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官 | 学者 | 网友 | 登录 | 注册 | 帮助 >> 中国法院网   >> 法治论坛
  文章查询
  日 历
  分 类
下一页   最后页   第1页   共45页    跳转到
 
如何严格排除非法证据
2017-08-03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规范,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和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了更加明确的遵循依据。应当认为,《规定》的实施对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指导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中严格落实证据裁判要求,切实加强公民人身权司法保障,强化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促进文明司法、公正司法,都将产生极其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在理解和适用《规定》时必须明确:

    其一,何谓“非法证据”?对于刑事案件非法证据的范围和认定标准,《规定》在“一般规定”中明确为三种情形:一是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刑讯逼供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复性供述;二是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三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也就是说,《规定》所指“非法证据”,既包括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也包括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言词证据属于主观类证据,因非法收集方法等因素影响而可能导致其失真,所以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无条件排除的原则;而实物证据是以实在物为其存在状态和表现形式的客观类证据,其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点,只有在对实物证据的收集程序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排除其已经变化或者存在伪造可能性时,才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如果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能确认实物证据的获取方法对刑事案件客观真实的发现并没有直接影响,则该实物证据仍可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其二,“非法证据”由谁排除?从此前被纠正的那些刑事冤假错案来看,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错捕错诉错判的直接原因是证据裁判原则未能得到严格落实,非法证据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等各环节畅通无阻。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刑事诉讼中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即在坚持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前提下,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认定证据,依法作出裁判。在刑事诉讼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应有权利,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是办案机关的法定义务。为此,《规定》明确了非法证据应由谁来排除的问题: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人民法院经法庭审理,确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也就是说,严格排除非法证据不仅局限于审判阶段,而应贯穿于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即办理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是非法证据排除的责任主体,通过各司其职来确保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都能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其三,“非法证据”如何排除?从程序启动上看,《规定》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开庭审理期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法庭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据此,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主要基于但并不只限于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也可能是因办案机关根据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而主动启动。从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方法上看,坚持以程序性审查为主,必要时还应当进行实体性的调查,即侦查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当通过对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的全面审查;人民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应当通过调查核实来审查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人民法院受理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后,应当召开庭前会议核实情况并听取意见,对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且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或者在休庭后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从非法证据排除后果上看,根据《规定》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等,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即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人民法院对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

(载2017年8月3日《人民法院报》第2版)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刑事] 时间:[09:14:01] | 评论(0)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若干实务问题
2017-07-31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能参加这次“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感到十分荣幸,感谢组织者给我这次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当然,与在座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精辟独到的“高端”论述相比,我的发言内容可能比较“低端”,因为针对的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几个常见性问题,或者说是作为像我这样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不多不深的人的一些困惑。

      从2012年8月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首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到2014年4月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对该制度予以进一步明确,再到2014年12月以来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相继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2月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等,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精进不休的演进过程。但是,无论从立法的层面还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仍然面临着诸多亟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的问题。

      一、关于诉讼主体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处的“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法和《解释》中已明确,具体是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当然,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事实发生后,由相关国家机关和这些社会组织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务中一般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现象较为普遍;另一方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行仍显缓慢。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许多地方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是“全国首例”就是“全省首例”,看似一起起波澜不惊、寻常无奇的案件都能成为“求关注”、“蹭热度”的热点案例。原因之一是实践中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责任更多地转嫁给了担负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而肩负法定职责的职能机关却很少乐意在公益诉讼中扮演原告角色,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又存在着制度障碍。尽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6月授权,自2015年7月起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为期两年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且该项改革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全国推行,但试点地区根据《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也不多见。再则,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这就还涉及一个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如何得到保护的问题。对此,我的倾向性意见是:不应将“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的责任过度转嫁到“社会组织”的身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全面落实不能靠几家社会公益组织提起诉讼来促进,而应通过进一步扩大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民事主体的范围,及时推广两项改革试点方案,尤其应强调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检察机关切实担负起应尽的法定职责来实现。

      司法实务中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如何支持诉讼。根据《解释》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人民检察院除依法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建议辖区内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外,对有关组织提出需要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的,还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支持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我们知道,“支持诉讼”和“提起诉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并亟待统一的问题是:哪些案件属于“需要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支持诉讼的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以什么样的身份支持诉讼,在法律文书上如何表述,对判决是否可提出抗诉或者上诉,诉讼程序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实践中感到难以把握。

      二、关于证明标准问题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面临的难点之一是对一些案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事实如何正确认定,也即对这些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明标准如何把握的问题。而《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

      在我看来,《解释》的该条规定常常让法官们觉得难以适从。因为,环境资源审判的最大特点是体现其专业性,最大难点是实现其专业性。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中,如果将那些“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案件的关键性事实判断交由法官自由裁量,而不是通过分配和落实举证责任来解决,这样的“合理确定”赋权不仅很容易导致诉讼伦理的错位,在客观上也很难确保裁判结果的客观公正。我的倾向性意见是:我们务必重视强调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但个案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究竟存在多少,则必须由原被告双方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虽存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事实,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承担提供相应认定依据的责任。类似的规定还有《解释》第十六条,即“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不予确认。”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尽快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证据规则,并对《解释》相关条文作必要修改。

      三、关于司法保护问题

      从现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如《解释》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当事人以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从促进绿色发展的角度考量,突出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没有错。但是,《解释》在注重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同时,不应忽视当事人意思自治等法律原则的遵循。比如,根据《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问题在于,释明后原告不变更诉讼请求的该怎么处理,《解释》并没有回答应对之策,而这是法官在案件审理时很有可能会遇到的程序性障碍。再比如,《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本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除外。”也即,除非“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否则原告在提起诉讼后就必须一告到底,我的诉权我作不了主,哪怕面临败诉风险也没有选择退出的权利。当然,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撤诉有相应的规定,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说同样适用,即人民法院是否准许撤诉应视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对待。

      再一个是既判力的问题。《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已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但原告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就被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承担责任的大小等所作的认定,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的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举证证明。”个人以为,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既包括被告实施的损害事实认定,也包括对其有利方面的认定,而《解释》采取选择性支持,显然不利于体现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不利于实现对生效司法裁判权威的切实维护,不利于司法成本的节约与控制。

      四、关于司法确认问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两种同向并行的法律制度,个人以为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司法确认问题拿到此处来讨论是合适的,因实践中有许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起诉到人民法院之前曾经过了磋商程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指出,“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赔偿权利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主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未经磋商或磋商未达成一致,赔偿权利人可依法提起诉讼。”这里的“磋商”,是指赔偿权利人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就损害事实与程度、修复启动时间与期限、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与期限等具体问题与赔偿义务人进行磋商,磋商的结果要么达成了赔偿协议,要么未达成一致。

      然而,这种“磋商”因在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之间进行,即使达成了赔偿协议,也只能是当事双方之间的自行和解,其效力不能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相提并论。尽管经磋商后,如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并能得到全部实现的,则皆大欢喜;如磋商未达成一致的,则赔偿权利人可依法提起诉讼,但实践中也不乏经磋商后双方虽然达成了赔偿协议,而赔偿权利人不主动履行协议的情形。对此,赔偿权利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是救济途径之一,问题在于能否在磋商中引入司法确认机制,人民法院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介入司法确认。

      我的倾向性意见是,在磋商中引入更高效便捷的司法确认机制是必要和可行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公告,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其实,在诉讼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由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也是一种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经国务院授权的7个省市已进行了近两年的试点,很少看到试点地区采取对磋商后达成的赔偿协议作司法确认的尝试。我个人一直以为,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恪守诚信的角度看,可考虑建立人民法院司法确认赔偿协议的审判机制。也即,在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在达成赔偿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司法确认后的赔偿协议与人民法院判决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双方发生法律拘束力。当然,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可以在诉前申请确认,也可以在提起诉讼后确认;赔偿协议经司法确认后赔偿义务人不主动履行的,赔偿权利人可申请强制执行。

      以上发言,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想法。因为对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接触时间不长,今天纯属班门弄斧,有的观点甚至是外行和幼稚的,欢迎各位领导和专家批评指正。谢谢!

(系2017年6月10日在“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法理] 时间:[11:34:37] | 评论(0)
 
“于欢案”的意义是什么
2017-06-25  
      2017年6月23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于欢故意伤害案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于欢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对其减轻处罚,由原审判处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至此,这起因贴有“辱母”标签而一度将司法机关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热点案件似可以划上了句号。然而,在结束二审宣判后我们能发现,“于欢案”的意义不只在让当事人及公众从个案裁判中感受到了公平正义,作为又一起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事件,其留给我们的反思和启示也极其深远。

      “于欢案”告诉我们,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事实永远不止于表象。在“于欢案”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先是案件事实迅即被“辱母”二字所定义,随后各路媒体异口同声将之冠名为“辱母杀人案”,借以捍卫“伦理”“道德”名义的舆论风波一浪盖过一浪,以致一部分民众还未来得及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就被拉到了自诩“正义”的这一边。尽管如此,司法并没有趋附包括舆论在内的任何势力,二审判决既让我们看到了“于欢案”的全部,也让我们看到了司法裁判活动的专业和严谨、公开和公正。在二审判决中,无论是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辱母”情节、引发本案借贷关系的真正主体、吴学占等人实施讨债行为的完整过程、案发当晚杜志浩等人实施逼债行为的具体情形、于欢实施捅刺行为的具体情境等事实方面的分歧,还是对于欢的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量刑情节等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二审法院能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贯彻平等保护的刑事司法理念,既实事求是纠正了原审判决中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等偏差,又旗帜鲜明澄清了媒体舆论盛传的一些失实事实和情节,从而使案件事实真相得到了及时还原,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有力彰显,司法公正得到了忠实坚守。

      “于欢案”告诉我们,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缓。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于欢案”的二审审理过程,是认真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的过程。应当认为,该案一审阶段之所以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着一些谬误,除了案件本身的复杂因素以外,在一定程度上与“侦查主义”影响下办案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证据不规范、不全面,裁判认定事实和分析说理不全面、不透彻等原因有关。而在本案二审阶段,司法者更加注重以法庭审判程序的公正来实现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全面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认真组织召开庭前会议,依法通知苏银霞、杜建岗等出庭作证,通知当事人家属和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媒体代表、基层群众代表旁听庭审,全面实现了事实证据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公正裁判形成在法庭,确保了庭审在认定证据、查明事实、保障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实质性、决定性作用。也即,“于欢案”的二审审理为我们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又一很好范例。

      “于欢案”告诉我们,深化司法公开有利于法治力量的切实彰显。在新媒体时代,普通受众的风向标极易被舆论掌控的方向左右偏向,而每一次群情激昂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当然,在“于欢案”一审判决作出后,之所以媒体舆论对案件解读不全面,公众情绪出现“一边倒”情形,信息不充分、不全面、不对称是其中之一重要原因。可想象得到,不少人了解“辱母”并非“于欢案”事实的全部大概始于收看了二审庭审之后,而更多人认清“于欢案”真相是在二审判决宣告之后。在互联网信息真伪难辨的情况下,让所有诉讼活动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应该是对社会关切质疑的最好回应。基于此,“于欢案”二审法院采取“图文+阶段性视频播报”的方式,对庭审活动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的直播,宣判当日又全程直播了宣判情况,在第一时间公布了判决书全文,并通过主流媒体“答记者问”的方式逐一回应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从而让公众舆论平静地接受了这样的改判。比如,于欢的行为是否具备防卫性质,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量刑标准如何把握等等,二审判决均给出了明确判断与详尽解释,以最大程度实现诉讼活动的公开透明,切实彰显法治的巨大力量。

      “于欢案”告诉我们,弘扬法治需要让法庭变成普法的课堂。在“于欢案”刚刚见诸媒体时,仅凭一个被放大了数位的“辱母”情节,一部分受众的朴素“正义观”便轻而易举地被激发了起来,甚至不乏有人指责法律的可怕、司法的冷漠,以及出现为于欢持刀捅刺行为“叫好”的声音。于欢的行为是否具备防卫性质,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这既是一个法律专业性问题,也关乎社会行为的导向。虽然专家学者的专业性解读能帮助公众提高对法律问题的辨识能力,媒体的深度介入有利于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但最终仍需要由司法裁判来“一锤定音”。令人欣慰的是,“于欢案”二审判决根据遵循“国法”、不违“天理”、合乎“人情”的要求,从不法侵害行为和防卫行为的强度、双方使用的手段、防卫的时机、捅刺的对象、造成的后果、案件起因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论证,进而得出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应认定为正当防卫的结论,让公众充分感受到了司法的严谨、公开、公正,进一步增强了法治信仰,树立了司法权威。当然,“于欢案”的意义并不止于二审判决对司法实践如何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二审法院将具体案件当成普法教材,把审判法庭当作“法治课堂”,在“正当防卫”这一关涉公民基本权利行使法律条款的认识和理解上告诉公众社会答案,使司法裁判指引、规范公民行为的重要价值功能得到切实体现。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评论] 时间:[15:47:58] | 评论(0)
 
厘清专业法官会议功能定位
2017-06-08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审判长联席会议这一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或将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契合司法体制改革潮流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可以分别建立由民事、刑事、行政等审判领域法官组成的专业法官会议,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合议庭认为所审理的案件因重大、疑难、复杂而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可以将法律适用问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论。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复议时参考,采纳与否由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应当入卷备查。”

    当然,由于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在目前仍处于改革实践探索阶段,作为一项新创设的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统一制度规范尚未最终建立,因而对该制度功能定位的理解和把握难免出现偏差,有的做法甚至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基本司法规律相背离,给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带来新的弊端。因此,必须进一步厘清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着力使之与正在全面推进的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改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首先,专业法官会议是集聚法官精英的司法智库,不是“院庭长俱乐部”。根据《意见》要求,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目的是充分运用专家型法官的专业智慧和才能,帮助合议庭解决案件因重大、疑难、复杂而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即专业法官会议突出强调司法智库对审判实践的专业指导功能,侧重研究讨论合议庭在审理案件时所遇到的疑难法律适用问题。也可以这么认为,专业法官会议的价值功能不体现在合议庭对更高层级审判组织的行政服从,而体现在对专业意见的内心信服。因此,在建立专业法官会议时,一要打破院庭长优先的惯性思维,在成员资格条件把握上突出法官的专业能力素养而不是等级职务,切实防止专业法官会议行政化、官僚化倾向,避免专业法官会议变成由“清一色”院庭长组成的院务会议,从而使那些优秀法官被排挤在外;二要突破各审判领域之间的组织藩篱,专业法官会议不是庭务会议,在选定组成人员时不能各自为营,是哪方面的审判业务专家就加入哪一个领域的专业法官会议,以最大限度确保各领域专业法官会议的成色;三要冲破“面面俱到”等形式主义束缚,建多少个专业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由多少名法官组成,各审判领域是否都须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应根据各法院司法审判实际需要和专家型法官储备而定,规模和质量应充分体现专业化、精英化要求,确保司法智库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其次,专业法官会议只提供法律适用问题咨询意见,不是“第二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是伴随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改革应运而生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创新,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规则并行不悖是该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改革和实践中必须切实遵循“权责相统一、权责相一致”等司法权力运行规则,突出合议庭和法官的审判权力主体与审判责任主体地位,严格按照《意见》提出的“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复议时参考,采纳与否由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应当入卷备查”的要求,既切实防止因片面强调专业法官会议意见的权威性而将其组成人员从审判委员会简单复制的现象,又严格杜绝因过分追求专业法官会议意见的指导性而将其当成“第二审判委员会”来对待。也即,作为向合议庭提供法律适用问题咨询意见的专业性组织,虽然专业法官会议在帮助合议庭共同分析问题、开阔视野、启发思路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类案参考、案例评析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从而在客观上为审判委员会过滤分担了部分案件的讨论功能,但专业法官会议所形成的讨论意见毕竟不具决断性、强制性,只给合议庭准确行使裁判权提供参考,其不是层级高于合议庭的审判组织,更不代替审判委员会最终决定案件的裁判结果。

    第三,专业法官会议是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不是审判管理监督机构。确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强调还权于审理者、审判组织,强调审理者、审判组织主体地位的同时,还强调重视加强对审判权力运行的管理和监督。比如根据《意见》,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审判长有权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将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院长、副院长、庭长对《意见》第24条规定的四类案件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也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进行讨论。但是,院庭长的审判管理和监督活动应当严格控制在职责和权限的范围内,专业法官会议不是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的主体,其只不过因能及时汇集种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信息流而成为发现问题的渠道,在功能上仍重在指导审判实践、统一裁判尺度、过滤审委会研讨案件、畅通审判权内部运行等,在性质上仍属于审判业务法律研讨的专业性组织。因此,必须切实防止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走样”“变异”,尤其不能让专业法官会议变成院庭长不当过问、干预具体案件的特别通道,甚至导致审判指导功能与审判权、审判管理监督权职能混同,进而造成穿“司法责任制”新鞋、走“司法行政化”老路的现象发生。

(载2107年6月8日《人民法院报》第2版)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法理] 时间:[08:45:44] | 评论(0)
 
读西方法律思想史偶得
2017-05-19  
      由著名法学家、翻译家潘汉典先生译成于1947年的《博登海默法理学》,是一部集中世纪以来西方法学思想之大成的不朽之作。这部法学著作分“权力与法律”、“自然法”、“形成法律的力量”和“实证主义法理学”四篇,译自于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综合法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埃德加•博登海默1940年版《法理学》,该书后经两次大幅度修改以《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出版,并成为不少国家大学法理学教科书,以“给那些对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工具的法律的一般问题感兴趣的法律与政治学学生或研究者提供帮助”。

      据说博登海默此生在法理学领域共奉献了四本专著及许多论文,而《博登海默法理学》是最终奠定其声誉基础的最主要专著。可以肯定的是,在写作该书之前如果作者未对西方法理学、法律哲学各学派的著作和思想作过精意覃思研读,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么一部似辞书一般的法理学名著的。而且,只要我们在阅读时能做到心无旁骛,就一定会被博登海默儒雅、睿智、严谨和宽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尤其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作为一位德裔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在书中既不简单排斥异己的观点和理论,也不刻意逢迎与自己所坚持的根本真理相悖的言论和学说,而是“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理解法律在人类秩序中的位置之中”,对各派法理学尽可能冷静、客观、翔实地予以介绍,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西方法学特别是西方法理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并立志循着千百年来法律智慧凝聚的足迹毅然前行。

      博登海默是“学术理想的生动体现”。在读了《博登海默法理学》一书之后,读者就会感到他同事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言过其实。在书中,他从福迪名著《鲁滨孙漂流记》讲起,以故事主人翁鲁滨孙和黑人伴侣星期五之间的支配与臣服关系来阐释权力关系,以鲁滨孙和船长之间的交易契约与平等关系来解释法律关系,极其浅显易懂地揭示了权力与法律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差别。他十分肯定地认为:在社会生活的世界中,“权力代表搏斗、战争和支配等因素”,是一种扩张的和革命性的力量,其常常是破坏性的,而“法律代表互让、和平和合约等因素”,是限制的和保守的,其作为静止的力量“可能是追求某项目的优良工具”。

      大概因年轻时代深受德国纳粹专制之害,博登海默对纳粹德国将“权力可以用一种纯粹专擅恣意的方法行使”的那段血淋淋历史一直心有余悸、深恶痛疾,因而很不认同孟德斯鸠们迷妄地认为“强大的政治权力欲能够由迁就和‘抚慰’的姿态加以控制”,并以专制必然“在人民中产生一种危险与不安的感觉”来警告世人。在论及“法律的理想型”问题时,他认为“在最纯粹的和最完善的法律见诸实现的社会秩序里面,私人以及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是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即“‘一个法治的政府’(A Government by Law)固然必须有充足的权力以防止无政府状态,可是他却不应享有无限制的权力”,因为“无限制的专权并不是法律,而正是法律的反对者”,“法律愈朝着它的理想形态——睽离权力前进的话,它必定愈强调平等的实现”。因此,他强调“法治的最好的保证就是有一部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宪法,按规定并限制政府的权力,并认许人民有某些基本权利,不能轻易地被侵犯或剥夺”。显然,作者既反对无政府制,也反对专制,主张政府权力必须有着某种制衡制度加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在博登海默看来,“正义意谓以平等对待平等的人们”,“正义的实现要求在处理两个重要情况相同的事件时以同一的办法处之”。因此,他既不认同柏拉图、尼采等人所主张的“人类自然不平等”、“不应该使不平等的东西平等”和“统治者应被赋予绝对权力”等正义观念,认为这种专制政治很容易流于专横和任性的统治,会使社会弥漫着一种专擅的偏爱和不合正义的共同感觉,也不追随斯宾塞的自由放任主义正义信条,认为这会让最恣意的人攀登到社会阶梯的顶端,使国家面临无政府的危险。相比较而言,作者似乎更倾向奉行亚里士多德“平等者应该获得平等的分儿”的正义理想,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告法律是实现正义的基本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以“中庸之道”、“比例”为正义定义是其对于法律一般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要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只有认真地实现法律与公道的基本要件与原则,而不能诉诸野蛮的和不人道的方法。”虽然博登海默对法理学各派及其观点的介绍多是描述性的,但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忠实信奉自然法理念的法理学家,他对待各学派学说的态度却是鲜明和理性的。比如,在评价古典派代表人物奥斯丁的主权论时认为,“法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命令的创造”这种说法,只成立于专制统治或一个无所不能的议会统治的国家,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断然是不正确的。再比如,在介绍托马修斯、康德的法律与道德学说时认为,“以法律为人类生活的外在规范,道德为内在规范”这种有势力的学说并没有说出永恒的真理,因为“现代极权主义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社会秩序,如果根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以绝对强迫的制裁为后盾的社会政治集团的道德原理,这个社会秩序必然是自由与个体自主完全被蔑视或抛弃的一种秩序”。

      博登海默一直信奉自然法的理念,他的“法律主要是一种理性的规定”的观点,与斯多葛派关于“理性是法律和公道的基础”的主张如出一辙。作为“综合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称“希腊人是哲学领域中的先锋,而罗马人却是建立伟大的天才的实际法律体系之第一人”;“人道思想的长大——在某方面可能追溯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观与平等观——同样可能在罗马家族的法律的发展看出来”;“洛克的法学说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论合并起来形成了美国的政治体系的哲学基础”;“卢梭的学说可能容易地做成一种绝对的民主”。作者没有简单否定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对于法理学和法治思想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对斯多葛派、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古典自然法学派和现代复苏的自然法等学派,还是对历史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理念观点,都秉持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体现出一名现代法理学家应有的历史、严谨、理性、公允、谦虚的治学立场。比如,尽管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是一个保守的贵胄,他嫌弃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的理性主义”,边沁、耶林、奥斯丁、凯尔森等人的分析实证主义和龚普洛维奇、庞德、卡多佐、梯马舍夫等人的社会学实证主义共同存在着“把形而上学的和哲学的思辨从法律理论中剔除,并把法律研究的领域局限于经验界这种倾向”,但博登海默认为“唯有融汇自然法学者采取的方法和现代社会学者所使用的方法,法律基础受着考验的时代所需的法理学才能够实现它的再生”。

      “形成法律的力量”是多元的,因为“从权力到法律的转型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过程,不能归于单独一个原因的作用”,“在法律秩序的生长、发展与衰微上,有无数的力量起作用”,如政治力量、心理力量、经济力量、民族和种族因子、文化元素等等。从政治原因看,博登海默认为“法律起源于国内两个敌对群体的斗争的妥协——最好的史例见于罗马《十二铜表法》的历史”,“在英国宪法史上法律限制专擅权力方面,是从《大宪章》里面获得它的基本轮廓的”,而“在专制的统治指示下制定的拿破仑法典就是现代立法领域上最伟大的建树之一”。从心理力量看,他认为“在人性的深处坚定地环绕着对于法律的生长发生着重大影响的力量”,如常习与习惯不仅说明了法律的起源,还解释了法律在社会上的继续存在,而人类爱和平的欲望及人性里孕育着爱好秩序和有秩序的欲望也是赞助法律与文明的强有力的因素。从经济力量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毫无疑问有其精到之处,法律只是在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生产的经济制度变更,在历史上往往是法律实体变更的原因。从民族的和种族的因子看,他赞同萨维尼和普赫塔所持“法律首先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及特有精神的产品”的观点,认为英吉利民族像罗马人一样赋有法理学和法律的天资,而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却反映一个国家和一定的种族是同一的,法律的目的不再保护公民的私人范围,只为由希特勒独断决定的国家利益服务。从文化决定论的元素看,他认为法律制度是深深地受到整个文明命运的影响,虽然黑格尔、梅因和斯宾塞的见解并不合一,但他们都深信法律是文化演进的一种产品,法律在它的进步的发展上是促进自由的重要工具,而且在罗马法与英吉利法等“所有伟大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上曾经数次地发生,而且这些法律体系纵有许多基本的差异,在某方面是同样地经过若干相似的演进阶段”。

      当然,正如作者本人在1962年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在读完《博登海默法理学》之后,我的直观感受是这部著作对西方法理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似乎没有充分阐明作者自己的法哲学思想和对各种思想流派做出批判性评价。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该书对于我们找出在社会制度中个人、群体和政府之间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必须怎样分配以便保证法治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对于立法者、司法者和律师养成一种能够察觉威胁法律的危险的敏锐感觉以及形成在复杂和濒危的文明中坚守社会平衡的方式方法的明智判断,对于激发政治学和法学学生讨论与法律制度相关的政治、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兴趣,无疑具有“非常贵重”的帮助和研究价值。

(载2017年5月19日《人民法院报》第6版,刊出时有删节)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法理] 时间:[08:55:50] | 评论(0)
 
司法要为“一带一路”“铺路搭桥”
2017-05-16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5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建设中外市场主体的司法关切和需求,大力加强涉外刑事、涉外民商事、海事海商、国际商事海事仲裁司法审查和涉自贸区相关案件的审判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一项宏伟事业,也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有效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人民法院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其一,必须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切实彰显人民法院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受益者,更是践行者和贡献者。与沿线国家共同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法治是重要保障,司法的作用不可或缺。也即,在“一带一路”的法治保障上,人民法院角色非常重要,作用十分关键。因此,《意见》特别强调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决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认识肩负的神圣职责,自觉担当时代使命,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内涵与基本要求,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同时,要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国际需求,找准职责位置、发挥职能优势,通过在管辖权、司法协助、法律适用、与商事仲裁衔接、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等方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着力打造公平公正、可持续发展的营商环境和和谐稳定、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

      其二,必须紧扣“一带一路”工作重点,积极回应参与主体的利益关切和需求。“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致力于开拓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以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一系列领域的改革和国际合作,对外涉及亚欧大陆众多国家,对内囊括从沿海到内陆的广阔地区,推进中必然会遇到诸多涉外法律问题、新型法律纠纷和一系列问题挑战,需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渠道予以解决。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能源、通信合作不断拓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领域互动持续加深,教育、文化、旅游、医疗、科技交流进一步扩大,以及双边或者多边区域贸易、自由贸易区等蓬勃兴起,人民法院面临的审判任务会更加繁重,案件法律争议会更加复杂。为此,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按照《意见》的要求,服从大局和全局,突出强调审判功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积极回应和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外市场主体的司法关切和需求,精心审理好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的每一起案件,平等保护涉“一带一路”建设纠纷中外市场主体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确保涉外审判工作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果。

      其三,必须完善“一带一路”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中国司法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应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工作机制,找准人民法院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以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保障来推动中国司法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提升。一是要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善于向国际社会积极传导中国司法秉持的法律平等、司法公正等法治价值理念,唱响中国法治“好声音”,增进沿线各国对中国法治和社会义利观的内心认同,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基础。二是要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司法支持贸易、投资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方法与途径,重视在与沿线各国司法协助合作交流中传播“中国元素”,充分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司法需求。三是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重视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治理秩序的构建,善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增强各类新规则的可操作性,合理恰当地解释双边多边条约,切实提升我国司法的大国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更好地推动国际社会的司法合作和服务。

      其四,必须顺应“一带一路”战略大势,着力加强专业化司法人才的培养。《意见》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经验总结和工作指导,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不断提升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司法能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一带一路”建设司法服务和保障工作的实效和水平。人民法院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专业化司法人才建设是根本,“智慧法院”建设是保障。由于中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议国,各国必然十分关注我国法律制度与司法体制的运行情况,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构筑起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沿线各国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多元风俗习惯和多重法律体系,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应注重高素质司法人才的培养,加强与高校法学院的合作,着力培养一大批谙熟各领域业务与精通国际法律规则的复合法律人才和涉外法律人才,积极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对涉外司法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同时,要进一步拓展交流机制,以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等为平台,加强司法审判实务与法学理论研究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增进沿线各国司法机关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载2017年5月16日《人民法院报》第2版)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评论] 时间:[08:55:31] | 评论(0)
 
如何科学构建审判团队
2017-03-23  
      在完成员额法官选任后,各试点法院紧接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是如何科学构建审判团队,这也是直接关乎员额制改革能否落地生根的一个现实考验。因为如期完成员额法官遴选并不说明员额制改革已大功告成,科学构建审判团队并确保司法责任制得到全面落实、司法审判权力得到公正高效运行,才是此项改革的终极任务。

      的确,员额制改革给各级法院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是显性的,一方面是一线法官人数大幅度锐减,另一方面是审判执行工作将继续呈案件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繁重态势。然“开弓没有回头箭”,传统的审判权力运行模式必须被打破,而突出法官主体地位的新型审判模式亟待正式开启,科学构建审判团队是进一步深化审判权力运行体制改革的必答题。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已对相关要求进行了明确,但科学构建审判团队决非信手拈来的小事易事,既无现成答案也无统一模式可供移植,即便是那些先试先行的法院在改革试点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做法,因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法院之间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各级法院在结合自身实际、遵循司法审判特点规律并借鉴他人有益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认真谋划、科学研判,积极探索、主动作为,从而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审判团队建设路径。

      首先,构建审判团队应突出专业化要求。司法审判是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立案、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对法官司法素质能力和审判辅助人员人数配置有专门要求。尤其是随着我国法治体系的日臻完善,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越来越多、期盼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各级法院在组建审判团队时应从最大限度确保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上考量,注重结合不同审判业务的专业化特点和规律,根据员额法官的司法技能、专业特长定岗定人。也就是说,要按照受理案件的类别,尽可能由那些在相关审判领域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司法技能较强的员额法官担任独任庭法官或合议庭主审法官,并为他们配备一定数量业务娴熟的审判辅助人员协助其从事庭前准备、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及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组建由专业化法官与专业化审判辅助人员组成的专业化审判团队专司某类型案件的审判,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其次,构建审判团队应满足均衡化要求。员额法官遴选完成后应组建多少个审判团队,审判团队是采用随机产生的临时组成方式还是实行相对固定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以及每一个审判团队应配置多少名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其他辅助人员等,是审判团队构建中最关键也是最让人纠结的问题。鉴于各法院院情不同,司法人力资源普遍较为稀缺和有限,因而组建审判团队的主要考量依据是力求审判力量与审判任务相均衡。也即,组建多少个审判团队、怎么组建审判团队,不简单取决于已有的入额法官数,而应根据司法审判的实际需要、人才资源的配置状况和审级职能定位等具体情况决定。比如,虽然27个试点省区市法院已产生出105433名员额法官,但并不意味着必须组建同等数量的审判团队,这既不现实也没可能、更无必要。再比如,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和中级法院可按“1+X”模式组建由一名员额法官与一定数量审判辅助人员组成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依法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而案件数量相对较少的法院则应从如何更有利于法官及审判团队之间的相互配合、互相协作考虑,审判团队既可以采用“1+X”模式,也可以是合作共享模式,但为法官配置的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审判辅助人员数量应能满足其正常履职之需。

      第三,构建审判团队应符合扁平化要求。法官员额制是与司法责任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重要改革举措,各法院在组建审判团队时要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压缩内设机构设置,减少审判管理层级,突出法官、独任庭、合议庭及审判团队在审判中的主体地位,使审判管理不断趋向扁平化,确保实现法官数量较大幅度减少情况下审判质效最优化。当然,强调审判团队管理扁平化并不意味着员额法官及其审判团队从此不再接受院庭长的管理和监督,而是要求后者的审判管理和监督活动应严格控制在其职责和权限范围内,改革后院庭长的管理和监督幅度会因审判团队的设立而变得更宽更直接。同时,决不能将审判团队等同于独任庭、合议庭等审判组织,因为实行员额制改革后审判权力的运行仍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即由一名法官领衔的审判团队依法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通过随机产生的由法官或者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合议庭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和依法由合议庭审理的简易程序案件。

      第四,构建审判团队应体现差别化要求。如前所述,由于不同法院的办案任务、机构编制、职能审级等情况并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审判团队并非只有一种版本,不能搞“一刀切”和“统一标配”,而应容许体现出个性化、差别化的特色。比如,因四级法院的审级职能定位不同,所以审判团队的组建模式应因院而异;因不同法院在案件数量、类型、难易程度和法官个体素质上存在差异,所以审判团队的力量配置应区别对待。再如,对于进入法官员额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是否组建专门审判团队应视其实际承担的办案任务而定,一般可以随机产生的方式临时为其配置必要的审判辅助人员。总之,各级法院在组建审判团队时必须既尊重司法规律,以独任制与合议制为基本审判组织架构,依法有序实现司法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又坚持因地制宜,以能最大限度满足司法审判实际需要的个性化设计来切实保障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从而使员额法官、人民陪审员、审判辅助人员等司法人力资源得到科学整合、合理配置。

(载2017年3月23日《人民法院报》第2版)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法理] 时间:[09:15:54] | 评论(0)
 
心态年轻,就会拥有更多
2017-03-15  
      进入成年后,人的心理感受年龄与生理实际年龄间大多有一个“年龄差”,即心理年龄往往较之于生理年龄更加年轻。当然,这肯定不是我的感官和判断力出了问题,而在与周遭很多人的交流中同时得到了证实。我想,大概因为我们并非整天对着镜子生活的缘故,所以不知不觉地就长大、变老了,感觉不到由幼稚到成熟、由年轻到衰老的几十年漫漫人生其实是一个瞬间即逝的过程。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比如,对于一个年满50岁的人来说,在那些20来岁的年轻人眼里或许就是一名饱经世事的长者,而他内心却可能以为依旧风华正茂。尽管蹉跎岁月已冲走了朝气蓬勃的绚烂青春,磨平了直抒胸臆的张狂激情,但自己对生理和心理所发生的变化感觉并不明显。直到有一天在上下班的路上、在电梯里和在与亲朋好友们的聚会中,发现自己已被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称呼为“爷爷”“奶奶”时,才会一边坦然享受着孩子们奉上的恭谨和尊重,另一边又骤然感到自己还必须面对韶光流逝的伤感和失落。可以肯定,但凡到了一定年纪的人,大多对此感同身受。

      在年龄感上,我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尽管早几年前我在家族中已身居“爷”字辈份,但平时在与亲友、同事们交往过程中,我的心理年龄仍大致定位于十来年前的状态,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年长”“衰老”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当然,这种心态虽然有时也会被别人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一句话所触动,甚至偶尔会在脑子里闪出一些莫名的失意和焦虑。不过,这样的“悲戚”过程不会持续太长,未久我就又会变得意气风发,希冀人生更加精彩,未来一片大好。

      几年前,我突然喜欢上了游泳,只要有空就去游泳馆游上一会儿,少则1000米,长则2000米。因为去游泳馆次数多了,所以与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就慢慢地脸熟了。记得在与工作人员闲谈时,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曾被他们“打击”过很多次,因为在得知我2000米蛙泳用时70分钟左右时,他们竟然会直截了当用“像你这样的年纪,能游出这样的速度和距离已非常不错”诸如此类的话来“褒扬”我,末了还会规劝我“没有必要跟年轻人去比速度”,甚至再加一句“很多退休老同志游不了这个距离的”这样的话。每当出现这样的对话场景,我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是他们眼力有问题,不是“近视”就是“老花”。虽然在发现我疑惑不解的神情和得知我真实年龄刚过50岁之后,他们随即又会夸我年轻,但我知道这“夸”显然言不由衷,其实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不折不扣的“老同志”。

      然而,即便是这样时不时会被人无心“当头浇一盆冷水”,过后我也很少被“岁月不饶人”的伤感困扰纠结,更多时候感觉到自己仍然富有枕戈待旦的精力和活力,富有敢想敢干的朝气和锐气。也正是因为自己一直活在这样一种心态中,所以我的人生态度还比较积极,闲时喜欢与年轻人一起运动健身,喜欢与微友们插科打诨,喜欢与电脑为伴通宵达旦码字写文章,喜欢与妻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之,我喜欢让自己的每一天都生活在希望里,不轻易“叹老”“认老”,不愿意过早进入老年时代。

      好莱坞影片《倒时钟》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1979年,朗格教授在匹兹堡的一座老修道院里精心搭建了一个被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的“时空胶囊”,然后邀请16位年龄为七八十岁的老人,分成实验组、控制组两组分别安排在1959年的环境里生活一个星期,期间要求他们听那个年代的音乐,看那个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那个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以及需要自己来布置餐桌、收拾碗筷等,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实验结果表明,事后两组老人身体素质都发生了明显改善,刚出现时他们大多由家人陪着来的,而且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而在一个星期后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而相比之下,实验组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事实上,连朗格教授自己也难以解释,在那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朗格教授认为,“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当我们某天早上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朗格教授心理实验所得出的结论: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心态健康是一个人身体健康的第一要素。

      再用一个身边的例子来说明心态年轻的好处。母亲今年已94岁高龄,除了五年前因出现心脏衰竭症状而给她安装了起搏器以外并无其他严重疾病,平时生活上基本能够做到自理。其实,母亲的饮食生活习惯并不好,只要喜欢的东西从来不忌讳,尤其偏爱吃糖类肉类食品。我想,母亲长寿的主要原因大概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基因,二是心态。照理说年过九旬的母亲已经是耄耋老人,由儿孙们赡养照顾天经地义,但母亲却始终将自己当作年轻人对待,凡是年轻人喜欢和时下流行的东西她都羡慕,甚至于连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等也拿年轻人来进行比较,而且很喜欢操心儿孙们家里的大小事务,内心深处根本未认识到自己已年逾九旬。显然,因为母亲始终认为自己还很年轻,内心排斥衰老反而极大地增强了她的自信,进而使她的生理年龄能达到如此长寿。

      记得《人民日报》在三年前曾关注过“社会活力渐趋迟暮”话题,担忧80后一代似乎在一夜之间就集体变“老”了的现象:这代人先是怀旧,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再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80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心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一股沉沉暮气笼罩在这个社会之上,极易导致一部分人思想僵化、精神迷茫、认同感缺失。的确,尽管作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的人要摆脱诸多人生困扰确实很难,也没有人可以违背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但心理早衰肯定是一种人生消极态度,最终必定会加速人意志颓废和肉体死亡。

      “笑看人生风雨路,淡泊平和心自安。”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身处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如果我们不能保持一种年轻心态和乐观人生,就意味着马上会被生命这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甩下来,甚至比别人更早迎来易箦之际。因为心态年轻,人就有朝气,社会就有朝气,未来就会一片大好,人生就会拥有更多。所以,我不怕妻子平时总取笑我“自我感觉良好”,过了天命之年的我虽未取得多大成就,但我从未想过现在就停下脚步歇息一阵的意思,一直觉得自己还有更宽广的人生选择,还有更光明的前途可奔,还有更美好的生活品质值得追求,还有更绚丽的诗和远方值得憧憬。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散文] 时间:[15:44:18] | 评论(0)
 
强化履职保障的真招实招
2017-02-13  
    为贯彻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日前正式发布《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共二十四条,涉及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免受干预、免责机制、救济渠道、公正考核、安全保障、休假权利、薪酬保障等内容,对《规定》进行了具体细化和落实。

  我们知道,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完善和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责,既要严格依法惩戒违法审判,又要切实加强法官的履职保护。显然,《规定》和《办法》就是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履职保障机制的组合拳,是切实解决长期以来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依法履职缺乏组织保障、硬件支撑、救济渠道、协调机制等问题的真招实招。而之所以《办法》一出台就激发了广大司法人员的强烈共鸣和广泛叫好,是因为近年来针对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及其近亲属的威胁、侮辱、骚扰和暴力侵害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接连发生了北京昌平马彩云法官、广西陆川傅明生法官遭报复杀害等恶性事件后,广大司法人员对履职保障现状的信心受到影响,因履职安全感缺乏而引起的焦虑情绪日趋凸显,他们急切期待最高层能在加强履职保障上设红线、给政策、补短板,着力为司法人员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履职环境。

  从《办法》的主要内容来看,此次推出的强化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履职保障措施可谓“货真价实”。比如,明确法官依法办案不受外部干预,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及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损害司法公正的问题,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办案免受不当干扰;要求不得安排法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有利于实现法官法定职责和职业伦理的正确回归,确保法官聚焦主业、专注于行使审判权;规定法官受到非法处理、处分时的救济渠道和救济方式,有利于实现司法职业保障与司法责任制相衔接,确保法官权利受到足够尊重、司法裁判得到有效遵从;强化对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权益的保护措施,有利于解决法官依法履职的后顾之忧,确保法官履职安全和给社会提供镜鉴;切实保障法官在公正考核、薪酬保障、教育培训、心理疏导、医疗保障和休息休假方面的权利,有利于激发法官忠诚于司法事业的热情,确保法官职业尊荣感和职业认同感得以有效提升。

  当然,《规定》和《办法》的出台,仅仅是政策制度层面的健全和完善。这些组织保障、硬件配置、机制建设和配套举措方面的“真招”“实招”,能否在强化对一线司法人员及其近亲属人身权益保护上见真见实,能否在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上见功见效,关键还取决于各级党委和各级法院能否把《规定》和《办法》的各项要求与地方实际结合起来,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真正做到抓关键问题、抓实质内容、抓管用举措。为此,各地务必在贯彻落实《规定》和《办法》上抓细抓实:一是因势而谋,要尽快成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程序,落实保障措施,充分发挥其权益保障职能;二是应势而动,要着重健全完善法官申请复核、复议、申诉和提出控告的机制,抓紧完成办公区域与审判区域相对隔离、严格安检标准、为法官配备录音录像设施和提供专门会见、接待场所等履职保障设施建设及配备,强化庭审秩序、机关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措施,认真落实法官薪酬保障、教育培训、心理疏导、医疗保障和休息休假等方面的权利;三是顺势而为,各级法院领导干部要善于承担压力、抵御干扰,敢于为依法履职的干警撑腰打气,做一线司法人员的“定心石”和“主心骨”,主动加强与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对干警因依法履职而遭遇阻挠妨碍、人格侮辱、打击报复、人格侵害等情形的,要及时安排采取保护措施,坚决打击不法行为,对法官的依法履职保障诉求敷衍推诿、故意拖延不作为的,要依规依纪严格问责、严肃处理。

  加强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既是维护法律权威、厉行国家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规定》和《办法》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对司法人员的关心爱护,对落实“五个过硬”要求和进一步加强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必须注意到,社会舆论普遍对《规定》和《办法》给予了积极评价,广大司法人员对强化职业保障机制寄予了莫大厚望,希望通过设置制度的“防火墙”和“高压线”来为司法人员营造优良的司法环境,从而使他们能心无旁骛、专注从容地做好审判工作。因此,各级法院必须扑下身子、狠抓落实,以务实担当的态度和作风,确保这些履职保障规定落实到位,切实改善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履职环境,让他们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深切享受到更多的获得感,着力打造一支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法院队伍。

(载2017年2月12日《人民法院报》第2版)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评论] 时间:[08:44:35] | 评论(1)
 
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2017-01-26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只要默默耕耘,就一定有收获;只要孜孜以求,就一定有希望!

    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党的十九大将要召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发力。2017年,是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战之年,是智慧法院建设的换档之年,是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的攻坚之年。任务越重,越要能负重涉远;困难越大,越要能知难而进。一年之际在于春,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机遇意识,认真研判形势,沉着应对挑战,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履职尽责,为全年法院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了政法工作目标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分别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抓好今年各项任务落实作出了部署。前不久,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新形势下政法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履职能力、纪律作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及职业保障的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政法队伍的关心重视,令人振奋、催人奋进。

    面对新时代、新考验,我们必须要有“站稳脚跟、挺直脊梁”的政治定力。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力量。正是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诚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在面对错误思潮影响和关乎利益调整考验时,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挺直脊梁,敢于亮剑、甘于牺牲,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旗帜鲜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始终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自己的政治灵魂,拧紧思想“总开关”,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切实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

    面对新目标、新任务,我们必须要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事激情。2017年,人民法院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容不得我们丝毫马虎和懈怠。一方面,我们要以更敏锐的政治眼光、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切实肩负起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重大政治责任。另一方面,面对执法办案压力持续增大,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越来越多、期盼越来越高的繁重任务和压力,我们要勇于直面挑战、善于击退困难,在工作中不断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着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专业水平和专业履职能力,积极营造“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事激情,努力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我们必须要有“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的责任担当。2017年,无论是加快智慧法院建设,还是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乃至将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向新台阶,都是开创性、复杂性、艰巨性空前的事业,前面必定还有更多的险滩要过,有更多的硬骨头要啃。面对大好机遇,我们要锲而不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司法专业化建设,促进提升履职能力,以改革创新精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面对严峻挑战,我们要坚持上下携手、同心合力,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越在关键时刻就越要能体现出法院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不畏艰险、攻坚克难,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忠诚践行公正司法、司法为民。

    面对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都不能掉队”的负责态度。不可否认,当前法院队伍在思想观念、素质能力、纪律作风、管理保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少数干警理想信念不坚定、专业素养不高、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下降、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影响了司法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智者见于未萌,法治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队伍建设既靠教育,也靠制度,我们要让二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来不断打牢队伍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通过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来积极营造从严而治的政治生态。面对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作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严格落实“五个过硬”要求,进一步加强法院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深入推进思想政治、业务能力、纪律作风建设,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司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法院队伍。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2017年,我们向着依法治国继续前行!让我们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勇担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之重任,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载2017年1月26日《人民法院报》第2版,刊出时有删节)

    

作者:[古风听竹] 分类:[评论] 时间:[10:40:21] | 评论(0)
下一页   最后页   第1页   共45页    跳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