当防卫,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反而对社会有益。一是有利于及时保障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法律对不法侵害行为规定了包括刑罚在内的各种处罚措施,但均属事后处罚,侵害事实已经发生,“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不法侵害,公力救济难以及时、有效制止时,可以说,正当防卫是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二是有利于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法律允许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财产等权益造成一定损害,甚至可以致伤、致死不法侵害人。这对不法侵害人、甚至潜在犯罪人无疑是有效的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可以有效减少犯罪的发生。三是有利于伸张社会正义。鼓励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通过正当防卫及时制止不法侵害,有效维护合法权益,彰显“正义不向非正义低头”的价值取向,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惩恶扬善,伸张正义,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司法裁判不仅是对个案是非曲直的法律评价,也是对社会的规范指引和政策宣示。针对当前存在的见死不救、遇难不助等突出问题,通过司法裁判大力倡导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高尚行为,培育和维护公序良俗,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要职责。对于公民通过正当防卫自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支持和保护,这也是最高司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早在1985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26次会议在总结“孙明亮案”审判经验时,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立场。当下,我们要进一步宣示鼓励正当防卫的正确的价值取向,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向社会宣传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刑法规定,决不能让正当防卫人“出力不讨好”,甚至“流血又流泪”。一些刑事案件的审判之所以引发民众高度关注并发表看法,有的甚至严词谴责,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思考:“当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作为执掌司法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刑事法官,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切实维护人民利益为己任,向社会明确传递鼓励正当防卫的信号,不仅要鼓励公民为本人的利益进行防卫,而且要鼓励公民为国家、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进行防卫,彰显法律的价值取向,培育互助互爱、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适当放宽防卫限度条件,对此,1997年刑法修改已作出相关规定。从司法适用的角度而言,要求裁判者在认定正当防卫,特别是判断防卫的限度条件时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充分考虑,要设身处地为正当防卫人着想,而不能对正当防卫人过于苛求。

    第三,根据常理常情考量正当防卫制度的司法适用。刑事审判固然要严格依法裁判,但严格司法并非固守单纯法律观点、机械执法、就案办案、孤立办案。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天理、国法、人情深深扎根于民众心中。无论是司法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案件的办理,都必须努力探求和实现法、理、情的有机融合。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同样必须考虑常理常情,尊重民众的朴素情感和道德诉求,反映社会的普遍正义观念。这里我想重点讲讲防卫限度的判断问题。正当防卫的成立,要求在限度条件上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可能构成防卫过当。在我看来,对于防卫限度的判断,不仅要将法律的规定了然于胸,而且要充分考虑常理常情,否则就不会得出恰当的结论。基于常理常情,对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考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要全面整体进行考量。司法实践中,有司法工作人员经常以“对方打了你,但并没有打伤你,你却把他打伤了”“你都把人打成这样了还是正当防卫”为由,认定防卫人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对等武装论”与“唯结果论”的认识误区。何为必要限度?显然,我们无法运用一个数学公式来简单地对不法侵害人的利益损害情况和防卫人的利益损害情况进行计算从而得出孰轻孰重的结论,而是应当在全面分析不法侵害的强度、缓急、性质,侵害方与防卫方的力量对比,现场情势等事实和情节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必须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特别是,对不法侵害要整体看待,要查明防卫行为的前因后果,考虑防卫人对持续侵害累积危险的感受,而不能局部地、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将防卫行为与防卫瞬间的不法侵害进行简单对比。其二,要设身处地为防卫人考量。一般认为,正当防卫的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但是,何为制止不法侵害的需要?显然,我们不能要求防卫人是一个冷静理性的旁观者,而是要还原到防卫人所处的境遇之下,换位思考问问自己“假如我是防卫人我会如何处理”,设身处地想想“一般人在此种情况下会如何处理”。防卫行为通常类似丛林状况下的应急反应,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形之下实施刚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不仅明显违背常理常情,而且违背基本法理。其三,要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考量。正当防卫的实质在于“以正对不正”,是正义行为对不法侵害,依据“邪不压正”的常理常情,也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相反,在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认定存在争议时,应当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认定;即使认定防卫过当,也应当充分运用“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裁量处理。特别是,要妥当处理防卫人因恐慌、激愤而超过防卫限度的问题。实践中,许多不法侵害是突然、急促的,防卫人在仓促、紧张的状态下往往难以准确地判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和强度,难以周全、慎重地选择相应的防卫手段。对此,要尽可能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符合法理和情理的判断,包括合理选择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以及考虑减轻处罚的具体幅度等。

    第四,统筹兼顾正当防卫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当前,一些涉正当防卫案件的裁判之所以引发炒作,成因十分复杂,但症结往往在于司法自身,我们必须反躬自省:有的是裁判说理过于简单、不够明晰,让人产生误解;有的是案件审判过程不够公开透明,遭致外界质疑;有的是案件裁判结果与民众的朴素情感发生较大偏离,无法获得社会认同,等等。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在刑事审判中必须统筹兼顾案件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的社会效果以法律效果为前提,是建立在依法公正裁判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种司法公信。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司法适用,同样要在坚持法律效果优先的前提下兼顾社会效果。正当防卫制度的正确适用,要求我们在严格依照刑法规定处理案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考虑民众的期望与关切,真正做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须知古往今来,再良善周密的法律也无法包罗世间万象。司法裁判,既要追求法律正义,也要兼顾社会正义,体现对民意的尊重,这恐怕是司法审判必须长期坚持的一种理念。对于定性复杂的个案,在认定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抑或普通故意犯罪棘手时,我们要学会借助群众的智慧,关注社情民意,将司法的专业判断与民众的朴素情感结合起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保裁判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预期。统筹兼顾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必然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司法审判能力,通过规范的法庭审理,全面核实案件事实证据,全面听取当事各方意见,全面回应当事人和社会关注的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等问题,充分发挥庭审的关键作用;必然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裁判文书说理,针对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等影响定罪量刑的重大争议问题,释法析理精准到位,充分回应当事人关切,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看待裁决;必然要求我们下大力气做好服判息诉工作,对于造成重大损害、特别是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正当防卫案件,要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基础上,认真做好当事人亲友工作,以真心换真情,赢得理解,化解恩怨。

    第五,统一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标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只能是原则的,而将抽象的刑法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虽然难度不小,但却是司法的精义所在。就个案而言,刑事审判法官通过综合判断全案的事实和证据,综合考量案件的前因后果,对法律规范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确保正当防卫制度正确适用的基础。当然,从司法统一的角度上看,则需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多种方式在最大程度上统一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标准。正当防卫制度法律适用涵盖的问题较多,既涉及价值判断、政策考量等宏观问题,也涉及不法侵害的判断、防卫限度的把握等具体问题。在制定和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同时,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形式上可以有所创新,比如采取“指导意见+典型案例”的形式就比较便捷、实用。在指导意见作出原则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案例针对性强和易于把握的特点,用典型案例指导类似案件的裁判,确立正当防卫制度法律适用“由具体到具体”的参照标准,可以有效规范刑事自由裁量权,确保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基本统一、裁判尺度基本相同、处理结果基本一致。

    在研究和规范正当防卫制度法律适用标准时,有一个问题需要重点加以关注,就是妥善处理鼓励正当防卫与防止滥用防卫权的关系,这是正当防卫司法政策制定必须妥当把握的一个平衡点。针对当前社会中不敢防卫的现状比较突出、鼓励正当防卫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向滥用防卫权的另一个极端。“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权和重大健康权也应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引导或者助长公民在受到不法侵害时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防卫权。正当防卫有其法定的认定条件,任何一项条件不符合,都不是正当防卫。例如,在不法侵害人已被完全制服或者正在逃离时,仍然继续进行“追杀性防卫”,或者只是在发生口角,遭受推搡、掌掴等程度轻微的不法侵害时,即持刀将人捅成重伤甚至死亡,就属于滥用防卫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第六,营造正当防卫制度正确适用的良好外部环境。实践证明,对于造成人员伤亡的案件,严格依法判决行为人系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难度很大,既需要人民法院保持客观、理性和必要的定力,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公检法三机关要各司其职,切实把好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法律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案件,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都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因为死伤者家属施加压力就放弃原则,从而将压力全部传导至审判环节。其次,要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正当防卫案件,审判过程中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真相,防止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裁判作出后要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裁判文书和相关材料,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理性认识裁判结果,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最后,要创新司法公开方式,充分发挥案例这一法治宣传“活教材”的作用,通过以案释法做到宣传入情入理,及时消除社会疑虑。对于重大敏感案件,要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论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旁听庭审,准确传达人民法院鼓励正当防卫的基本立场,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09:07:40] | 评论(2)
 
[细细说法429]“老东家”偷拍的证据有效吗?
2017-06-25  
“老东家”委托调查公司的“侦探”,拍到前员工在同行企业工作的证据。劳动仲裁部门认定前员工违反竞业限制规定,应向“老东家”赔偿巨额违约金。此后,前员工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这种证据无效。近日,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判决,认定只要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没有采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所取得的证据就具有证据效力。

    公司雇“侦探”追踪前员工

    2011年1月4日,刘先生和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下称三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出任该公司LED芯片生产车间组长,合同期限截止至2014年1月3日。2011年7月15日,双方签订一份《保密协议书》,约定如果刘先生违反竞业限制义务,除承担违反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责任外应向三安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并返还已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2014年1月3日,双方协商将劳动合同续期至2019年1月3日,刘先生在生产部门的管理岗位任课长。同年8月19日,双方签订一份《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承诺书》,刘先生在该承诺书中明确于2014年8月16日其与三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刘先生保证在离开公司后一年内不得自己使用或披露给第三方,让他人使用公司有关的商业秘密;不得到与三安公司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如果刘先生违反承诺,应向三安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还应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

    三安公司同意每月向刘先生支付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33%作为经济补偿金。同时约定,如果刘先生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此后,应向三安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返还已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此后,三安公司陆续向刘先生支付经济补偿金18599元。

    刘先生离职后,一直遵守竞业限制的规定,于2014年9月入职无锡阳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2014年11月开始,刘先生发现三安公司通过厦门黑曜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黑曜石公司)对他进行违法跟拍、非法获取他的个人信息,继而以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的调查报告认定刘先生违反竞业限制规定,在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并自2015年3月起停止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随后,三安公司以刘先生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为由,向芜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依据三安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刘先生违反了竞业限制规定,应该向三安公司支付违约金。

   为此,刘先生向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不支付被告三安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30万元及竞业限制补偿金18599元。

    照片证实员工跳槽到同行

    被告三安公司在法庭上辩称:三安公司在原告刘先生离职后,按照约定向刘先生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但刘先生违背竞业限制规定,入职与三安公司有竞争关系且从事同类业务的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给三安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初,三安公司委托黑曜石公司,对刘先生是否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进行调查,后该公司发现刘先生多次驾车在上午上班时间进入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取刘先生在该公司与其他人员合影照片一张,黑曜石公司据此出具调查报告,认为刘先生在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最终,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刘先生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在公共场合取证有效

    被告三安公司为收集原告刘先生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证据,委托黑曜石公司调查取证。该公司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这首先要明确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本案承办法官指出,证据的合法性是指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形式和证据的收集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证据的收集主体应当合法。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授予商务咨询类的公司具有侦查权,但法律法规也并未禁止公民、组织行使一定范围的调查权,按照“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许可”原则,商务咨询公司在一定范围内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二、证据形式应当合法。黑曜石公司通过提交调查报告的形式,将所调查的内容反馈给三安公司。这份调查报告系文字材料,以其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属于书证,上述材料反映的内容与相关网站的活动报道、图片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原告刘先生在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三、证据的取得程序应当合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来源只能依据证据收集过程中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本案中,虽然黑曜石公司在取证过程中采用了跟踪、偷拍等方式,但取证过程在公共场合完成,没有侵害原告刘先生的个人隐私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原则。况且法律保护的隐私权应当是合法的,法律保护的隐私行为不应该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或对他人造成损害,否则法律将不予保护。黑曜石公司完成取证行为后,对涉及原告刘先生的证据,没有随意加以传播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目的和用途,而是在法律不禁止的特定范围内以特定方式使用,没有造成损害后果,因此,其调查的结果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8:58:20] | 评论(1)
 
旅欧归来三说之一—-累
2017-06-23  
2017年5月28日至6月8日,难忘的12天旅欧之行是我夫妻俩至今为止,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是旅游时间最长、走得最远、行走的国家最多、到的地方和景点最多的一次。参团时说是欧洲四国游,但实际上是走了大小六个国家:意大利、梵蒂冈、奥地利、德国、瑞士、法国。其间,两次穿越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并登上了海拔4,158米的瑞士的著名山峰少女峰。

旅游归来,我最想做的是跳进溱湖,用家乡的清澈的水洗去满身的尘埃,用家乡的清澈的水洗去周身的疲惫,用家乡的清澈的水洗去不经意间沾来的洋气。

旅游归来,我最想说的是一个“累”字。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旅游就是受累,不去遗憾,去了后悔,到哪儿都一样。其实,这是对旅游的认识的一个误区。在媒体的宣传下,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人们对没有去过的景点有过高的期望值,一旦接触现实,便容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臆于于海",关键还在于你的心情与心态,当你以一种欣赏的心情去看待美景时,山山水水在你的眼中就会活化起来。

真的,十二天的行程,每天24小时的分配基本上是三三制,八个小时酒店,八个小时大巴车,八个小时玩和吃饭,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几乎是躺到床上就不想动了!加之来去乘坐了二十四小时的航班,连同跑机场,寄行李,过安检,查护照,出关,入关,起飞,降落,整个的累得腰酸腿痛。特别累的是前三天的适应,真的可以说累不堪言,而最后的两天更是几乎是48个小时连轴转,到家后一个星期都没恢复过来。

尚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更体现出累,比如,在离开巴黎圣母院十小时后发生的枪击,让人心累,至今心有余悸;每天下车后走向景点的路上,跟着年轻人连跑带溜(奔),生怕掉队的感觉;在少女峰乘中途需要换2次齿轨登山列车才可以到达海拔3450的终点站,一边欣赏全景玻璃窗外随着海拔的升高不断变换的草甸、飞瀑、雪山景致的同时,一边冻得浑身都是鸡皮疙瘩,不断添加衣服。……

但是,几千公里沿途的那些色彩斑斓、风光各异的美景,真的让人心醉;那雪山、碧树、鲜花、绿地,积木般的建筑,童话里的小马车,简直美得让人窒息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灵动、展现巨型露天历史博物馆的罗马古城、日内瓦湖畔的既供人欣赏又能体现时钟功能的花钟、叹息桥上享受到的威尼斯浪漫、具有巴黎圣母院、凯旋门,艾菲尔铁塔最有名地标的巴黎,都让人永生难忘。

加之我们这个团队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遇到了一位善良、博学、尽心的好导游,遇到了一位认真、负责、开车技术一流的好司机,所以此行不但学到了很多风景以外的历史知识,而且还偏得了欣赏位于日内瓦湖上,能喷射出140米高的水花的大喷泉、进入巴黎圣母院参观、观看流浪艺术家的表演等完全是游程以外的收获,可以说,这是一次超值欧洲观光游。

因此,有了这些美的享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作者:[徐绕松] 分类:[游记] 时间:[15:03:36] | 评论(0)
 
[细细说法428]仅以末位淘汰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2017-06-22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仅以“末位淘汰”为由,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缺乏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劳动者可以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案情】

    2014年3月,原告彭勃进入被告重庆尚盟宏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盟公司)任招商部招商专员,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2月,尚盟公司以末位淘汰制为由,与彭勃解除了劳动关系。在《员工离职表》中“离职原因”一栏载明,“按2015年度招商人员激励制度,实行末位淘汰制,该员工予以淘汰”。彭勃先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又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裁判】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彭勃与被告尚盟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受劳动法及相关法律的调整。本案中,被告以末位淘汰制为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属上述法律规定中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判决后,被告尚盟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自行撤回上诉,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仅以末位淘汰为由单方解除合同应为违法

    长期以来,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末位淘汰广泛运用于竞争性较强的销售类企业,充分发挥了优者胜劣者汰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潜在能力,提升管理水平,增强企业效能,是先进的管理手段和制度创新,应当合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排名,就有人处于末位,用人单位直接或者单凭“末位淘汰“为理由,与劳动者解除合同,缺乏科学实证,折损人格尊严,侵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并未允许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为由,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换而言之,此单方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用人单位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末位”并不等同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不能胜任”,前者是绩效管理的考核排名,即使所有人都胜任工作,也有人会排名垫底;而后者则是指不具备完成岗位任务的基本能力,即使所有人都无法胜任工作,也会有人排名首位,两者不能直接画等号。

    2016年11月,《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通过“末位淘汰”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本案与上述规定的情形完全符合。

    2.实行末位淘汰机制合法解除合同的条件

    事实上,末位淘汰机制本身并不违法,也不意味用人单位对考核排名末位的劳动者就无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方式包括双方协商解除、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三种形式。具而言之,针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主要涉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和第四十条“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之规定。因此,实行末位淘汰机制,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必须严格遵循上述规定。

    一种情况是,在招聘过程中,用人单位要明确告知劳动者,实行末位淘汰考核机制,并作为是否符合录用条件的判断标准。在试用期内,如果劳动者经考核后排名末位,那么用人单位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辞退,这一做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另一种情况是,试用期满后,用人单位必须充分举证,证明劳动者不胜任本职工作,并对其进行培训或调岗后仍不能胜任,才能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综上,排名末位不代表不胜任,不胜任不意味着必然淘汰,末位淘汰机制与解除劳动合同也并不等同,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符合法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在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和解除中,劳动者要理性维护权益,用人单位则要规范用工行为。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须坚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并重的原则,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06:35] | 评论(3)
 
[细细说法427]网购给“差评” 不能太任性
2017-06-21  
互联网+时代给了网友充分分享消费体验的自由言论空间,也因此催生了各种消费评价系统,因为有了“差评”这个决定商家命运的“上帝之手”。一方面,消费者可行使相关评价的权利,网络服务平台也在保护消费者正当评价的权利,另一方面,消费者和网络服务平台都应注意“差评”的限度,避免侵犯商家名誉权。

        某母婴服务公司在某妈妈网站论坛上发现一篇针对其公司的“差评”帖,指名批评其公司提供的服务,提醒各位妈妈不要上当,言辞偏激,还引发了很多其他网络用户的跟帖批评。母婴服务公司认为上述网帖及其下的某些跟帖的内容侵犯了其名誉权,造成其客户流失、营业额降低,于是发送律师函,要求网站删除网帖,某妈妈网回复称无法删除。

        母婴服务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某妈妈网立即删除该网帖及跟帖的全部内容,在网站首页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某妈妈网提交了网站论坛服务条款、网站论坛总则,以证明其已要求会员不得侮辱诽谤他人,并声明会员发表的文章或图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论坛立场无关,作者文责自负。

       一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了母婴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母婴服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妈妈网站删除涉案帖子及跟帖的全部内容。

■法官说法

        涉案网帖内容主要是对消费者自身所接受服务的感受和评价,虽然该主观性感受和评价是负面性的,所用的个别言词存在过激情形,但并无明显的侮辱、诽谤内容,是一种情绪宣泄,并非对某公司的恶意攻击,因此发帖人并未构成侵权,某妈妈网站也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但该网帖言语违反了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订立的网络服务规则,如果相关主体对此明确提出异议通知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删帖等义务,因此判决某妈妈网站删除该网帖及跟帖的全部内容。

       法官指出, 因网购后发表“差评”言论,引发名誉权纠纷的案件,近年来成为司法审判的热点和难点。

       目前,根据“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构成侵权的言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侵权人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应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明显不构成侵权的言论或者无法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言论,作为网站的管理者,在接到通知后,也可视情况根据网站管理公约的有关规定,对于不当的言论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至于采取哪种措施,可视网站平台提供服务的性质而定。

       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完善网络侵权言论应对措施,及时公示有效的侵权信息举报途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侵权信息处理的及时性,规范引导网络用户的言语互相尊重,遵守网络道德规范,建立符合网络道德规范的评价规则,引导网络用户合理发表网络言论。

       法官指出,对于正常消费中产生的情绪宣泄性的“差评”,商家应予以必要的容忍,通过加强沟通和改进产品服务质量解决纠纷。但包含故意侮辱、诽谤内容,恶意损害商家声誉的“差评”,有可能构成名誉侵权。由于恶意“差评”的表现形式具有载体多样性和身份隐蔽性,侵权证据的搜集和主体认定存在较大困难。对于能够查实的恶意“差评”者,一旦需要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时,需要商家承担举证责任。如存在侮辱、诽谤的侵权事实,以及侵权事实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经济损失等损害后果,且该损害后果还要与侵权事实存在因果关系等等,因此,商家应通过录音、录像、截屏、公证等方式,及时保存证据。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10:12:02] | 评论(1)
 
[细细说法426]电动车应否投保交强险
2017-06-19  
裁判要旨

    交警部门对肇事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认定,系从行政管理角度所作出。但因实践中保险企业不予为该类所谓机动车办理交强险,所以,导致无法投保交强险的后果并非投保义务人主观意愿所致,该种状况不具有可责难性,故投保义务人亦不得因此而加重责任。

    【案情】

    2015年12月5日8时10分许,长白环卫所保洁员刘某驾驶其所有的两轮电动车检查路面清扫保洁情况。当其行驶至沈阳市和平区仙岛南路长白三街西侧时,与步行至此的赵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赵某受伤的后果。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委托鉴定机构对本起事故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定“电动车为两轮轻便摩托车,属机动车。”交警部门据此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起事故中,赵某负次要责任,刘某负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赵某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右膝软组织损伤,并经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19000余元。后赵某的伤情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评定为右下肢伤残程度为十级。现赵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刘某及其所在工作单位长白环卫所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并且,赵某主张因刘某驾驶的电动车被鉴定为机动车,但未投保交强险,故二被告应首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赵某的损失,超出部分,再由原、被告按责任比例予以分担。二被告对此意见不予认同。

    【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刘某驾驶其所有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与赵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赵某受伤并致残的后果。经交警部门认定,本起事故中,刘某负主要责任,赵某负次要责任,故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刘某所在工作单位即长白环卫所应对赵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于赵某主张因刘某驾驶的电动车经鉴定属于摩托车(机动车),故根据法律规定,该机动车应当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但其未予投保,所以,原告的损失应先行由二被告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全部责任,超出部分,再由肇事双方按事故责任比例分别承担的意见。法院认为,第一,根据交警部门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电动车作出的鉴定意见,认定该车辆属于“轻便摩托车,即机动车”,此项认定系从行政管理角度所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作了明确界定,机动车系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根据该法的规定和有关国家标准,本案中,刘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认定为机动车,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违章和违法事宜并实施行政处罚时凭借的依据。第二,涉案电动车在办理机动车登记和保险手续时无法按照普通意义上的机动车对待。由于两轮电动车并未列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机动车目录,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不予注册登记,实践中,保险企业也不予办理交强险,此种情形并非电动车所有权人的原因造成。第三,由两轮电动车所有人先行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不符合民法中的归责原则,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事故案件解释》)的规定本意。《交通事故案件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隐含的逻辑内涵包括,机动车投保交强险这一法定义务系投保义务人可控之事项,即投保人通过自力行为即可顺利履行该机动车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肇事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认为以确定赵某承担事故责任的25%,刘某承担事故责任的75%为宜。由此,刘某所在工作单位即长白环卫所应对赵某损失的75%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长白环卫所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本案一审、二审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刘某驾驶的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该机动车是否应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如其未投保交强险,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赔偿义务人是否应先行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并未简单地仅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涉案电动车为机动车这一事实方面加以判定,而是从交警部门作出上述认定的职能属性入手,认为该项认定属于交警部门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所作出的结论,并从《交通事故案件解释》中相关规定的本意寻找突破口,结合目前我国电动车管理的现状和实际情况,认为涉案电动车虽属于机动车,但其并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交强险投保条件,所以,赵某要求二被告先行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论断较好地体现了行政管理职能与民事司法裁判的关联性及区别性,也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了充分保护,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30:50] | 评论(1)
 
[细细想法117]不要再拿“彭宇案”当见危不救的挡箭牌
2017-06-17  
    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官微转发了《人民法院报》一篇文章,题为《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细述了一直以来不时被舆论提及的“彭宇案”真相。文章刊发的大背景就是近年来在各地反复上演的路人对遇险者“作壁上观”现象。而前段时间,河南驻马店某女子被车撞倒后,路过车辆和行人未及时相救,遭二次碾轧后身亡的悲剧,更让人们回忆起了当年的彭宇案。

  多年过去,“彭宇案”之所以还能保持如此“热度”,恐怕还归因于公众从此案的审理中,得出了“谬论”——法律不保护好人做好事。尽管从后来披露的信息看,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有“优势证据”,而彭宇之后也承认了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碰撞,但经历了该事件的“反转”与“质疑”,“扶不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悖论”:提供救助怕被对方反咬一口,不提供救助又受良心谴责。

  这种颇为尴尬的局面,显然不是法治社会所乐见的结果。尽管当时的立法和司法足以还原真相、公正裁决,但“彭宇案”在审理过程中的确也暴露出立法存在的不足。倘若为见义勇为者限定法律责任的“天花板”,为他们消除维权上的后顾之忧,人们在挺身而出时,也会减少许多顾虑。

  当然,舆论的担忧,要放大的是见危施救的“责任成本”问题。而在现实中,不乏救助者因施救而身患重病甚至身亡,却遭遇被救者冷漠以对的事例。救济不到位的现实令人寒心,也不利于人们继续奉献爱心。

  对于上述“短板”,新近通过的民法总则发出了铿锵回音。该法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第184条则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说前者以民法的公平原则,为见义勇为者解除“救济之忧”,后者则是以民法“慈母般的眼神”,直接免除了救助人的法律责任。从法理上看,救助人“无条件”地不承担民事责任,不无“绝对”之嫌,但为匡正社会风气计,从法律上给予善行以有力支持,显然体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立法精神。

  这种立法产生的效果,不仅是在司法层面的,更是在社会层面的。立法的重大突破之举,向整个社会释放出强烈信号,就是国家法律支持公民善行,当公民为集体或个人利益“见危施救”,不但可以免除个体责任的“瑕疵”,更能得到法律的有力救济,不至于再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

  再看地方性立法,同样朝着支持见危施救者的方向发力。近年来,各地类似《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立法不少,从国家到地方,不断完善对救助者的奖励、保护长效机制,终将形成一个健全的法规保障体系。这些立法努力也让“彭宇案”作为“挡箭牌”的说辞,变得更加无力。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意大利法学家阿奎那如是说:“诱导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们自己的德行。”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德行”,不能光靠内心的道德自律,更应得到法律的引导和保障,如此,类似“彭宇案”“小悦悦案”“河南女子二次遭碾轧案”等,才会淡出我们的视野,社会风气才会真正好起来。

    

作者:[徐绕松] 分类:[评论] 时间:[10:28:15] | 评论(3)
 
[细细说法425]上诉人翻供案件的事实认定
2017-06-13  
 裁判要旨

    开放现场,不特定人可能自由出入,但从案发时间、空间、作案手段与动机上,能够逐步排除此种合理怀疑;上诉人翻供,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但从供述内容的逻辑关系分析、刑讯逼供的线索调查研判以及细节证据和关键物证的比对印证,形成司法认知:最终认定上诉人杀人的事实。

    案情

    2012年10月16日晚,张英杰在天津市某足疗店内,与服务员孟书珍发生纠纷。张英杰掐扼孟书珍颈部,又用手机充电器USB电线及床单缠勒孟颈部,致使其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孟书珍系被他人扼、勒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2015年1月10日,公安机关在浙江省宁波市某洗浴中心将张英杰抓获。

    审理期间张英杰屡次翻供,否认杀害孟书珍,称其来津寻妻,与孟并不相识,只是去足疗店刮痧。其辩护人提出,张英杰的有罪供述系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取得,不应作为证据采信。

    裁判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英杰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张英杰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判决:被告人张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英杰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其未杀害孟书珍,不应承担责任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张英杰系被刑讯逼供,其有罪供述不应作为证据被采信,建议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张英杰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的程度所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案件争议焦点是对张英杰故意杀人的事实认定。本案的细节证据,脉络并不十分清晰;张英杰的有罪供述是在案唯一直接证据,但其当庭予以否认;张英杰与其辩护人均提及刑讯逼供,认为法院应排除非法取得的认罪口供;同时,在案客观证据可作其他解读,且不排除他人作案。

    二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遵循逻辑规则,认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可认定张英杰杀人事实。

    1.关于张英杰翻供。面对张英杰侦查阶段的历次有罪供述与一、二审期间的无罪辩解与翻供,合议庭采信前者。

    首先,张英杰否认犯罪的供述有多处与常理相悖,且无法自圆其说。其一,依张英杰所供,案发当日其寻妻路线为孟书珍的足疗店(河东区)其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东丽区) 孟书珍的足疗店(河东区),并自述其与孟不相识,第二次进入该店已是晚八九点钟。但对于为何于夜晚跨区奔走、不辞辛劳地再次来到一个陌生的足疗店,张英杰无法作出解释。其二,张英杰说自己与孟书珍不相识,又说当天向孟讲了很多家事。自古家丑不可外扬,为何张英杰愿将这些隐私告知于孟书珍?其三,据张英杰交代,其当晚在孟书珍足疗店为手机充电。USB电线是自己的,充电器插头是孟的,其充完电刮过痧就离开了。由此,张英杰离开足疗店应是从容不迫,但为何会将自己的电源线落在足疗店,又为何事后不去寻找。既然能长途跋涉,从东丽区再次赶回河东区的足疗店,为何不就近取回遗忘物。显然不合情理。其四,张英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当晚却要去做一个20多元的刮痧而不选择吃顿饱饭,对此张亦无法解释。

    其次,张英杰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鉴定相互吻合、对应。并且张英杰身体健康、行为正常,完全具备认知与控制能力,其口供表述清晰、条理分明。

    因此,采纳张英杰有罪供述。

    2.关于刑讯逼供。针对“排非”申请,合议庭予以驳回。首先,张英杰离开河东区看守所后即被关押于天津市第二看守所,此时业已脱离河东公安分局办案人员的控制。但张英杰在第二看守所亦作了多份有罪供述,皆翔实叙述其杀害孟书珍经过。其中,按、压、掐、勒等细节稳定,且有客观证据印证。其次,第二看守所出具的入所健康检查表证实,2015年2月6日,张英杰进入该所时身体健康。此时距张2015年1月14日被押解回津尚未足月,若真遭受刑讯,不可能毫无反映。再次,张英杰及其辩护人无法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具体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初步线索。

    3.关于张英杰犯罪。本案证据确实充分,能据此认定犯罪。首先,补充法庭科学DNA鉴定书证实,孟书珍颈部拭子、颈部床单吸取滤膜、颈部缠绕USB线拭子检出孟书珍与张英杰混合DNA分型;孟书珍右手指甲拭子上检出张英杰的DNA。其次,张英杰供述细节与现场勘查笔录、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补充法庭DNA鉴定书能够相互对应。如:张英杰供对方挠了他脖子,与孟书珍指甲中检出张英杰的DNA相对应;张英杰供用床单、USB电线缠勒对方,与床单、电线拭子上检出张英杰的DNA相对应;张英杰供其左手掐脖子,将人按在沙发上,后将电线、床单先后缠在脖子上,与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尸斑位于背腰部、右侧胸部锁骨有表皮剥脱、左右乳房均见表皮出血相对应。再次,张英杰作过多次有罪供述。

    的确,张英杰供述的具体程度,与侦查深入推进成正比同向,张亦始终未供述公安掌握之外的其他细节。但孟书珍系被人扼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而在孟书珍颈部这一关键部位就检出了张英杰的DNA。且此DNA是公安机关于张英杰归案三年前即已提取,不存在事后做伪证可能。

    4.关于排除案外人犯罪。在案证据排除李某一作案可能。首先,据胃内容物,法医鉴定孟书珍死亡时间是案发当晚十一点钟,而证人李某二证实此时李某一正在其家饮酒。该李无作案时间。其次,孟书珍胃内容及心室血中均未检出酒精,案发现场亦未发现与酒相关的痕迹物证。而证人余某等证实当晚李某一喝酒了。该李无作案空间。再次,除右乳头检出李某一DNA外,孟书珍身体其他部位均无李某一痕迹。而李某一对其与孟书珍有性关系的说明,能够解释疑问。床单、电源线上未检出李的DNA。该李无相应作案手段。最后,李某一案发时正在假释,随时有被收监执行、数罪并罚可能;而在案证据并未显示其与孟书珍间有何矛盾。该李无作案动机。

    综上,现场是不特定人出入的开放空间,他人行为反常,上诉人翻供,辩护人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时隔四载审理。法院坚持庭审中心、秉持证据裁判、让细节说话、由理性做主,最终形成司法认知、正确认定事实。

    

作者:[徐绕松] 分类:[刑事] 时间:[09:41:35] | 评论(2)
 
[细细说法424]村民小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诉权的审查与认定
2017-06-12  
裁判要旨

    村民小组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时,村民小组长可作为诉讼代表人以村民小组的名义提起诉讼,但起诉和行使权利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村民小组长在行使该项诉讼权利前,必须经过村民大会决定通过,履行民主议定程序。

    【案情】

    2007年12月3日,原告下东村民小组与被告赵九青签订房屋租赁协议1份,约定原告将集体房屋整体出租给被告赵九青使用,租赁期限自2007年12月3日至2015年12月2日止,租金为21.8万元/年。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赵九青均按约履行了协议。2015年12月2日租赁合同到期,原告书面通知被告,如其愿意继续承租,必须在2015年12月25日前重新订立合同,当时赵九青未作任何表示。2016年1月11日,原告提起排除妨碍诉讼,请求判令赵九青搬离租赁房屋。该案审理中,赵九青提供了2011年1月1日范林保(下东村民小组原组长)与其本人、靖江市港星车辆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星公司)签订的《关于增加租房年限的协议》1份,用以证明前述租赁期限已重新商订至2035年。视此,原告撤回排除妨碍诉讼,于同年7月重新提起诉讼。原告主张,2011年1月11日签订的增加租房年限的协议,仅是原村民小组组长范林保与被告赵九青及港星公司签订,并未经原告村民小组成员过半数通过,依法应为无效协议。两被告则辩称,村民会议应通知全体村民参加,而非以户为代表,现尚有9户村民未通知,且会议内容也非讨论是否因租房事宜起诉赵九青,相应签名是以发放补贴名义诱骗村民所签,故案涉村民会议程序有严重瑕疵。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

    【裁判】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的诉讼代表人赵铁生作为村民小组负责人,在决定向法院起诉时,虽召开村民会议,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其在村民小组会议召开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尚不能认定原告起诉两被告已经村民小组会议决定通过,依法履行了民主议定程序。据此,裁定驳回原告的村民小组负责人以原告名义提起的本次起诉。

    原告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恰当,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评析】

    村民小组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群众自治性集体组织,属于特别法人。本案中的原告为村民小组,这使其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具有特殊性。

    1.村民小组能否成为本案的诉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村民小组的主体资格也予以认可。综上,在民事案件中,村民小组有能力也有资格成为适格的主体。

    2.村民小组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当村民小组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答复》,村民小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应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以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以村民小组长为主要负责人提起,但村民小组长以村民小组名义行使诉讼权利,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履行民主议定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同时村民小组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必须遵循会议的一般程序。

    3.本案原告在会议召开程序上存在严重的瑕疵。原告村民小组负责人决定以原告的名义通过诉讼,请求法院确定范林保与两被告签订关于增加租房年限的协议无效时,虽召开会议,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在村民小组会议召开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首先,有9户村民否认收到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的通知,原告也自认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通知上述村民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的义务。其次,被告赵九青否认村民小组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决定本村民小组是否起诉赵九青为租房合同纠纷,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召开村民小组会议通知中,已明确此次会议内容中包含上述内容。第三,被告赵九青的母亲于秀兰不识字,会议记录在同意起诉赵九青的名单中,有人代于秀兰签名,原告也未能举证于秀兰同意起诉被告赵九青并授权委托他人代为签名。第四,根据原告提供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中存在一户有两人到会的情况,难以确定本次村民小组会议是村民全体会议还是户代表会议。第五,会议采取签名表决的方式,但原告在会议结束后,又通过入户的方式,15户代表签名同意村民小组就租房合同纠纷起诉赵九青,不符合当场进行表决的程序。

    综上,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本案原告的村民小组负责人的诉讼行为代表全体村民的意思表示,最终裁定驳回起诉。

    

作者:[徐绕松] 分类:[民事] 时间:[09:47:00] | 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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