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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员代替法院送达法律文书为那般
2017-04-20  
    文书送达难一直以来都是困扰法院办案质效的难题之一,案件受理后如果被告方玩起“躲猫猫”拒不应诉,法院往往只能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让其“归案”,但要走完这个程序得花上法定的60天时间,不但办案效率打了折扣,原告一方也颇有怨言。然而文书送达难问题却不如执行难那样被重视。

    昨闻上海市二中院4月16日起委托公证员代替法院进行文书上门送达服务,欣喜之余,勾起了笔者对多年前一次“不光彩”的文书送达经历的回忆。记得获得办案资格不久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与一书记员同事正常向辖区某村委会送达起诉状副本,被该村委会主任不分青红皂白地当着村支书和众多村民骂了个狗血喷头。任务自然没有完成,还落了个“打狗没看主人”的笑柄,人格自尊、职业尊荣瞬间碎了一地。村委会好歹是“一级组织”尚且如此,对于公民个人,要上门对其送达“吃官司”的法律文书,每每不啻是去捅一次马蜂窝,得做好被蜂蜇的心理准备。笔者长期在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对于法院法律文书(主要是向被告方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送达的艰辛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对上海二中院与当地公证机关合作推出的这一诉讼服务协同机制举双手赞成。

    比较法院特快专递,同样是受托的第三方,公证机关送达的效果似乎比邮政更佳。诚如上海二中院方面分析的,公证员在社会基层组织和群众间信任度高,加上公证员本身就具有办理公证事项的职能,当事人及其家属拒绝签收文书时,送达人员可以进行留置送达,必要时还可以对送达情况进行公证以确保送达的法律效力。

    当前司法改革已进入攻坚收官阶段,在法官员额制落地实施、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司法服务社会化已成为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司改精神、突破制约法院办案质效瓶颈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各地法院受案数量的持续攀升,在解决民事被告人难找、法律文书难送达,求得办案质量与效率“双赢”的格局方面,上海二中院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很好的范例。希望有更多的法院行动起来参考借鉴上海二中院及政府系统购买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出符合当地法院自身特点的社会服务购买模式,为审判执行中心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保障。

    

作者:[深蓝 ] 分类:[评论] 时间:[09:03:45] | 评论(0)
 
网评失实被处理,是正义的完胜吗
2017-03-06  
     丽江炳哥最近摊上大事了。是在网络媒体上发表57岁老交警雪中执勤是“作秀”的失实网评出事的。据悉事情刚一出,炳哥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即删除了跟帖,并作出道歉。原本想坦白从宽,争取个主动,终究却在周末等来了“不好”的消息:被丽江中院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按程序”免去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不知道广大吃瓜群众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后作何反应,但“历史的经验”和“血的教训”告诉法院同学,肯定会有一大批人乐得“喜大普奔”,直呼这是正义的胜利。

    “要么是被罚,要么是作秀”,炳哥脑子直接进水了,他不知道如此地臆猜一个正能量满满的老交警会犯多大的事。他是在全中国最权威的人民网胡咧咧,而不是在他们鱼龙混杂的丽江古城赶市。好像马彩云法官以身殉职,北师大教授说她判案严重不公,网民说她“活该”对你深受启发似的。炳哥是不是见有法官夹着尿不湿开庭别人说他作秀,也想东施效颦,一逞口舌之快?

     炳哥岂止是单位处分决定上所说的“违反了政治纪律”,在如何与社会沟通,特别是如何对待高层官媒方面,他根本就没有政治觉悟政治规矩。“出事”之后,他貌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是删帖又是道歉,不排除他心存侥幸,企图借法官权益保障机制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跟大家说这些话,我是完全把自己放在炳哥的对立面,作为我的反面教员看待的。前天我还发文说,法官要成为社会交往的能手,把自己的微博微信打造成正能量满满的司法名片,今天我却要向大家推荐陈默法官在本网法律博客中说的几句肺腑之言:法官微博发声当谨言慎行,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将公平正义始终扛在肩上、记在心中、抓住手里,谨记“判决之外,法官无语”,即使要发声,也应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以自己的言行传播社会正能量。否则,难保我们不成为“炳哥第二”。至于炳哥被处理多大程度上说明了正义的胜利,就不用法官们操心了。

    

作者:[深蓝 ] 分类:[杂文] 时间:[08:57:05] | 评论(0)
 
员额制法官 看你们的了
2017-03-01  
                              

    回首2016,在人民法院奔腾激越的司法大潮中,最“惊心动魄”的故事,莫过于法官员额制的降生,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当属于淬火成金的员额制法官们。

    如果从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实施时算起,漫漫司改路已走过十八年个年头,但没有哪一年能比2016更让法院人刻骨铭心。

    这一年的“深改”几乎动了所有法院人的“奶酪”。司法责任制、法官员额制、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这些喊了多年“狼来了”的事物说来就来,让人眼花缭乱、措手不及。其结果,借用网络语言来描述,便是入额法官直接“不明觉厉”,法警同志“喜大普奔”,只可怜了“额外法官”和书记员们——前者有人说他们“累觉不爱”, 后者有人说他们“人在jun途”,搞得“几家欢喜几家忧”那句话好像一语成谶。然而货比三家,无论从“职业尊荣”,还是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方面看,新生的员额制法官们,你们都是最幸运的。

    记得一位大师说过,员额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将一个职业中的精英分子集中起来,组成最优秀的团队,做最好的事情。顶层设计者说,深化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在于落实司法责任制,而司法责任制遂行之难点在于员额制的推行,所谓“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也。

    一项关于人才制度的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让所有的利益攸关者认识到,因为一部分人特别优秀,幸运之神之才选择了他们,而不是幸运之神选择了一部分人,他们才是最优秀的。相信有严格公正的遴选机制保障,在第一轮员额制改革中胜出的法官绝大多数应该是实至名归,但要求这一轮遴选十全十美则是不太现实。譬如一小部分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问题,个别优秀法官被拒之门外问题,有人入额不办案问题等,都是不争的事实不容回避,所有才有春节过后高层喊话建立员额动态调整机制与退出机制,要求入额而不办案的领导要自觉退出。其实与上述喊话有关的议题,在第一批试点省市部分法院已有所动作。

    可见,员额制改革仍在路上,已入额的法官切勿沾沾自喜、一劳永逸。在你的团队中,有年资深厚驾轻就熟的“老审判”,亦有英气逼人学养不俗的后生,你必须懂得他们这一类“法官助理”的遗憾乃至愤懑,以谦抑之心对待你曾经的“师傅”,以包容之心对待你昔日的“徒弟”,并且要乐于为他们的职务行为“背书”——如此,方显出你的“员额”本色。

    入额后的你也并非就此成为道德和智识的巨人,做“司法搬运工”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仍将是你们的宿命,所以千万不要自视高人一等。你必须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职业更“接地气”,须知最优秀的法官从来都是群众工作的高手,群众中有良法善治的智慧,群众工作中有公平公信的司法旨趣。

    不错,司法是应该保持中立的品性,法官也应当谨言慎行,但入额后的你也不能就钻进法律的象牙之塔,活在完全“自我”的王国。不妨向那些身居高位品学双馨的大法官们看齐,作社会沟通的能手,把自己的微博、微信打磨成正能量满满的司法名片,以及学习做新闻发布会的主角,讲好“法院故事”,向社会传递法律的魅力和法治的力量。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接下来的路能否走好,看你们的了。

                                             (2017.03.01于庆阳中院)

    

作者:[深蓝 ] 分类:[评论] 时间:[10:50:32] | 评论(0)
 
庆阳法院志赋
2016-12-06  
    丙申严秋,九月既望,史志付梓,兴寐失常。去陋室寄身之落寞,生兰亭序宾之慕想。意许高标,实非华章,暂凭酩酊,聊发轻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周道中兴,在我庆阳⑴。礼教始成,法制滥觞。文约例直,听省而禁简⑵;德主刑辅⑶,纲举而目张。有法可依,律令畅行九州;无讼是求,法系垂诸万邦⑷。

    禹贡雍州之地⑸,北豳诗风之乡⑹。承土瑞之德,得先王风尚。黄土积深,天下第一。文脉聚广,陇上无双。薪火传世,凤翥龙翔。崇文尚法,不息自强。

    红色圣地,抗日后方。边区模范,司法荣光。苏维埃硕果仅存⑺,马锡五方式发扬⑻。巡回审理,百姓参与,实地调查,深入现场。巧儿抗婚⑼,乌鸦告状,“青天”断案⑽,凤霞传唱⑾。婚姻自由之象征,人民司法之榜样。

    “六法全书”废黜⑿,五星红旗飘扬。人民法院,镇反肃贪,土改法庭,仗剑护航。华池公审,谭世麟作死⒀;金城定谳,杨天枢报偿⒁。法网恢恢,敌特惶惶。烈士瞑目,正义昭彰。

    “文革”浩劫,法治之殇。“革委”专政,李代桃僵。关停并转反复,冤假差错层出。数十年法制废弛,几千人沉冤雪藏,及至平反,一时不遑。

    三中全会指路,人民法院图强。少判多调,促经济增长;快审严打,保社会安详。“三千”精神给力,“两庭”面貌变样⒂,西北地区观摩,最高法院推广。程序与实体并举,公正与效率颉颃。高天厚土,遍开“东方之花”⒃;远郊近邻,尽是和睦之乡。

    司改高风劲催,法治大道坦荡。一市十院,发庭审直播先声;五年四期,开判决出版首创(17)。人民法庭先行,司法责任担当。案多人少,七县一区繁忙;风清气朗,“六难三案”消亡(18)。潮平海阔,风正帆扬。鉴往知来,立志兴邦。法治中国,幸福庆阳!

                                

    注释:

    ⑴ 据《史记•周本纪》周先祖“不 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今庆阳)之间”,教民稼樯,开启华夏农业文明,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⑵ 晋代法律思想集大成者杜预的立法主张之一,即法律条文要简约通俗,举例要直截了当;禁止性规范应简明扼要、显而易见,便于执行。 

    ⑶ 古代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儒家文化重要内容之一,主张“隆礼”“重法”,先教后刑,宽严相济,明德慎罚。 

    ⑷ 中华法系是世界著名法系之一, 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⑸《尚书》“禹贡”篇记载,上古中国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今庆阳地区其时属于雍州。

    ⑹ 先秦时期的“北豳”(占今庆阳地区大部)兴盛民间诗歌“豳风”,凡见于《诗经》中者七篇,多描写公刘封地的农家生活,堪称中国最早的田园诗。

    ⑺ 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

    ⑻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同志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创造的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是抗日民主政权创立的一种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司法审判工作的审判方式。

    ⑼ 陕甘宁边区华池县温台区村姑封芝琴(评剧《刘巧儿》主人公原型)反抗买卖婚姻,争取婚姻自主。时任陇东分区专员兼法庭庭长的马锡五受理了刘巧儿的上诉,作出了让当事人和群众普遍认可的判决。著名作家袁静以此为素材创作出剧本《刘巧告状》在苏区巡演。巧儿抗婚的故事以及马锡五办案方式由此迅速传播,并波及全国。解放初,剧本又被改变成评剧拍成电影《刘巧儿》并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主演,成为推动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宣传普及的生动教材。

    ⑽ 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兼庭长的马锡五到庆阳县桐川乡检查工作,途经杨庄村一处废弃窑洞处,发现一群乌鸦在周围盘旋不肯离去,乌鸦喜食腐肉,又是民间认为的不详之物,有所警觉的马专员当即派通讯员查看,未发现异常。当晚留宿村子与群众聊天中,得知该村媳妇赖某向人自述一年前出走的丈夫杨木匠,去白区(国统区)西峰镇贩驴不回又给国民党当兵去了,为此赖媳妇还到乡政府哭诉过,不久就跟一外乡男子结婚。次日一大早马专员便叫上几个乡亲重新勘察破窑现场,在一口枯井中挖出了杨木匠的尸体。有重大作案嫌疑的赖媳妇被抓来审讯,如实招供了她与奸夫合谋杀害丈夫的事实,奸夫被判处死刑,赖媳妇被判处无期徒刑。群众感念马专员体恤民情,为民伸冤,以“马青天”呼之。

    ⑾ 参见注释⑼。

    ⑿ “六法全书”,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六个门类的法律法规汇编。此句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旧中国反动的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

    ⒀ 谭世麟,民国时期庆阳县迎风区人,曾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陇东“清乡剿共”司令。任职期间亲手杀害的革命干部、群众仅有姓名记载的就多达85人,领兵围剿南梁根据地时挖掘刘志丹祖坟焚尸扬灰,杀害刘志丹亲属20余人,活埋干部群众17人。1947年西峰市解放后被逮捕。1951年3月5日应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庆阳县法院在华池县柔远城召开公审大会,判处谭世麟死刑并就地正法。

    ⒁ 杨天枢,民国时期宁县和盛区人,曾任国民党刘郁芬驻甘部队军法官,1928年11月26日,受国民党陕甘青“剿匪”司令部指派,杨天枢勾结宁县县长效维国在宁县太昌镇秘密逮捕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组织部长王孝锡,押解兰州后,杨天枢亲自参与审讯,是杀害王孝锡烈士的元凶。1955年,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杨天枢死刑,上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后执行枪决。

    ⒂ 1994年10月,西北五省区“两庭”(审判庭、人民法庭)建设现场会在庆阳县召开,该县法院全力推进“两庭”建设的“千言万语去汇报、千方百计去争取、千辛万苦去建设”的“三千精神”和经验得到最高法院的肯定和推广。

    ⒃ 指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调解和在人民法院指导下的人民调解,是一种优化、迅捷、低廉的处理纠纷方式,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之花”或“东方经验”。

    ⒄ 2014年9月,庆阳市两级法院在全省率先实现庭审互联网直播。2012至2016年庆阳中院选编年度裁判文书集共四期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属全国首创。

   (18)“六难”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三案”指“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作者:[深蓝 ] 分类:[诗歌] 时间:[15:38:44] | 评论(0)
 
没有公诉人出庭的再审将了谁的军
2016-02-03  
    昨天是陈满“最开心”的一天,他终于在异乡海南的监狱里等来了再审改判无罪的结果。当年风华正茂勇闯海南的四川绵竹小伙用了23年光阴,活生生的印证了休尼特的那句箴言: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

    被当庭释放后的陈满接受了海南高院的道歉,在亲属的迎接下就要回家过年,坦言“不去想追究谁的责任,也不愿回想曾经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并表示重获自由后要二次创业“回报社会”。然后是办案单位各自不失“庆功”意味的旁白发声,愣是把个本该痛定思痛的结局闹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与更具悲剧意义的呼格案相比,这样一个“大团圆”结局,带给人们的只是稍纵即逝的“喜悦”,“喜悦”过后,诸多疑问黑云般盘桓在人们心头。

    一是再审开庭没有公诉人出庭将了谁的“军”。陈满的案子由作为国家公诉人的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想必也是因为证据存疑才被一审法院判了死缓。这样的判决竟又被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以“处刑太轻”为由提起抗诉。二审维持原判后,陈满和他的亲属一直没有放弃申诉,他的辩护律师、法学专家乃至人大代表都为案件的平反奔走鼓呼。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努力终于凑效——最高检察机关极其罕见地向最高法提起无罪抗诉,再审的结果也“众望所归”。这一次的抗诉和再审,确实让民众领略了最高司法当局有错必纠的勇气和聚焦发力司法改革的决心。但仔细玩味案件的由来及审理经过,却让人感觉很“不自然”。如果说审判机关留有余地的判决是对其“疑罪从有”错误的救赎,那么检察机关第二次抗诉则不啻是给其公诉与第一次抗诉一记耳光。由于检察系统实行的是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司法运行机制,故而二次抗诉在一定程度上多少有点“自掴耳光”的讽刺意味。检察机关由当初行使罪责追诉职能到力主被告人无罪的反转,同时也把没有控方的庭审程序置于尴尬的境地。不知道在法庭上,作为“法律监督人”的检察官是坐在公诉席上还是坐在旁听席上,是当庭监督还是事后监督,无论怎样,都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二是该向陈满鞠躬致歉的应该只是海南高院吗?近几年再审平反的多起刑事冤案,宣判时都无一例外的安排由案件承办法院所在地的省市区高院院长当面向蒙冤者鞠躬致歉,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否又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法院致歉并且给予当事人冤狱赔偿理所当然,但冤案的责任,以及通过纠正冤假错案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大任绝非法院一家所能担待得起的。针对陈满冤案,有专家对公检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办案机制提出的反思意义非同寻常。

    三是人们有理由疑虑这一冤案法律追责将不了了之。因为从比这一案件性质更为恶劣的呼格案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呼格案被“追责的”27人,最严重的是行政记大过,只有原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被移送法办,还是另案处理。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但呼格的母亲“气得发抖”,新华社资深记者、知名律师和专家学者大多表示不能接受。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认可这个处理结果,恐怕是源于冤案的责任后果被所谓的“集体责任”稀释、虚化了。就算是制度为患,但职责所在、导致严重后果的那一个个司法“操盘手”凭什么被轻描淡写地开脱。法律明明禁止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却总如影随形地嵌入每一起冤案成为祸水的源头。就算案子是“夹生”的,负责“尝饭”的公诉人怎么可以把“饭”就这样端上去,而审判人员又怎么能够囫囵吞枣地把它“吃”下去,那可是有毒的呀。公检法“一条龙”流水作业再怎么不堪也有它的一套“技术规范”,是谁违规操作制造祸端,又是谁将错就错铸成大错,这些问题不可以简单的归咎于“制度的缺陷”。回到陈满的案子,因为有“大团圆”结局,有陈满本人的“宽宏大量”,不要过高的期待这起史上“服刑时间最长”冤案的追责会有特别的可圈点之处。

                                          

                                                 2016.02.02

    

作者:[深蓝 ] 分类:[评论] 时间:[09:05:03] | 评论(0)
 
法官自保:不得不说的话题
2016-02-01  
    上周全国法院宣传工作视频会透漏,近日某地法院发生当事人在法院立案庭饮下夹竹桃煮汁抢救无效死亡事件,不禁为又一个生命如此不智地离去深感痛惜。痛惜之余,网上数次搜索有关该案情的报道未获只言片语,却也为当地政法、宣传部门扎实严谨的舆情稳控工作所折服,同时也要为媒体方面这一次所保持的隐忍冷静给予嘉许。在真相大白之前,大家稍安勿躁,给有关方面事件善后及调查处理以时间和耐心,当然也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让大家等待太久忍耐太久。

    逝者长已矣,存者亦堪忧。尽管事情的原委曲直尚待有关方面调查落实,但涉事法官们的人生命运为此将面临怎样的变数殊难预料。但愿他(她)们不要成为 “莫兆军第二”。莫兆军是不幸的,因为其所办理的一件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判决不满自杀,被三级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追诉而一度身陷囹圄。他最终他还算是“幸运”的,广东高院终审裁定认定莫兆军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没有出现不负责任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玩忽职守行为,当事人自杀结果与其职务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据说出监后的莫兆军先是做了猪倌,后又恢复工作。

    夹竹桃煮汁自杀事件的真相如何暂时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死者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终极的正义”以及法官为此可能面临的命运转折的悲剧意义不能被忽视。为什么案件的诉讼都止于一审,当事人要放弃上诉的权利而用自杀的方式来抗争?作为“刀尖上的舞者”,法官们在依法履行职务的同时,如何避免自身无辜被追诉的命运?今年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发力之年,也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关键之年,希望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创新和改革能有所作为。

    祈愿那些以生命为代价寻求正义的逝者们安息,希望那些“官司”失利的后来人切勿效尤。一审输了官司,如果你们冤屈,大可以上诉;二审输了官司,如果仍然冤屈,你们还可以申诉。这年头,多少死刑犯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在对待一件民事官司上以命相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愿在此与我们的法官同行共勉,在执法办案中, 干干净净做人,严格依法办事,那是必须的但还不够,还必须做到程序周延,方法穷尽,主动汇报,过程留痕。为什么还要做到这“四个必须”,你懂的。如此,仍然免不了有风险光顾的话,那只能寄希望于我们有莫兆军一样的“幸运”了。

    春节临近,请允许我套用仓央嘉措活佛的一首诗来表达对广大法官同行的敬意和祝愿:

    那一天,我脱下军装放下教鞭告别法学院

    不为生活,只为一个信念

    那一天,我用完所有的纸张

    不为习字,只为记录你的箴言

    那一天,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风景,只为送达你的信笺

    那一天,我穿遍所有的法袍

    不为试装,只为感受你的庄严

    那一刻,我形单影只在落日的余晖下赶路

    不为回家,只为事情结局的圆满

                                                  2016.02.01

    

作者:[深蓝 ] 分类:[评论] 时间:[21:16:23] | 评论(0)
 
避险人与第三人行为结合引起险情,能否成立紧急避险
2016-01-19  
——以一起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为例

    机动车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因为避让各种险情造成交通事故,但在法庭上,事故一旦与“紧急避险”扯上了关系,诉讼立时会变得云谲波诡,受害人维权也就徒增艰辛。

    一、案例与问题的缘起

    2015年4月17日,袁某乘坐本市12路公交车回家,车辆行至育才路某小区门前路段遇一骑车人横穿公路,公交车猛打方向盘同时紧急制动,骑车人脱险不知所踪,而强大的惯性致使公交车上的乘客袁某身体前倾,拉断座椅抓手后摔倒在车厢,造成左腿髌骨骨折、左胸肋骨骨折、身体多处软组织挫裂伤,住院治疗44天,花去医疗费2.6万元,一年后尚需二次手术去除“内固定”。出院后司法鉴定袁某为九级伤残、二次手术费1.4万元、护理期90日。事故发生后无人报警,方某向公交公司索赔无果,于2015年11月28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公交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基于上级法院对交通事故类型案件指定管辖的内部规定,庭审开始后审判员再次确认了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的诉讼主张。庭审查明,事故发生后无人报警,无公安交警事故责任认定,肇事公交车未参加乘员意外伤害保险(座位险)。被告方及其代理律师对原告诉称的案件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公交车躲避横穿公路的骑车人造成方某受伤属于紧急避险行为,在查找不到引起险情发生的骑车人情况下,被告仅可对原告各项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缺乏专业知识的原告难以应对被告方这一抗辩,在法庭主持的调解过程中不得已将诉讼请求降低至原标的额的50%,但被告方仍不“领情”致使调解失败,休庭后原告随即撤回了起诉。

    案结事犹未了的结局与受害人诉讼预期的巨大反差令人惋惜,但原审法院准许撤诉的结案方式,客观上为受害人打开了另一扇诉讼之门:受害人完全可以重新选择“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这一诉因,依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再次起诉。相信二次诉讼所得的赔偿会远远超出受害人当初的预期——这是后话。设想袁某不去撤诉,将第一次诉讼“进行到底”,那么,本案能否构成“紧急避险”、危险来源如何认定,以及民事责任由谁承担必然会成为裁判时的重要考量。 

    二、紧急避险与交通事故的关联

    “紧急避险”是指法律所保护的权益遇到危险而不可能采用其他措施加以避免时,不得已采用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以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危险损害的行为。在笔者看来,交通事故中的紧急避险有其特殊性,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方能成立:一是特定交通环境范围内的合法权益遭受危险。所谓的“合法权益”包括交通参与人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利;道路产权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的财产权利;交通环境范围内第三人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利。二是危险的状态必须是“迫在眉睫”或者“已经发生”。“迫在眉睫”是指该危险状态应具有触手可及的现实危害性。三是须在迫不得已而又无其他选项下为之。四是被规避的危险应大于避险行为造成的危险,亦即必须符合“法益权衡”原则。上述表述虽与教科书上紧急避险的“标准答案”稍有出入,却更能反映出交通事故紧急避险的特质。以此揆之本案是否成立紧急避险,除第三项尚有讨论必要外,其余各项料无疑义。避险人(公交车驾驶员)在与对向行驶的机动车会车时遭遇骑车人横穿公路,触手可及的危险下如果不改变其既有的方向,即使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也几乎不可能避免与骑车人的碰撞,因此,变道和制动是当时唯一能够避免骑车人被机动车伤害的避险措施。以往有论者认为,此类情形下避险人还有通过履行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提前减速、合理制动等措施来避免危险发生,故不应认为是“迫不得已”,这一观点看似严格保护了受害人合法权益,但却犯了不合逻辑的认知错误——因为如果采取了提前减速、合理制动的措施,险情根本就不会发生,紧急避险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彼时的“提前”,其临界点又在哪里?是“迫在眉睫”的“提前”,还是“已经发生”的“提前”,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至于避险人致险行为的违法性对紧急避险认定有无影响,笔者认为应结合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综合判断。如果属于无犯罪嫌疑、无直接主观故意的“一般违法行为”,就可以认为是紧急避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认为是紧急避险:(1)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严重违法,违法犯罪动机、目的与紧急避险行为后果一致的;(2)实行犯罪行为过程中,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遭遇险情,为达到犯罪目的而为的避险行为;(3)避险行为本身具有严重损害他人身体或财产的主观恶意;(4)违反“法益权衡”原则,假借紧急避险之名追求非法目的之实的。本案避险行为的违法性主要表现在“违反机动车驾驶员安全注意义务”和“违反技术规范未在拥堵路段降低车速”仅此两点,行为人并没有加害原告(受害人)的主观故意,避险行为的方式(紧急制动和变道)具有相对合理性。因此,笔者认为本起交通事故中公交车驾驶人行为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

    三、危险来源认定与归责原则的适用

    紧急避险成立后,“危险来源”的认定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关乎避险行为法律后果的承担。已知彼时特定的交通环境下不存在足以引发险情的“自然原因”和“不可抗力”,“人为因素”是导致险情发生的“罪魁祸首”。那么,本案中“引起险情发生的人”除被告方代理律师指称的骑车人之外,是否还有他人?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第三人、受益人、受害人和避险人都有可能成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这在理论上也毫无问题。在本案,被告方辩称是为了躲避突然出现的骑车人才造成车辆失衡原告受伤,原告没有异议,可以认定骑车人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但公交车驾驶员对于本案险情生成的“贡献”(原因力)也不能不察。事故路段位于人口密集、机关学校密布的育才路某小区门前,且正值下班放学峰值,作为经常往返于此的城市公交,其驾驶员比其他交通参与人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应严格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章中有关速度、跟车、会车、避让等行车规定,降低车速,周到观察,谨慎操作,安全通过。虽然被告方辩称驾驶员没有过错,但在全面考察险情发生时的交通环境、时空因素、车辆运行状态,以及被害人受害情况后,笔者认为,关于本案的危险来源,骑车人怠于履行自身安全注意义务横穿公路并不具有唯一性。作为避险人的公交车驾驶员履行安全注意义务不周延、在拥堵路段没有适时降速行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正是二者的结合才导致了本案险情的发生;如果有一方完全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都不至于引起险情的发生。由此可见,在本案引起险情发生的人除了骑车人,还有避险人本人。

    《侵权责任法》第31条规定,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9 条与《侵权责任法》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法律责任的规定基本相同,后者较前者稍具操作性而已。从归责原则来看,抽去法律条款中紧急避险的责任豁免内容,单就“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来看,说到底奉行的还是过错责任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项规定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第76条第2项规定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责任体系——即对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3 条规定: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人身损害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成立要件,只要造成人身损害,即成立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紧急避险引发的交通事故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侵权损害赔偿范畴,又不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尽管法律规定不同,但对于交通事故类紧急避险案件而言,其归责原则仍然应当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来衡定。就本案而言,不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竞合选择问题,只需要在“一般侵权”的法律责任与“特殊侵权”的法律责任之间做选择,即首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的责任”,继而适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按照引起险情的行为人各自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享有通行权利(即所谓的“路权”)的一方在使用道路时,他人必须依法避让,以确保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不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的交通违章行为危及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安全使用路面时,不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当各方当事人都享有路权时,没有优先通行权的当事人违章行为危及享有优先通行权的一方正常行驶时,没有优先通行权一方行为人是引起险情的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路段位于某小区门前,可以认为公交车和骑车人都享有通行权,且由于该路段未设置信号控制灯和斑马线,又无法确认哪一方有优先通行权。因此,依照交通安全法规赋予的“路权”与“优先通行权”尚不足以确定谁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但可以确定的是,驾驶员与骑车人的行为均具有民法上的过错,即他们都违反了各自应负的安全注意义务,他们的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均具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驾驶员一方除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外,还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规章中有关速度、跟车的技术要求,较之于骑车人,其行为在引起险情造成交通事故的作用力方面似乎“更胜一筹”。所以,公交公司作为主要致险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赔偿责任,而不得以自己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为由“避重就轻”地主张法律条款中的“适当补偿”责任。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本案险情是两个行为人各自独立的行为相结合导致的,貌似符合无意思联络数人共同侵权的外观,但究其实质仍然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为二人主观上不具有共同故意或过失,行为不具有统一性,危害结果不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应当由两个行为人共同负连带责任,而应依据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各自所应负的责任。鉴于骑车人事后没有下落,只能由公交公司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

    以上是在原告选择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的前提下,笔者对案件的定性、定量问题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如果原告撤诉后以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另行起诉,则另当别论。

    四、结束语

    在辩说紧急避险时,人们总喜欢引用“紧急时无法律”这一古老的欧洲教会法格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急时刻谁都可以任性而为。在危险面前,人们不应该幸灾乐祸,也不能过分地损人利己。紧急避险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必须严格依法,并尽可能体现人道主义原则,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现法律与人情、秩序与自由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2016/01/19

    

作者:[深蓝 ] 分类:[民事] 时间:[15:41:53] | 评论(0)
 
十二月的风
2016-01-09  
不去告别

就当十二月的风为游子送行

还好,有加厚的棉衣

有比上一次更切实的指望

天上还有星星

远处还有街灯

一个人的奋斗不算悲壮

但充满孤独

如果人生路可以重走

我宁愿没有理想

没有前程

我只要父亲的一次牵手

时代过去了

我还要赶路

走过村口

走过茅店

走过板桥

走过G30国家高速

在十二月的风里一路向西

去寻找孩子眼巴巴的幸福

         

2016-01-09

    

作者:[深蓝 ] 分类:[诗歌] 时间:[21:06:58] | 评论(0)
 
民国乱世:“蔡少轩杀人案”背后的冤案
2015-12-30  
    偶读《庆阳地区志》至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一节,被“蔡少轩杀人案”所吸引: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攻入边区,占领庆阳县。蔡少轩(后任县政府秘书)随军办理绥靖工作,路经庆阳县白马乡时,乡长姜河报称有一“通共”嫌疑人范某被抓获请示处理。蔡审讯后宣布枪决。翌晨,蔡、姜2人及县府自卫队指导员马存孝带领乡公所人员将范某执行枪决。数日后,又经姜河报告将1名所谓通匪嫌疑者郭某处决。此事后经人告发至甘肃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今庆阳市)后,蔡始觉私自枪毙人非法,遂唆使将姜河编造范某系共党侦探、郭某系共党通讯站站长,两人图谋逃跑时被警戒人员击毙的报告。庆阳地方法院受理后审理认为,当时范、郭二人仅有“通匪”嫌疑,是否系“共匪”尚待证实,而蔡某等三人私自处决民人范某、郭某显属非法。1947年12月庆阳地方法院一审判处蔡、姜、马三人各有期徒刑7年7个月,剥夺公民权8年。宣判后三人以所处决之人是共产地下工作人员,不应负刑事责任为由上诉至甘肃高等法院庆阳分院,分院审理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范、郭二人系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原审对蔡少轩先后两次枪杀民人未能按连续犯罪行为加重处罚,量刑失当;鉴于马存孝系听从他人非法指挥,姑念其“从军多年,阶级服从,观念深刻,初入政界,仍以旧态执行职务,其情不无可怜”,应减轻处罚,判决蔡少轩连续共同杀人处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8年;马存孝徒刑2年6个月,剥夺公权2年;姜河上诉驳回,予以维持。判决后,蔡复提出上诉,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写信控告第三区专员孙宗濂袒护共党,谋害本党同志,要求为其伸冤。最高法院检察署审查后认为,范、郭2人无论是否“共匪”,但蔡少轩于“收复庆阳县城后,鉴于地方秩序动荡不定,怀疑范、郭为匪,并以其祸国殃民忿而将其先后处死,衡情尚可悯恕,似应减轻其刑”。国民党中组部部长陈立夫给最高法院院长谢冠生去信,认为蔡少轩“无擅权或指示杀人之有效证据,即便擅权或指示杀人,亦不过诛去危害国家地方人民之‘共匪’”。最高法院如何审理未见资料述录,据传蔡少轩被无罪释放,姜河因牵连其上司庆阳县长谌石泉伪造公文、贪污案被通缉后逃亡。两宗缘起政治迫害、由国民党反共急先锋炮制的范某、郭某所谓“通匪”人命冤案随之也沉入历史的长河。

    抚卷长思,深感乱世之际国民政府刑事司法制度之荒诞反动,司法生态之混乱腐恶:

    一曰政治迫害穷凶极恶,刑事政策助纣为虐。昨日国共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而今抗战甫胜,兄弟反目,主义不同,竟至置之死地而后快。蔡某、姜某位卑权微却为人阴鸷、心狠手辣,一无真凭实据而构陷人罪草菅人命,察其动机,无非是想在主子那里邀功争赏以博取自己的“政治前程”,故而连陈立夫这样的党国要员也以“即便擅权或指示杀人,亦不过诛去危害国家地方人民之‘共匪’”云云为此等反共急先锋开脱,最高司法当局也认为蔡、姜二人无论是否“共匪”,“衡情尚可悯恕,似应减轻其刑”,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刑事政策之坏可见一斑。

    二曰司法独立徒有虚名,强权干预无处不在。民国号称“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国家权力架构自诩比欧美“三权分立”更先进而无不及,“六法全书”可“圈”可“点”,法律体系甚为完备直逼欧陆,但在国民政府军政合一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司法独立浪得虚名,政、军干预司法现象司空见惯,法律实施一塌糊涂。“蔡少轩杀人案”地方法院、高等分院的有罪判决,不仅仅源于两级法院“公正”司法,也有党国内部派系争斗因素参杂其间,到后来陈立夫致函最高法院,更是赤裸裸的强权干预。由是观之,前代审级愈高,干预愈甚,冤假错案愈烈的现象,于今是否仍有一定警示意义?

    三曰法律制度金玉其外,法律实施一塌糊涂。国民政府刑事法律制度继受于北洋法统而又兼蓄并收,法律体系、立法技术已然相当“先进”,然以此“案中案”度之,其法律实施可谓一塌糊涂。名操一时的“六法全书”从来就没有被严肃地执行过。有法不依、私设刑堂、秘密处决等亵渎法律草菅人命的事情屡见不鲜。1948年5月10日国民政府才颁行“动员戡乱时期条例”,复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而此前有多少“蔡少轩杀人”这样的案件已经上演,国民政府为剪除异己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全然不把自己制定的法律当一回事又可见一斑。谁都明白徒法不足以自行,而法律一旦沦为当权者的“遮羞布”,这个政权怕就无可救药了。

 

2015/12/29

    

作者:[深蓝 ] 分类:[刑事] 时间:[10:02:20] | 评论(0)
 
司法改革:群众的“获得感”从何而来
2015-10-10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同志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0月6日,新华网发表署名文章《司改进行时: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被各大媒体广泛转载。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的提法,与习近平同志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与正义的要求一脉相承。“获得感”所指何物,是某人某集团利益的达成,是自己的诉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是令对手付出代价后的“心里平衡”,大家尽可以见仁见智,只不过有一条最要紧的不应该被忽略,那就是习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人民群众所感受到的公平与正义。

    个体要求获得感并无不当,但作为一项原则与制度,“获得感”首先必须考虑大多数人的福祉和愿望。也就是说,获得感的主体是普通群众,而不是“钉子户”、“医闹”、诉讼掮客和土豪劣绅;如果非要对后者扯上什么“获得感”,那么他们应当获得的是千夫所指的耻辱,是法律的制裁、教化和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说,“坏人”也有权利通过司法过程享受“获得感”。

    获得感的核心是什么,“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与正义”可谓一语中的。当下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改革发展的“阵痛”,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各种矛盾纠纷凸显多发,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更为迫切。获得感的核心是人民群众所感受到的公平与正义,获得感的标准和满意度必须由人民群众说了算。因此,正如新华网署名文章所说的,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任何改革(包括司法改革)都必须坚持以民意为导向。

    改革的目标、理念和设计都必须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和需要。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司法活动,协调、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使失衡的权利义务及时得到公平合理的矫正,加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仰。既要让个体官司赢得心安理得没有半点侥幸、输得理屈词穷心服口服,又要让社会受众感觉裁判公平合法正义在我。

    “获得感”从何而来 ?

     从“有案必立”而来。不预设门槛,来者不拒,现场登记立案。以我市为例,自今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实行以来至9月底,庆阳法院系统案件受理数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成,人民群众获得的是与“告状难”时代彻底拜拜的感慨。

     从“阳光曝晒下”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自会倒逼司法公正。年度优秀裁判文书结集出版、中基层法院院长同期开庭直播、辖区内10个法院司法公开网上线运行,这些开全国全省风气之先、逐司法公开潮流的举措,带给人民群众的绝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活生生的看得见的公平正义。

     从“细枝末叶”上来。法谚云“法律不计细枝末叶”,说的是法律关系的提挈归纳和裁判验算的方法步骤不应当为无谓的细节枝蔓所羁绊。然而,对于整个司法而言,细节决定成败仍旧是至理名言。一孔窗口一声问候,一把椅子一杯清茶,一张卡片一份清单,耗费的是耐心和细节,收获的是融洽和理解。庭审现场肃穆庄严,两造凿凿,引经据典,法槌乍响,当机立断,细微之处司法礼仪之美、程序正义尽显。

     让大多数人在司法改革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核心内容和应有之义。继续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都受到公平正义,仍将是今后司法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 

    

    (作者:甘肃省宁县人民法院 袁天良 )

    

作者:[深蓝 ] 分类:[评论] 时间:[08:58:58]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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