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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读书
2017-04-27  
    2017年4月的第22个世界读书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开展“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法治信仰”全员读书活动。活动主旨鲜明、目标明确、内容丰富。作为法院中的一名法官,一个发自内心愿意多读些书的人,见此通知及中国法官协会、最高法政治部联合发出的倡议书,感慨颇多。本文仅择其中“引导干警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谈谈所思所想。

    先说爱读书。从字面意思理解,爱是指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还有喜好、重视之意。依本人理解,爱读书之爱,三者兼而有之。法官本应就是需要爱读书的职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常规而言,书籍同样是所有法律、法规、法条等法律知识的载体。没有书,法何以存?不爱读书的法官,能否爱读枯燥的法律、法规、法条,以及与法律有关的书籍?不敢随意猜测。但可以肯定,不读书,他的职业能力和水平提升一定十分缓慢,他的视野一定难以开阔,他的气质一定不会儒雅,他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更不会全面、不会与时俱进。“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唯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读书也可以增长才干”,“读书使人充实”,不一而足。说到爱读书,相信很多人会想到陆游的那首《寒夜读书》: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钞那计年。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颠。大诗人对读书之爱,跃然纸上。蒲松龄说:书痴者文必工。说来令人惭愧,除却当年的学生时代,除却办案需要必须查阅法律条文,还能回忆起自己什么时候真的为读书而“颠”、“痴”。同时另有一似乎过于主观的想法,最高法倡导法院干警要爱读书,莫非他们已感受到法院干警,包括我们的法官,对读书实在不怎么爱?

    再说多读书。博览群书是对读者的一项常规要求。说实话,读了多少书算多,实在难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多读书同时意味着读书多,二者相辅相成,相信读者不会反对。2017年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亚马逊中国发布的“2017全民阅读报告”显示,阅读总量稳步增长。中央电视台《朗读者》的走红,似乎从另一视角印证了调查结果。政府层面,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4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李总理说:“我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可能笔者眼界所限,总觉得法院干警群体,包括担负法院最主要审判执行职能的法官群体,读书量未必达得到这个人均数量,难以谈得上多读书、读书多,缺乏无处不在的读书氛围。甚至有些与自身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书籍,有些法官也未必主动去读。案件多、时间少、杂务多等原因固然是现实,法官无暇或不愿主动读书的现状同样令人揪心。多读书须建立在爱读书的基础之上,我们是否爱其他远超爱书,包括诸多不良嗜好。鲁迅先生说:“读书无嗜好,就能尽其多。不先泛览群书,则会无所适从或失之偏好,广然后深,博然后专”。要想读书多,在选择书方面尚不能有不良嗜好,假若生活、工作中的不良嗜好已堆满一身,多读书、读书多只能是梦呓。需补充佐证一下,已经查实的个别法官违法违纪的案件,作为一种参照,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一些法官还是乐于把时间投入到舒适的娱乐之中的。至于读书,一边去吧。没时间读书只能让人理解为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作为一名同行,谨向法官们友情提示:把难得的工作之余投入到愉悦身心、提升自我的阅读中吧!书中自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宝藏,法官最该多多光临。恰如通知及倡议书中的提倡:让读书成为生活方式。否则,真的是对生命的辜负。

    最后说说读好书。“腹有诗书气自华”。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这是元代吕思诚的诗作。满满的正能量。其中指向的“数行书”,自然不会是与“好书”相对的“坏书”。好书对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究竟什么是好书?到了已任职法官的年龄和资历,法官们应当有自己足以分辨的能力。笔者如在此

    

作者:[刘振厚] 分类:[散文] 时间:[08:23:22] | 评论(0)
 
汇聚力量 形成威慑 –平桥区法院“执行攻坚”活动初告捷
2017-04-20  
    “凌晨六时许,迷梦中的肖某被法院干警依法拘留;七点左右,正在集贸市场刚刚投入工作的吴某慑服于法院强大的阵势,一声不响的主动进入了警车……” 这是2017年4月18日,信阳市平桥区法院开展“执行攻坚”活动第一天的现场纪实。

    本次活动,是党组书记、代院长马萍到任后的新一届党组,针对本院一批热点、难点、重点执行案件情况,结合本院实际状况,进一步加大“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工作力度,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的一项重大活动。此次活动,共抽调干警70余名,组成七个行动小组,分别由一名院领导任组长;马萍同志任活动总指挥。活动前期,该院已对一批案件进行了重点摸排,要求对在执行过程中有逃避、抗拒行为的被执行人,快速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果断采取拘留、罚款、查封、扣押等措施。

    据悉,4月18日当天,共出动警力200余人次,依法对30名失信被执行人采取了拘留措施,执结案件18件,执结标的达600余万元。在现场目睹执行的群众也纷纷表示:对“老赖”,就要手硬。看着他们被带走,解气。

    

作者:[刘振厚] 分类:[消息] 时间:[10:47:36] | 评论(0)
 
教师、法官的似与不似
2017-04-17  
    前段时间,与法院系统内诸多同事到某政法名校接受培训。从接到培训通知之初的应付心态,乃至认为给自己提供了放松时机的轻率想法,到后来听课期间的欲罢不能,再到学员们交流时对教授们发自内心的膜拜般赞颂,突发奇想:教师、法官,这两类职业可否有相较之处?

    教师,从受教的对象不同,有大学、中学、小学教师等区分;大学教师,通常称之为教授(实际还包括讲师之类)。法官,因所在法院层级、职务、资历等不同,分四等十二级,大小之别清晰可见。但无论法官或教师,是大是小,都是一种职业。表面看,二者间联系不甚紧密,差异明显。鉴于此次培训,细细品味,似觉尚可寻出几点相似之处。

    皆是学历标准要求甚高的职业。这里用了学历二字,没有使用“学识”,主要考虑到学识涵义深刻、广泛,学历则是硬杠杠。《法官法》、《教师法》均规定,任职法官、大学教师(原文:高等学校教师)最低的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换句话说,在职业任职资格要求方面,具有法官身份的学员,当初任职时的学历要求与大学教师最低起点是一样的(仅依条文论)。通俗些说,当法官,当教师,都必须是有“学问”的人。固然,术业有专攻,教师搞教学、学术研究,法官搞审判、司法实务。可笔者一直在思索:学员们膜拜般的赞颂足以印证教授们专业之扎实、功底之深厚、学问之渊博、视野之开阔。可是,平心而论,搜遍自己的档案柜,办了成百上千的案子,我们是否能够随手拿出几篇叙事清楚明了、论证科学严密,足以令教授们深以为然的的判决书呢?想想那位讲授写作的副教授对学员们报送文章的点评,再想想已经发出去的判决书,总觉后脑门凉飕飕的。差距源于哪里?法官的学问该从哪里体现出来?从他凌晨四点起床阅读学员们文章的讲述,到后来令学员们心悦诚服至一个标点、一个词语、一个称呼的点评情形,或许指明了学历之后,学识、学问,水平、能力的差异,在此立显。谨记: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

    皆是道德标准要求甚高的职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担任法官要“有良好的品行”。当然,因是谈职业,着重点当在于职业道德。况且,一节课非但不能了解到教授们全面的个人品行,即便对其职业道德的评价,也仅仅局限于本次课堂。管中窥豹而已。但我们不能否认,作为观察人物、事物的方法,以小见大是可行的,有时“命中率”还挺高。学员们叹服于讲授廉政文化课题教师的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叹服于讲授新媒体课题教师的精美设计、用心良苦,叹服于讲授国家关系课题教师的视野辽阔、责任厚重,叹服于讲授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课题教师的凝练概括、立意高远,叹服于讲授新闻写作课题教师的严谨细致、旁征博引,无不反向验证了他们是有着高尚职业道德的教师: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真诚对待每一位学员。以此类比,法官们该如何体现出自己是一名有着高尚职业道德的法官,不外乎是:认真办好每一起案件,真诚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假若我们真的做到让每位诉讼参与人叹服于法官庭审技艺的高超、接待当事人时的人文关怀、判决书的情理法深度交融,让他们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何尝不是法官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有力例证。恰似:心有多高,舞台就有多大。

    皆是社会关注度甚高的职业。教育关乎国家未来、千秋万代,司法关乎公平正义、千家万户。多年来的“两会”热点,以及提案、议案,总不乏他们的“身影”。教师、法官,是教育、司法的主体,都是直接面向“人”的职业,自然而然由之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职业。说句老实话,这两种要求甚高、付出甚多的职业,为社会发展稳定作出相当贡献的职业,甚至行业群体内因之自觉满腹委屈的职业,“人民群众”好像并不怎么待见。虽然,他们还在把孩子送进学校;虽然,他们还在把希图司法救济的诉状递到法院。教师被殴、法官被害,现象上是个案,本质上呢?想到本次培训的教学相长,不禁有些不知所措:难道是教授和学员们的惺惺相惜不成!如果真的是,我们所负使命就更为沉重。教师,法官,都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现象、对某种职业的认识,却不能局限于“精英意识”。这两种职业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必须要有“平民意识”。教师教书,更要育人;法官司法,更要以所办案件为载体,引导良好社会风向。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利用履行职业职能,利用职业本身的社会影响力,为社会输入更多的正知、正念和正能量,把偏离社会正常运行轨道的群体拉上正道,把偏离正确方向的社会舆论引入正途。坚信:世界因你我越来越精彩。

    教师与法官职业的相似之处,一定还有不少,难以言尽。至于不似,以职责概括说来,一为传道授业解惑,一则为裁断是非曲直,“不似”显而易见。因非本文重点,似乎也不如所感受的相似有深意。故,到此为止吧。

    

作者:[刘振厚] 分类:[散文] 时间:[11:22:16] | 评论(0)
 
法官的理论研究
2017-03-16  
    对不少法官而言,审判理论研究似乎是法学家或大法官的事,最差也该是各级法院研究室或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人员的分内职责。特别在中基层法院,抱有此类观念的法官更甚。以致法院的“理论研究”成了他们的“专业”,一线法官却离“理论研究” 越来越远。为推动一线干警积极参与审判理论研究工作,有些法院推出了一定物质或精神奖励的措施,甚至重奖,但效果并不显著。某省法院主办的审判类刊物主编在通联工作座谈会中讲到,近些年,编辑部所收到的投稿,非但数量大减,质量也有所降低;以前是下级法院争着到编辑部求发稿,现在快成了编辑向“老写手”、“好写手”求投稿。

    对于此类现象,有不少人解释为,“案多人少”冲淡了法官从事“理论研究”的“激情”。初听此论,感觉有些道理,进而细想,事情远未必如此简单。不少“老写手”、“好写手”,未必一直在研究室、办公室岗位,他们在业务庭工作期间,时不时还是有“理论成果”见诸报端的。正是由于这类法官的存在,法院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虽然艰难,但依然在顽强的推进,并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欣喜的成果。或许,外部环境的鞭策和内部自身的激励才都在或多或少的影响着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我们倡导做一名“三化”法官。可以说,尤其专业化的提法,潜在的意味着一名法官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否则,何谈专业。因为,法官是个说理的职业,没有理论自然没法论理,没有法学理论自然只能用大白话去说理;没有一线审判法官的“理论研究”做基础,法律适用、法学研究恐只会裹步不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法院系统虽在进行着全国性的一年一度的学术讨论,评选了不少国家级、省级审判业务专家,但仍难以体现出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研究成果的法官在晋级晋职等诸多方面具备优势;且在“案多人少”、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的大背景下,理论研究更有被边缘化之势。“写这些空洞的东西有啥用”倒是很有市场。有的法院,以前还可每年度至少召开一次审判理论研讨会,虽然谈不上踊跃参加,组织者、参加者都还是有一定积极性的,即便有的作者连个优秀奖也拿不到。不知何时起,发展到组织者想组织,却连一篇稿件也组不到;法院自己主办的以交流和提高为主要内容的审判理论刊物,尽管结合审判实际紧密,法官们还异口同声的作出较高的评价,可从寄到法院开始到当作废纸出售竟一直未予拆封并非屡见不鲜。于是乎,领导重视、建立激励机制等等成为系统内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们不断的呼吁。然而,效果并不理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环境一手创造了环境”。营造法官参与理论研究的优良环境刻不容缓。呼吁法院领导和相关组织花气力结合法院、法官实际予以优化。当然,仅有法院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社会环境对法官理论水平的期许与营造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之于法官职业,不能套之为不想当院长的法官不是好法官。但可以引申为,不想提高自身审判理论研究水平的法官不是好法官,更谈不上是一名优秀的法官。我们了解到,英美的不少大法官,本身就是一名大法学家。中基层法院的法官,可能在职级上永远不能成为一名大法官(司法体制改革之后的设计,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的职级是可以大大提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为法治理论建设“添砖加瓦”。毕竟,实践是理论最丰厚的源泉,而法学本身就是一项实践性科学。身处审判一线的法官,固然难以从全局观察、难以专门深入研究并形成系统性的法学理论,但具体的司法操作实践还是可以在一定层面推动理论创新的。我们常讲,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法治的进步,即意味着法治理论研究的进步。实际上,哪一个个案不是出自一线法官之手呢!且不说法官一定要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其实,即便是对个人办理或参与办理的案件进行实践层面的理论总结,哪怕是些许的经验或心得,凭法院系统如此之多的法官、如此之多的各类案件,法院系统的理论研究定会硕果满枝。

    当前,我国法治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需完善健全之处颇多,法学界在探讨中国法学研究时,多倾向于问题是理论的先导。发现问题,较之于学者和其他法律工作者,法官通过个案审理所发现的问题,无疑最广泛、最现实、最具体、最直接,切身体会也最深入。可以说,时代需要我们要以理论研究的方式回应自身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以自身的担当,自我加压,有意识、有目的的加强在法学、审判理论研究方面的自我提升,做一名具有相当理论水平的优秀职业法官。

    

作者:[刘振厚] 分类:[散文] 时间:[09:57:32] | 评论(0)
 
“排除执行”的理解、适用与完善
2017-02-20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异议之诉开始正式确立。2015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开始施行,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真正进入法院审理视野。《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对金钱债权执行案件“排除执行”的情形,分别作了四项、三项规定。从条文本身来看,似乎内容很详尽、便于操作。但是,司法实践中,从各项内容文字表述本身及其含义出发,依然存在不同理解,歧义较大,由此给司法适用带来了混乱。本文拟从条文内容本身出发,谈谈自己的理解和完善意见。

    首先分析第二十八条。该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从该条规定来看,“排除执行”适用的案件性质是金钱债权执行案件,异议主体是买受人,异议对象是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条件是符合四项情形。从条文的文字表述来看,“排除执行”的四项情形,没有使用“下列情形之一的”字样,四项情形须是同时具备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然而,细细分析不难发现,从罗列方式看第一项、第二项,二者间显然是并列关系;但从内容实质要求看显示的则是一种递进关系。也就是说,针对异议对象--买卖的不动产,不但须具备“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这一条件,还同时具备“合法占有”;且要求连同第三、四项同时具备,也就是说,“排除执行”满足的是充分必要条件。既然如此,不妨将前两项合并为一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之所以建议两项合二为一,或许与解释的本意—--出于买卖合同系诺成性合同而非实践性合同有所不同。从该两项的文意本身理解,第一项的着重点在于“书面合同”,第二项重点则在于“合法占有”,两者是合同得以实现的不同步骤、不同过程,且可以分开实施,故而将其分为两项并列的情形表述。而就笔者理解,虽然二者的着重点不同,但两项情形从法律行为的角度来讲,从“排除执行”情形本身来讲,则是连贯且不可分割的行为。买卖合同本身并非实践性合同,“合法占有”则是完成买卖合同的实践性行为。对具备该两项情形而言,仅第一项行为的完成显然不足以保证合同的完成,必须有第二项行为的跟进。而第二项行为的“合法占有”,从分为两项的角度理解,完全可以理解为第二项的“合法占有”可不依据第一项行为实现。换言之,意味着“合法占有”可以不基于第一项规定的买卖途径实现,还可以通过抵押、质押等等其他途径,甚至是租赁方式而占有。当然,前提是必须“合法”。这样一来,又意味着两项规定似乎可以不并列适用,颇为令人费解。故而建议将两项合为一项。另外,该两项在表述中都设定了一个相同的前提: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而后两项没有此限制,一定程度上让人认为没有必要将其分开表述。

    对第一项“书面合同”“合法有效”的确定,是“排除执行”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台本身,是为了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然而,“合法有效”的限定,却给审理执行异议之诉带来了后续的不便。因为,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确定,在于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认定有效,双方也可按约定履行;但一旦发生纠纷,则需通过诉讼或仲裁等程序确认。而执行异议之诉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等同于不动产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即便是双方当事人相同,双方未提起合同效力之诉,法院是不能就当事人未主张的权利义务做出确认的。如果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迳行确认,就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不就合同效力进行确认,就意味着该项中的“合法有效”的判断成为空文,买受人须就合同的效力另行起诉。除非,其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之前已就合同效力通过有关法律程序做出确认。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买受人因买卖这一起法律行为,不得不多次起诉,于当事人不公,又浪费了司法资源。故此建议添加下列规定:“排除执行”案件的诉讼参与人或利害关系人,对买卖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如买受人未提出买卖合同效力的诉请,建议法官予以释明,并明确告知,如书面买卖合同的效力未定或本次诉讼仍不能确定,执行异议请求可能因不符合第一项情形而被驳回。之所以建议规定为“可以”,而非“应当”,则是鉴于不动产买卖市场主体的利益重大、相关法律规定较多等本身的复杂性,法官可据案情作出裁量。

    对第三、第四项,首先不同于一、二项的是,没有“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的时间节点限制。第三项的关于价款交付执行的规定,表明司法解释的本意是支持买受人在具备前两项情形的条件下支付价款以完成不动产交易行为的。此规定对于维护“合法有效”合同的效力及其稳定性是有积极意义的。鉴于此,对支付部分价款的买受人,在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过程中,法官应当告知以何种方式支付剩余价款。至于第四项,由法院按照一般民事诉讼的原则作出确认和裁判,买受人有义务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如被执行人提供证据证实确系买受人不按合同履行义务或不配合等原因导致过户不能,买受人的异议自然不予支持。

    再看《规定》第二十九条,其内容是: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从该条规定来看,“排除执行”适用的案件性质同样是金钱债权执行案件,异议主体是买受人,异议对象是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条件是符合三项情形。相较于第二十八条第一项,本条第一项与之无甚差别,这里不再赘述。下文意在分析本条后两项内容本身及三项内容之间的关联性问题。

    对于第二项内容本身,着实难以理解解释的本意。认为规定的实在过于苛刻,且有干涉市场交易自由和私权处置之嫌。即便是当前我国购房有许多“限购”政策的情形下,即便房屋买卖并非实践性合同。一是对于用于“居住”的限制。所谓“居住”,从字面自身含义理解,意指“较长时期住在某个地方或较长期地住在一起”。也就是说,该条规定意味着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目的必须拥有买受人“居住”。而“用于”二字从字面自身含义理解,与“居住”一起使用,该行为显然是期待性实践行为。因为,该文意的表述体现的是否“居住”是将来要发生的行为,或纯粹是买受人主观可任意表述的行为。直白些说,是否用于“居住”,全在于买受人在法庭上或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陈述。照此分析,建议不妨将“用于居住”修改为“已用于居住”。同时,就《物权法》颁布后我国实行的不动产登记及收费标准来看,将不动产分为住宅类和非住宅类,该项所谓“居住”的规定,显然是将“排除执行”限定在住宅类。但本条解释主文指向的对象却是“商品房”,其第二项的指向范围收窄的限定,不但是一种缩小解释,更与条文内容相违背。这种解释,自然侵犯了买受人的权利。

    而司法实践中,购买商品房并非用于居住的比比皆是,不然就没有日常用语中的商住楼、商住房之类的词语,更不会存在商业用房(如通常所说的门面房)与住宅类住房之间巨大的价格差距。从解释原文理解,直接表明了,如果购买的是门面房,或是用于租赁、商业用房,执行异议就不能成立。这就出现了“排除执行”是否成立,不是以交易是否合法有效来衡量,而是依该交易是用于某种目的的不同来衡量,《合同法》确立的合同“合法有效”的判断标准无疑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种衡量标准,是否导致对民事行为的衡量如同对刑事行为的判断,增加一项“主观方面”的构成?

    另外,从房屋买卖合同的实现来看,卖房交付房屋,买房支付价款,并办理过户手续即告完成。如何使用,则不是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履行完毕的任何附属条件,这一解释,似乎也有扩张解释之嫌,有违《合同法》确立的合同“合法有效”衡量标准的立法本意。

    至于“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限定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与当今现实普遍存在的事实状况也有大面积的冲突。近些年来,中国城镇化不断加速,农民进城是普遍现象,进程后购买商住房是普遍现象,在农村名下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同样是普遍现象。其在城镇工作、生活,一旦作为买受人购买了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的标的物,仅因此项条件驳回其异议请求,无论从法还是情的角度都难以让人理解。特别是从法的角度,粗暴了干涉市场交易自由原则,改变了合同“合法有效”产生的法律后果。因为,合同“合法有效”,意味着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买受人、商品房开发企业需依照合同内容履行合同。这一解释,人为为合同当事人交易行为在并不违法的情形下设置了履行合同的附加条件,其产生的后果是买受人的执行异议不能成立,进而房屋买卖合同不得、不能履行,第一项的“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规定变得毫无意义,成为多余的并列条件,与《合同法》依法保护“合法有效”的合同本意相违背。

    至于第三项中的付款幅度的规定,倒是充满支持“合法有效”的合同履行的意味。毕竟,支付“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行为,是买受人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一项实实在在的法律行为,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相一致,法律及其及其解释应当予以支持和尊重。

    

作者:[刘振厚] 分类:[执行] 时间:[08:58:51] | 评论(1)
 
法官的法与德
2017-01-06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

    要求的对象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目的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最高层领导,似乎国家治理这般大事,与一名普通法官无涉。但身为法官之故吧,见到与“法”相关的字眼,不免有所思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法治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作出明确定位,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律之治,法官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法官有必要在领会好这些决定和讲话精神的同时,定位好法与德对自身的要求及关系。

    之于一名法官,掌握法律知识是基础,依法履行职责是关键。用“依法”而不是“以法”,体现出是把法律当作适用的标准,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的工具。毕竟,条文是固定的,适用则是复杂的。所以,狭义的司法,即指法律的适用,指审判;司法机关,即指法院;法官,即是司法者。适用法律的前提,无需多想,需司法者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无一不是为成为司法者做准备,这是基础之基础。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从过去到今天,法官的专业化依然还在行进过程中。或许,今天司法体制改革推行的以员额制为核心的各项改革举措会不断夯实这一基础。但仅有基础是不够,还需具备依法司法的能力,即履行法官职责的能力。《法官法》业已规定,法官的职责,一曰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二曰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由此不难发现,法官作为司法者,职责简而言之:审判案件。如何审判案件:依法。对领导者而言,发挥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用;对法官而言,依法审判案件即是实实在在的为依法治国做贡献。法官之于依法治国地位之重要程度如何,不妨引用培根的一句话作总结,“我们知道这律法天经地义,关键是司法者要依法用之。”同样也是关键作用。

    之于一名法官,良好的个人品行是本分,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升华。法官之品德当高于普通公民,已成社会常识性判断。法官作为裁断社会公民是是非非的职业,裁判结果昭示着对人的行为的评价。表面看,是对某人法律行为的评价;实际上对诉请、辩解的驳回或支持,不仅意味着法律评价,同样隐含着道德评价。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所以,我们要求法官在履行职责中不但要辩法,更要析理。如果在道德上没有合符社会公认价值的判断,法官的析理即便合符法律条文的表意,但很难合符法理本意。在事实难以查清、法律规定不甚完备或略有歧义的时候,法官的道德价值判断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依法是前提)。典型如南京彭宇案、广州许霆案。谁敢说“扶不扶”的一个原本纯道德的事件,致国人至今争论不休,与彭宇案没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至此时刻,法官的道德价值判断真的是至关重要、影响深远。《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新增紧急救助免责条款,尽管还有不少疑问,不能不说与社会舆论对相关事件的道德评价引起立法者关注有关,也说明了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法与德关系的日益紧密。高尚的职业道德不是一天炼成的。如果说法官的法律职业任职资格是可以硬性考试的,道德衡量标准则只能是“软性”。但其并非看不见、摸不着,只是需要花更多的力气、用更多的方式方法考察、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不过,成为法官之后,我们国家制定有成文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对照要求做便足以达到高尚的标准和要求。

    之于一名法官,法与德需融于一体,不可偏废。习总书记还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非常清晰地点明了法、德本身之间的关系。二者集于法官一人之身,法官既是法律的化身,也是道德品行高尚的君子。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和追求。就中国现实状况而言,法官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尚在行进途中,实现目标任重而道远。但想对每位法官和公民们所说的是,从没有无需付出便唾手可得的果实。目标的实现尽管艰辛,我们决不可以气馁。“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已经初见成效的司改标志着我们正走在向目标奋进的路上。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身为法官,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自是其个人心中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也是法和德之于一名法官最好的诠释。

    崇法尚德,是一名法官的本分。

    

作者:[刘振厚] 分类:[散文] 时间:[08:55:54] | 评论(0)
 
法官的哲学素养
2016-10-25  
    谈到法学与哲学的关系,不需多述,相信法官们会一致肯定二者间联系之紧密。法学本身即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据所知,曾有些高校政治系、政教系的学生本科毕业,因为学校没有授予政治学、哲学学士学位的权限,于是便授法学学士学位,由此可见一斑。

    法官不是法学家、哲学家,却是实实在在运用哲学思维和方法将法学成果运用于实践的职业。之于个体,其影响力恐远大于法学家、哲学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因为,哲学家的富于哲理的思辨、法学家专业生僻的分析,于诸多普通民众,往往晦涩难懂;法官依职权通过裁判文书直接设定给具体个体的权利义务,却是直接的、实在的、看得见的,更是清楚明了的,并且是可予执行的。当然,权利义务的设定,须是依法律依事实而行。如果一名法官在对法律、事实了然于胸的同时,又很好的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相信对于司法公正不无裨益。

    哲学社会科学是“思想先导”。思想决定行为。可以说,法官没有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引导,即便其严格依据法律作出了正确的、合法的判决,也只能说尚处于“自发”的阶段和层次,充其量算得上一个熟练的法律工匠而已。当今世界,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纷纭激荡,法治思想领域的波诡云谲时不时冲击着每个法官个体。尽管,大处着眼,没有发现我们的法官因此随波逐流;但“小”处而言,不同的看法则随处可见。中国正在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人民法官作为建设者中的重要一员,自然应当有“定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思想为指导。否则,就偏离了建设的航向。思想同样决定修养和能力。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不可动摇,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意义谁也不能否认。圣贤君子的要求固然令人“高山仰止”,可对法官道德品行定位之高确是古今中外皆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无疑有助于提升人民法官的修养品行。高尚的修养品行,是成长为一名优秀法官的充分的、不可或缺的要件。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司法正义,是法官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将哲学运用于司法追求的目标和准则。社会是发展的、进步的,停滞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只会阻碍发展和进步,与时俱进本身就是一种包含哲学素养的思想。法官的哲学社会科学素养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方可提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是个大系统,真正的是内涵丰富。法治思维亦是哲学思维。法官当具备的哲学素养,本应多多,不可一一详述。鉴于现实,基础的要求、大的方面还是应当具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哲学素养是根本。素养本身就是训练和实践。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官们有着诸多的优势和需求。司法审判面对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纷,每一起审判执行案件,都是良好时机。一般说来,原被告的利益是对立的、矛盾的,但不能否认他们之间在纠纷中存在同一性、调和性,科学利用三大规律,认清事物的对立统一性,自然有助于案件的调解解决;牢牢把握原因与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容与形式、现象和本质等基本范畴,站在事物发展的高度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把纠纷的来龙去脉掌握清楚,才能把握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焦点所在,才能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纠纷;切实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等方法,裁判文书的说理和论述就不会杂乱无章,而是令人一目了然,即便是粗通文墨的普通民众。中国传统哲学素养是升华。“吾日三省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有高度凝练的精准概括,有深入浅出的通俗易懂。中华传统文化浸润骨髓,“内化于心”,继而“外化于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哲学素养是本质。理想是旗帜、是方向,信念是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当然,还要博采众长,对人类哲学思想领域的其他一切优秀成果,仍须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只能来源于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人民法官是运用法律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多种哲学社会科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故而,法官应多些哲学素养。

    

作者:[刘振厚] 分类:[散文] 时间:[09:18:05] | 评论(1)
 
法官的学与做
2016-06-06  
    2016年4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认真落实各项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法官是各级人民法院人员的主体,肩负人民法院最重要、最主要的审判执行职责,法官们如何学与做,对整个学习教育的意义不言而喻。

   “非学无以广才”,“学然后知不足”。关于学习对人的促进与提高的谚语、名言名句等不可胜数,无需多述。学之于人,重大意义自不待言。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对学习的方式方法、内容和要求则不尽相同。相较于其他职业群体,法官的学习和工作自然也有不尽相同之处。

    法官之学,贵在日常、具体。主要意指对学习的方式方法要求方面。“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一则指不坚持学习必然退步,一则指只要坚持学习必然进步。窃以为,这里对学习的要求,当以自我学习为主,且需日常化、经常化。一则一个人不可能终身只以接受他人教育为职业、过生活,学习更多应相伴于个人的工作、生活经历,一则日常学习也只有融入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才可谓之为“日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可称之为学习日常化。孔子曰“学而不厌,……,何有于我哉?”。对于一名法官,虽然不可及于圣人,但坚持学习日常化、经常化,想来定非特别为难之事,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坚持的毅力。

    所谓具体,主要指要学习的知识点要具体。“学习教育任务具体化”,不是漫天撒网。可以说,对职业人来说,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结合自己的身份、职业的实用性来学习。譬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指向的党章党规、系列讲话,对一名党员而言,都是非常具体、实用的知识点,而非宽泛的加强党性修养、党性锻炼的学习云云;作为法官,不用多说,在坚持政治思想知识学习的同时,还需坚持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法律知识,浩如烟海,至于哪些是法官学习的具体知识点,每个法官可根据自身实际做不同的选择。因职业所需,重点不在学术,而在于应用。毕竟,法官是实务工作者,所需法律知识首先要用在裁断是非上。如果连法律条文尚不能运用于办案,何谈提高和总结,何谈上升至理论、学术层面。但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尽管法院系统在法官教育培训方面投入颇多,还设立了多层级的法官学院,法官群体却普遍感觉,靠自己自学的居多,通过系统教育培训得到提升的居少,更有甚者,有的法官数十年从未参加过集中三天以上的脱产培训;即便参加了一些培训,往往期望较高,常常失望很大。

    法官之学,贵在深入、精细。主要意指对学习的内容掌握要求方面。法官是裁断是非的职业,每一项裁判都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乃至生死攸关。“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仅就个案而言,对法官似乎不是什么大事;然就当事人而言,就社会影响而言,法院裁判公正与否是名符其实的大事,自然容不得半点差池。法官办案如何做到公正,按目前的说法,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中,“以法律为准绳”,前提须是法官对法律的熟悉。法官该如何熟悉法律,道路只有一条,学习法律,且深入、精细。如若一知半解,不能洞悉立法实质和本义,非但不能取得公正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提高法官司法能力,深入、精细学习法律知识,是基础之基础。周强院长要求要把学习教育任务精准化,法官们当从学法精准做起。

    法官之做,贵在公正、得当。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是一名合格法官应当追求的最高工作目标,在此无需赘述。为何提出得当之要求,这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些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案件无论如何裁判,未必都能达到“公正公平”之效果。而法官不能拒绝裁判,不能拒绝结案,法官需要凭借良知和理性,凭借社会经验和对人世间的洞察,凭借做人的底线,作出适宜的裁判和处理。那些认为只要依法判决即意味“公正公平”的想法不啻于意在空中建立楼阁。要知道,法官即便适用法律正确,所依赖的根据——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同样,有些时候,从案件本身出发,判决本身固然体现了法律上的“公正公平”,但效果未必是最好的,也就是常说的,还要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此类情形,常见于相邻纠纷案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并由此引发的一些刑事犯罪案件,相信不少法官有过此等经历,如何判处,实在是揪心又费思量,令法官迟迟难以裁断。案件处理完了,或许亲情随之消失。当然,话说回来,得当的处理方式固然社会效果可能较佳,但在各方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法官还是应当以法律为标尺,遵循走在公正的轨道,决不可为达到所谓的最佳社会效果损害法律的权威。毕竟,公正司法,是做合格法官的底线。另需补充的是,法官所做的是否公正,有一看得见的重要载体不容忽视,那就是法律文书,尤其是裁判文书。作为法官,你同样不可能尽善尽美,但你所“做”的裁判,一定要让人从文书中直接感受到“公平正义”,而非牵强。文书公开作为三大平台建设中的一项,无非就是促使法官“做”出让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其他审务公开,当亦如是。

    

作者:[刘振厚] 分类:[散文] 时间:[16:50:28] | 评论(0)
 
法官的能力建设
2016-05-05  
    2016年的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能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全面提高政法干警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深入推进思想政治、业务能力、纪律作风建设。大而言之,政法队伍,涵盖通常所说的公检法司等多个部门;具体而言,各个部门毕竟因性质、职能不同,队伍建设的内容也不相同,各有自身特色和重点。法官队伍作为“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在能力建设方面,与其他政法干警亦有不尽相同之处。

    从能力二字本意理解,能力即才能和办事的本领,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素质。人与人不同,人与人的能力便不尽相同;完成相同的任务,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不同能力的综合来完成。所以,能力建设不仅是重要任务,更是一项复杂任务。法官的能力该如何建设,其实,在其后的表述中已经点明了方向和重点,主要指向是“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相较于其他政法干警,法官的职业素养要求当是最高的。为何?为更好的解释“能力”,有必要再解析一下素养。所谓素养,其一意指由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其二意指平素的修养。结合前后表述及要求,本处的素养,重在其二。日常生活中,我们评价一个德行好的人,曰其很有修养;职业素养,可由此解释为职业方面德行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由此当是建立在本身德行较高的基础之上。但既然谓之为职业素养,其德行当与职业相关;无关职业的品行,是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须具备的一般做人准则;而职业素养,则系建立在职业基础之上的特殊的品行要求。

    法官职业素养,最基本而言,需具备《法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其中的各项规定,是身为法官必备的基本要求;如不具备,可谓职业素养已失,努力提高已不可避免。这些规定,涉及面广,内涵丰富,非一两篇短文乃至一两篇著作可述,故此从法官职业最典型的职业特点择一两项重点简要论述:公正、独立。

    公正,用书面的语言讲述,谓之为不偏不倚;用通俗的语言表述,谓之为一碗水端平。在此方面,“公正是司法的灵魂”等等之类,论述颇多;学法者、用法者、研法者各有心得,但均知晓、认可其中本质含义。如身为司法者的法官不能理解其意,即意味着不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还是离开法官队伍为好。独立,与公正要求而言,各个方面理解的差异恐要复杂的多。大家熟知的有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的司法独立,中国有法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还有一般民众虽不熟知却已存在于相关法律条文之中,但大家理解各不相同的有关规定。如《法官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利;《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二条规定的“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坚持和维护审判独立的原则,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受来自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第七条“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当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等等。

    法官的专业水平,是指法官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直接点说,就是法官办案的本领、素质。

    与职业素养一样,政法队伍之中,法官的专业水平同样应该是最高的。从正式的表述来看,我们常说法院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日常中,政法干警们一起会半开玩笑的说,如果把公检法司视作工厂的各个车间,最后一道工序在法院—法院可算是成品车间。法官作为产品质量的最后把关者,如果没有比前期“工序”的操作者更高的专业水平,断然是不能发现“产品”缺陷与不足的,同样断然难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仍以刑事诉讼为例,如果公诉人、辩护人说的头头是道,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竟然下来后不断的在想,这术语、这理论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自然难保法官写出来的判决书会令公诉人、辩护人信服。即便有时判决结果令其不得不服,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的。明白些来说,既损害了法律权威,又损害了法院、法官形象。

    法官的专业水平如何提高?如若简要概括,路只有一条:学习。但要谈具体的操作,如何来学,不得不承认,未尝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难题。于政法机关、法院系统而言,促进法官学习,最主要的方式是加大培训力度。可如何培训、培训什么内容等等,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难题。目前来看,法院固然建立了各个层次的法官学院,也常常进行一些培训,但被培训的法官感受并不强烈,甚至有些会说,培训倒是耽误了办案。其实,培训着实是提高法官专业水平的重要通道,只是需要提高培训的“水平“,法院领导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除了培训等,学习的最重要途径当是:自学。法官提高专业水平的自学,并非单纯的坐在书桌前翻阅法律知识书籍这么简单。要知道,法官职业是非常讲究实用的职业,是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职业,仅有书本知识的学习显然是不够的。如何自学,依个人理解,书本知识是基础,大量的案例、社会知识、身边法官成功的办案经验等等,无一不是一名意在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法官学习的对象。这种学习,没有统一的模式,关键看法官自身是否坚持有意自我提高。古人云:处处留心皆学问。把此话送给愿意通过学习提高专业水平的法官,自认为非常恰当契合。

    

作者:[刘振厚] 分类:[散文] 时间:[17:23:10] | 评论(0)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国家主导
2016-04-15  
    作为司法机制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作出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对于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大力支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及时帮助人民法院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则提出:努力在全社会树立“国家主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的现代纠纷解决理念。

    以上是针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国家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但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无论是从这些战略部署、理念树立看,还是从多年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总结看,从法学界到实务界,均多着眼于以法院为中心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国家主导则关注不多、着墨不多。本文拟从“国家主导”这一部署出发,对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含义、地位和作用等作一探讨。

    一、国家主导的含义

    国家,是指长期占有一块固定领土,政治上结合在一个主权政府之下的人民的实体;一种特定形式的政府、政体或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主导,字面意思主要是策动、引导。有两层含义,一是统领全局;推动全局发展,即起主导作用;二是引导全局并推动全局发展的事物。国家主导,当是指一国的执政机构或某类国家机关在某项事务的发展中统领、推动全局。

从国家主导的本义,结合我国宪法及其规定的国家结构体系,能够统领、推动全局的,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三是职权涵盖社会最为广泛的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最主要的职能是裁断是非,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通过以上简短分析可看出,人民法院显然不具备“国家主导”的职权和能力。

    据上,结合中央、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国家主导”含义概括为:党委全面领导,人大立法支持,政府及其组成和职能部门的多元支持。包含了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本身,也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国家主导”含义一致。多元化是指:以法院为中心(核心),国家机关、基层政权、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各类组织广泛参与,多个主体通过多元方式和途径解决纠纷。

    二、国家主导的必要性和意义

    1、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我国在传统上而言,自孔子理想化的无讼,到历代统治者对无讼的推崇,再到民间“屈死不告状”的思维,多方式、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通道一直有着很大的空间。只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诉讼爆炸”不期而至。2014年5月,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就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增长进入“换档期”。社会矛盾纠纷主体日趋多元、类型日趋多样、构成日趋复杂、数量日趋增长,计划经济时代单纯依靠单位、组织、同事、乡邻乃至领导个人解决纠纷的单一模式,远不能适应纠纷数量剧增和社会多样化解决纠纷的需求,“案多人少”、涉法涉诉信访等把法院和法官挤压的气喘吁吁。要维护群众权益、主动预防矛盾、妥善化解纠纷,“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展变化的矛盾调处机制”已迫在眉睫。

    2、由职责权限所决定。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故而,只有党委才有足够的权威担负起统领、推动全局的职责;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享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同级国家机关最顶端的位置,且其通过的宪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在全国和本行政区域对任何机关、组织和公民都具有拘束力;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最主要的职能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通俗说,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政府的职能最为广泛,恰与“多元化”最为契合,是任何其他国家机关都无法替代的。

    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在接受党的领导的地位;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处在与其他国家机关并行、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工作的地位;宪法和法律赋予其最主要的职能,则是审判和执行,职责单一,且司法职能的性质具有被动性、中立性。故而,就全局而言,存在司法引领权威性不强、统筹性不够、保障性不足的现实状况,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显然不具有担负起“主导”的能力。但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国家机关,所有其他途径未能最终解决的纠纷,势必都有可能进入司法程序,故而,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中心地位同样是毫无置疑的。

    3、是司法改革的需求。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导致大量诉讼案件涌入法院,传统的审判机制已难以应对日益沉重的诉讼压力,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司法体制改革开始提上重要要日程,完善司法责任制等四项基础性司法体制改革开始在全国普遍试点并推进,一大批事关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项目出台、施行,与之相配套,要实现对社会管理领域和各类社会矛盾的全覆盖,就必须建立替代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其他途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即应运而生。

    三、国家主导的具体做法

    1、党委的领导指导和组织支持。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明确肯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指导作用,并自上而下建立起涵盖多部门、多组织参加,总体协调、控制、监督、考评这一机制的领导机构,通过一定的形式,如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或常务会议的形式,统筹安排,协调、处理、消除各个多元化主体之间的行政障碍和工作障碍,化解部门利益和权力冲突,以最便捷、最高效的方式将矛盾和纠纷通过非诉的方式解决。在具体的施行上,从中央层面看,由中央出台指导性意见,中央政法委具体负责;建议地方各级党委向中央看齐,结合中央意见和地方实际,出台本地区的指导性意见,同级政法委具体实施,并纳入地方考核机制。同时,从多个角度支持法院,科学规划和发挥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作用,如支持诉调对接中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在不违背法院中立性原则的前提下,协调有关国家机关、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尤其人民调解组织接受法院的指导等等,实现各类有效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另需强调的是,党委的组织支持必不可少。因为,“党管干部”是我国党和国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协调多个国家机关、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涉及“人、事”问题,而“人”无疑是关乎一项事业成败关键中的关键。在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这是任何其他政党、机关、组织、团体均无可比拟的。

    2、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支持。2015年5月1日 ,全国第一部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开创了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先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要求“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强调,“立法将对改革起到引领作用,……确保一切改革举措都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不允许再存在法治轨道之外的改革试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决策,同样也不例外。关于立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前面已述。目前而言,一方面,现有法律体系在立法中大多着眼于从诉讼角度制定相应法条,如何与非诉程序“链接”缺乏相应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专门出台一部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法律,显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当时间的筹备、论证,不可能短期内制定出来;且多元化的“多元”二字决定各地建立的机制也应当各不相同,地方特色明显,建议具有相应立法职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党委决策后,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参考厦门的条例,并结合地方区域特点,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规范、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保障相关改革措施的正当性和可持续发展,实质性的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同时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国家主导“于法有据”。

    3、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多元支持。如果说党委意见、人大立法是导向、是法律层面的主导,政府的保障和多元支持则是行动上实实在在的主导。除政府本身即肩负改革重任外,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政府的触角最深、职能最广,可以说,只要是被纳入多元化体系的机关、部门、组织、人民团体,无一不与政府发生直接的联系。比如,任何组织和团体,最起码应该就其名称、性质等在政府相关部门登记,矛盾和纠纷发生后,政府最清楚哪些组织和机构在解决该类矛盾和纠纷方面具有最大的优势。在这里需要强调几点,一是政府的人财物保障作用不可替代。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人,政府要加强改革所需的各类人才的培养,加大专门、专业调解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打造一支具有丰富社会经验、既懂专业又懂法律的调解员队伍;加大财物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必须对本辖区建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机构予以足够的经费保障。如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支持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二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要充分发挥。特别是在普法的实质性进展和人民调解组织的建立、人民调解组织接受人民法院指导方面。三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效能要进一步提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程序的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进程,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在行政调解职能行使上作出表率,一方面应当根据各行政部门的职能和特点,建立健全合理、合法、高效的行政性纠纷解决运行机制。

    

作者:[刘振厚] 分类:[法理] 时间:[10:09:09]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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