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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补正裁定应当规范
2006-10-13  
                              民商事补正裁定应当规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本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或民事调解书的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笔和其他笔误可以用裁定予以补正。但由于对补正裁定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和补正的期限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导致有的审判人员认识上的混乱,实践上却借“笔误”随意“补正”裁判文书,其结果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威信,也不利于实现司法为民这一法院主题,所以,人民法院应当规范民商事补正裁定。

    一、现行民商事补正裁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

    在民商事司法实践中,现行民商事补正裁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适用对象方面相关规定不一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民商事补正裁定只适用于“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民商事补正裁定适用于“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笔和其他笔误”。 在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中对民事补正裁定的范围规定“本裁定书样式供各级法院对本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或民事调解书的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笔和其他笔误予以补正时使用”。由从可见,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民商事补正裁定适用对象的规定是不一致的,这样必然导致审判人员认识上的混乱:有的认为只有判决书的笔误才能用裁定补正;有的认为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笔误均可以用裁定补正;有的认为法院的所有法律文书的笔误均可以用裁定补正。

   2、在适用范围方面没有明确具体内涵,特别是与当事人实体权益有关的笔误能否补正,没有明确。

    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对民商事补正裁定适用范围方面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作了规定:“笔误”为“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这里的法律文书误写、误算没有对是否包括当事人实体权益有关的笔误作出明确表述,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情形可以下发裁定补正,改变原判决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补正裁定被滥用。这类判决包括认定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上变更,这类补正裁定实质上是又下发了新判决,从法理上讲是违法的。例如2001年9月7日《法制日报》刊载的黑龙江省通河县农民赵玉诉县政府拆迁赔偿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案通河县法院2000年6月份做出判决,被告偿付赵玉房屋损失款2.5万元;偿付赵玉房屋拆除后经济损失1.2万元;偿付赵申诉、上访等旅差费3384.50元。然而,时隔不长,该院以判决文笔有误又做出了补正裁定,判决第一项2.5万元补正为2.1万元,第二项、第三项判决均被补正为“请求不予支持”。这哪里是在补正笔误,简直是在玩弄法律!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做出的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标志,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集中体现。它不但向当事人阐明了案件的审理过程,揭示了案件的实际情况,而且标志着国家审判的严肃、公开、公平和公正,它阐明法理、情理和社会正义,宣示法律的精神、原则及价值取向。因此,裁判文书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裁判文书从制作到下发都是一件非常严肃、慎重的事。判决一经宣告,不论是否生效,都对人民法院有拘束力,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如果补正裁定被滥用,前面刚刚发出一份判决书,后面又紧接着发出一份裁定书改变了前面的判决结果,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来必然是极不严肃的,无疑会使法院的公信和权威大打折扣。因而造成以下后果:损害了法院公正形象,降低了法院工作效率;加剧了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甚至增加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难以发挥法律文书乃至法院的法制宣传功能;不利于推动法官职业化建设。

   3、补正的期限没有限定

   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对补正裁定下发的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在民商事司法实践中,有的在上诉期间上诉人提出上诉后针对与上诉有关内容进行补正;有的案件上诉的,上诉期满后对与上诉有关的内容进行补正;有的在二审期间乃至执行执行期间一审法院仍补正。而根据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补正裁定是不能上诉的,作出后或送达当事人后即生效。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就会产生这样的难题:一个当事人如果对法院做出的判决没有意见决定不上诉,而对后面法院下发的补正裁定有意见却不允许上诉。如此,该当事人的上诉权实际上被剥夺了,其合法权益自然会受到侵害。直接影响到诉讼程序的向前推进,造成了诉讼程序的混乱,甚至混淆一、二审程序。 

    二、补正裁定被滥用的原因

    补正裁定被滥用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审判人员(包括书记员)缺乏责任心,法律文书核对不严,对裁判文书的制作、核对不够重视。有的审判人员开完庭后当甩手掌柜,将文书制作、核对任务悉数交给书记员或其他人员;有的是审判员拟写文书底稿,核对都由书记员进行,审判人员不进行复核;有的则是文书底稿的拟写,核对都由书记员进行,审判人员不进行复核;有的则是文书印制后不做认真复查即匆匆下发,以致于出现当事人的名字打错、认定的事实出现偏差、判决主文漏项等等。这些问题往往在当事人提出或卷宗检查时才被发现,承办人员不得不通过下发补正裁定予以补救。以我院对上半年1286案的卷宗评查为例,发现8%的法律文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错。

    2、个别审判人员违法办案,用裁定改判决。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依法做出公正判决后,由于人情关系、行政干预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个别审判人员或出于人情、关系的考虑,或迫于某种压力,随意下发补正裁定,违法改变原判决结果。

   3、如前所分析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三、对策

   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健全裁判文书拟写、核对、复核制度。各级法院要高度重视裁判文书质量,通过裁判文书检查、展示、评选等办法,严把裁判文书拟写关、核对关、复核关,对裁判文书质量实行“零错误”管理,做到差错文书不出院,不向当事人发放,努力提高法律文书质量,真正使裁判文书成为展示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载体。 

  二、加大对差错文书责任人追究力度。要坚决克服“文书差错无关紧要”的错误观念,真正绷紧文书质量这根弦。对因工作不细造成裁判文书差错的,要分清责任,对一般笔误的给予警告、经济处罚,对笔误严重,影响恶劣的,按错案予以追究,以此来增强审判人员的责任心。对借笔误违法下发补正裁定的,要严格按照“两个办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坚决制止滥用补正裁定的不良现象。 

  三、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补正裁定的对象、范围、期限做出进一步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

1、在适用对象方面,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和立法本意,应当明确补正裁定的对象适用于本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或民事调解书的补正。其他法律文书不能适用。

2、在适用范围方面,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中“补正裁定是供各级法院对于在本院发出的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或者刑事调解书中,发现有个别文字上的错误或者遗漏,予以改正、补充时使用,而裁定书改正、补充的内容,仅限于裁判文书中的文字技术上的失误,不涉及对实体(包括金额或者数额)和程序问题的处理。”的规定,但民事补正裁定对使用范围规定的较刑事补正裁定较为宽泛,这是民事和刑事侧重所造成的,故建议规定为“补正裁定的适用范围适用于解决程序上的错误或者遗漏和文字技术上的失误,但涉及当事人实体利益的笔误的不得补正。当事人对涉及实体利益提出上诉的,由二审法院依法处理;判决生效的当事人对涉及实体利益申诉的,由再审法院依法处理;判决生效的,当事人未申诉的,本院或上诉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处理”。

    

作者:[追梦人] 分类:[民事] 时间:[07:15:16] | 评论(0)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研究
2006-06-14  
内容提要: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推动我国法治进程曾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审判委员会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以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为目标的现代审判机制的需要,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因此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本文从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存在的弊端以及如何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等方面谈谈笔者的看法,以使这一制度更好地扬长补短、趋利避害,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研究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也是构成我国法院制度的核心之一。审委会的职能是依法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这项制度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完善,并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发展,特别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审委会制度自身存在的组成人员法律水平不高、责任不明、职能作用发挥不好、工作运行机制不规范、制度不配套等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也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与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因此审委会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如何改革,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观点并不统一,笔者作为基层司法实务工作者拟从现行审委会制度的现状、存在的弊端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等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使这一制度达到肖扬院长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的“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进一步促进审理与判决的有机统一,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发挥审委会的应有作用。

    一、现行审委会制度的现状

    审委会制度对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推动我国法治进程曾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合议庭作用的有效发挥,现行的审委会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日益明显。

    1、审委会的人员组成行政化

   《人民法院法院组织法》规定了审委会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而没有规定其任职资格。因而现有的审委会都沿袭了我国行政管理机制的传统模式,将职务与其挂钩,审委会委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如果具有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一般可取得委员资格如负责纪检、党务的领导,审委会基本上成了法院党组的翻版,取得了资格后又都是终身“享用”,除非是退休或调出。其特点是行政色彩很浓厚,主要考虑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很少考虑其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高低,并没有按照审委会的职能作用选用现有法官中的优秀者。这样造成了现行的审委会的成员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较低,优秀法官不能进入审委会的怪现象。

    2、审委会使审与判分立,影响司法公正

    本来,三大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都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审委会不是审判组织,但是由于审委会的存在,打乱了这一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判决明明是审委会作出的结论,却以合议庭的名义作出;更有甚者是审委会先定结论,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严重打击了审判员的积极性,也影响案件质量,影响司法公正。

    3、审委会责任不明,错案追究不易落实

    目前,由于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审委会的责任进行明确,这样审委会就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也难以确定。有的委员为了避免错案追究,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并故意持少数人的意见,因为审委会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定案。案件办对了,虽然自己投的是反对票,但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案件办错了,那是多数人的意见,要追究的是他们,与自己无关,耍了一个极大的滑头。既使办了错案,因有领导先在前面扛着,最后谁也不用承担责任,同时,由于落实错案追究制,法官为了化解风险,往往把大量简单案件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样,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使错案责任追究难以落到实处。

    4、审委会讨论案件过多,影响诉讼效率

    讨论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是审委会的重要职能。但当前,法律没有规定何为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而许多法院的理解、掌握又各不相同,实际上往往是由于庭长或分管副院长不同意合议庭的意见而提出予以讨论;有时因案件承办人案情吃不准,或者是怕负责任而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法院对错案的标准认识不一,给法官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委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委会决定。由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过宽过滥,平时只好忙于讨论具体案件,致使许多案件在庭审结束后,要等很长时间审委会才有时间进行讨论。讨论后,有的案件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造成少数案件长期悬而不决,甚至严重超过审判期限,影响了诉讼效率。

    5、审委会的运行机制不规范

    在运作方式上,审委会讨论案件往往以开会形式进行,一般先由“承办人”汇报案情,如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双方各自的证据、理由,合议庭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后提出适用法律以及最后处理意见,然后由审委会委员发表意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定案。由于有的承办人汇报本身就没有抓住案件的重点、焦点和难点,也有的承办人汇报时故意带有主观偏见,往往将委员们引入“歧途”,有的案件汇报人不能及时提交案件审理报告,加之许多委员事前既不查阅案卷材料,也不参与庭审或参加旁听,也有的委员事前根本没有看案件审理报告,很难搞清诉辩双方的意见,争论的理由及焦点,难以全面了解案情,委员们获知案情的唯一途径就是听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其表态难免也会出现误差。由于上述的原因造成了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数量过多,许多法院都是集中一段时间安排若干案件讨论,结果这一类的案件汇报只是等到开会那天,在有限的时间内,汇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详细汇报案情,审委会委员也无法充分了解案件,有些案件考虑到审限问题,往往在还未讨论议决时就匆忙定案。加之审委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许多审委会的委员原先大多是从其他行政领域调任的领导干部,业务素质并不过硬,分管副院长和业务庭庭长相互轮岗、换岗较少,往往导致一些委员可能只熟悉或精通其分管领域的有关法律和审判,而对其他门类的法律和审判知之甚少,讨论到自己熟悉、关心一块的案件时,发言尚能积极,可讨论到其他门类的案件时,只有冷眼相观,人云亦云,没有主见,或者只看院长、分管副院长的脸色、眼神行事,领导表态后,随后来个简单附和,这样大大影响了案件的质量。

    6、审委会的配套措施不完善

    任何一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应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有相应的制度与之配套并且彼此协调,在我国的审委会制度中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显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协调,也没有相应的制度与之配套。《人民法院组织法》仅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样的法律规定,客观上使审判委员会的司法权隶属于院长行政权之下。但是,审委会的组成人员资格、运行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法律没有明确具体规定,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在运行机制上,纵观《人民法院组织法》里没有任何有关审委会决定案件的职权和功能与审委会的调查、质证、回避、异议案等程序方面的规定。由于审委会缺乏科学的、具体的法律程序上的规定,这样就给了审委会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审判工作的不协调,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委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委会决定作出判决,而且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

   7、审委会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好

   总结审判经验是审判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审判方式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委员们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忙于应酬待人接物,忙于对个案的讨论,没有时间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以往审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以便指导审判工作,提高案件质量。

    二、现行审委会制度的弊端

    现行审委会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弊端,是审委会制度与现代诉讼规律、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制度的矛盾,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和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也使裁判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得不到落实。 

    1、审委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只认可法院独立,而不承认法官独立。因此,审委会制度使法院行政领导可以借审委会的名义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因为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必须执行,这样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就受到了人为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也不可能做到司法公正。

    2、审委会制度违背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是重要的审判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和审判人员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一般由“承办人”汇报案情,然后由审委会委员发表意见,审委会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定案。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再者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它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有哪些审判委员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审委会讨论案件是典型的“暗箱操作”。这实际上是在审委会委员未直接听证的情况下,对案件又进行了一次审理,而且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符合公开原则,使合议庭审理案件成了走过场,程序公正更是无法实现。

    3、审委会制度违背直接审理原则

    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直接审理原则。 直接审理原则指凡是参加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法官在审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照一般经验形成心证。这种心证只有法官在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耳闻目睹证据的基础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而审委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一般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而是仅仅根据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承办人的“汇报”和庭审笔录都是“传闻”,传闻证据很容易被歪曲,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检验。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其结论的不可靠,决定了我国设立审委会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实体正义的不可实现性。这样,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就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庭审活动自然会趋于形式化,审、判脱节的现象也由此而生,这显然有悖于直接审理原则,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4、审委会制度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回避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它是为了排除与当事人有牵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保证公正原则的实现。因此各国在诉讼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回避制度。由于审委会的成员是不公开的,而公开的合议庭成员却又没有判决权,当事人面对审委会成员的“黑幕审判”无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虚设,毫无意义。因此,审委会讨论案件实际上不但没有能够排除干扰,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正义,反而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不公审判的可能危险。

     三、审委会制度的改革对策

     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且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与之相配套,对审委会的改革应该结合中国当前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充分考虑司法保障正义的理想与实践现实,改革措施应该也只能循序渐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1、审委会的组成应专业化、精英化

   审委会的职能是依法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其职能决定了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应专业化、精英化。其实法律也并没有规定审委会委员必须由行政长官担任,更没有规定审委会委员与职级挂钩。因此,要提高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必须从委员们的任职资格抓起,选出专业化的、精英型的委员。在具体的选任时,一方面,委员的人数不宜过多,基层法院应确定在9人左右。人太多了,难以选出专业化的、精英型的委员,且开会时人人发言耽误时间;人太少了,又难以集思广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确定一个相应明确、标准较高的任职条件,如任职对象必须具有丰富的法学知识,优良的道德品行,较高的公信度;已取得审判长资格且有担任审判员3年以上的经历,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文科类其他专业本科学历且具有法律知识;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和调研能力,且在近两年内在省、市级以上报刊上发表过审判调研文章;具有较强的庭审驾驭能力和应变能力,且通过院长推荐,民主测评,经党组研究决定,最后报人大正式任命。

    2、明确审委会的职责和范围

    针对审委会与合议庭和法官之间权责不明确的现状,应当加大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大力推行审判长负责制。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定了应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组织形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并规定“在审判长选任制度全面推行的基础上,做到除合议庭依法提请院长提交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议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在审判工作中,审判长应拥有合议庭选任权、案件审理权和判决书签署权等权利,并对案件的审理负全权责任。为了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审判长权力的扩大应与职责的增加同职业风险一致,在出现错案情况下,审判长应负主要责任,具体承办人员负相应责任。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可以通过参加合议庭的方式参与案件审判,确保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质量。这就避免了目前审委会不审而判,责任却由无决定权的承办人承受的不合理现象。在改革的过渡期,保留审委会作为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但其讨论案件的范围应受到限制。

   3、在审委会执行回避制度

   针对当事人对审委会无法行使回避权的缺点,审委会应当引进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具体作法是合议庭在休庭评议后,认为该案需由审委会讨论决定的,应在继续开庭后将这一评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同时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既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公正的真正实现。

    4、审委会实行旁听开庭制度

    针对审委会评议案件审与判分离的尴尬,可实行审委会旁听案件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可能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庭审时要求审委会委员必须到庭旁听,直接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和陈述,对于没有参加旁听的委员,一般不应参加审委会对该案的研究,目的是确保审判委员会全面准确地吃透案情,增强感性认识和整体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和做出正确判断奠定基础,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质量,发挥审委会的职能作用。

    5、明确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

    针对审委会讨论案件案件范围过宽的客观情况,应当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使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精简化、具体化。首先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明确重大、疑难案件的具体标准,减少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重大案件一般包括: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或指令再审的案件,依审判监督程序立案再审和抗诉的案件。而疑难案件一般包括:新类型的案件,法律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案件,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通过这样的方法限制审委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实现审判委员会工作重心向“总结审判经验”复归,使审委会从繁忙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

    6、完善审委会的运行机制

    针对审委会运行机制不规范,应当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规范审委会议事规程,使审委会的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应当设立审判委员会专职工作机构,保证审判委员会工作的日常开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法定人数、议事规则等,制定明确的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规程。在具体讨论案件时,提请讨论的案件首先由分管副院长把关,对审理报告的分发由研究室负责,案件承办人提前5天将审理报告交研究室,研究室审查登记后提前3天将审理报告分发给各位委员,包括特邀的列席者。委员们收到审理报告后,应认真阅读,理出有针对性的发言提纲并作好记录。讨论案件时,应让合议庭成员列席审委会,补充承办人汇报中的遗漏。必要时还可特邀检察长或一些审判骨干列席会议,允许他们发言,认真听取他们对个案的具体处理意见,但不赋予他们最后对案件处理的表决权。

    7、在审委会中内设专业委员会

    审委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一些委员可能只熟悉或精通其分管领域的有关法律和审判,而对其他门类的法律和审判知之甚少,面对法律法规的日趋庞杂和细化及其案件类型的变化和增强,审判工作专业性的日益加强,为了使人民法院的各项审判工作真正能够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为确保审委会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可以在审委会内设立刑事委员会、民商事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等专业性审判委员会,分别负责研究决定相应专业的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各委员会除分管副院长、庭长和精通相应专业的委员组成外,可选拨相应业务庭的优秀法官为委员。有了专业委员会具体负责讨论本专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必将有利于对重大、疑难案件作出及时、恰当的裁判。

   8、加强审判工作的经验总结

   随着新类型重大、疑难案件的不断出现,困难和问题将也会不断增加。因此,审委会应该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每年都应确定总结经验的计划,并落实到每个委员,每年按不同的审判专业,每个委员或几个委员共同完成一定数量的有针对性的经验总结。同时,注意学习借鉴上级法院,兄弟法院的先进审判经验,结合本院实际提出改进意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总结出的不同类型案件的审判规律,各类案件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应归纳汇总,建章立制,使审判规范、科学、合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真正发挥总结经验的作用。

总之,审委会制度改革,应当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之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加快法治进程,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际中也是可行的,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作者:[追梦人] 分类:[法理] 时间:[18:31:07] | 评论(1)
 
试论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垫江法院 陈江平
2006-05-10  
  设立审判监督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审判组织对审判权的监督和控制,保证审判活动依法进行,防止或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法公正。现行审判监督制度(本文的审判监督制度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程序”及其有关规定,又名再审程序。)为确保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该制度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制度设计、司法实践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程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影响了法院和法官形象、浪费了司法资源。因此对现行审判监督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是我们当务之急。我们拟通过对现行再审制度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制度的缺陷、具体体现的分析,谈谈对如何改革与完善判监督制度的粗浅认识,使再审制度既能充分发挥审判监督实现司法公正的职能作用,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体现司法权威。供各位同仁参考,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行审判监督制度指导思想存在缺陷及具体体现

  长期以来,立法者认为再审程序是保障实体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再审程序中尽力突出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力图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再审的审判实践也一直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司法原则和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忽视程序公正,过分强调“实体公正”,将客观事实作为司法审判的现实依据,把司法公正等同通常所说的社会公正,是违背司法规律的。通常所说的社会公正就是各得其所,在立法上体现为分配正义,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当社会分配正义在现实生活受到损害时,这就需要司法的保护和调整。所以司法公正是矫正的正义,是有自身规律和特殊性的,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公正。首先在程序上,司法必须服从一套完整的处理纠纷的法律程序。法律对诉讼时效、举证规则、追诉期限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其次,在实体上司法公正追求的真实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1]所以现行审判监督制度指导思想是存在缺陷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指导思想存在缺陷,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审判监督制度及实践必然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五个无限,即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或条件无限。可以说,传统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所有问题都是由这五个无限引起或派生出来的。其主要弊端如下:

  (一)、申诉、申请再审以及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无限性违背法理。

现行三大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是申诉、申请再审以及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民事权利是一种私权利,是否通过诉讼救济自己的权利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只要该民事权利的行使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强制性规定,国家不应当干预。因此,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方式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以及法院自己发现错误并提起再审没有法理依据。法院自己发现错误启动再审程序还违背了诉讼中控审分离的原则。法院是裁判者,法院启动再审违背了司法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出现控审合一,产生角色混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使法院从居中裁判者变成了当事者,在实践中法官成了原、被告双方的共同被告,使法院的形象与威信降低。

  (二)、再审提起的时间、次数的无限性,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权威。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万鄂湘副院长所言:“由于对再审次数没有限制,一个二审终了的案件,只要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就可能多次提起再审。实际上已经有一个案件再审过12次。这种翻烧饼似的再审正在自毁我们的司法权威。一些因二审‘确有错误’的案件翻来覆去审过多次后还是维持原判,这其中浪费的国家和当事人的司法和诉讼资源该是多么的巨大,结果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都遭受了打击”。由于申诉没有时间、次数限制,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不仅在程序上对两审终审、证据时效、审限制度等是一种自我否定,而且在实体上也使得相关案件难分是非,无法下判。这样导致当事人随时可以提起申诉,滥用申诉权的现象很普遍,生效裁判随时可能被推翻,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当事人的诉累,而且耗费了法院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进行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得不偿失的。有的案件申诉长达几十年,申诉永无止境地进行,不断地申诉、不断地再审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身份关系都处于悬置状态,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威胁。严重影响司法权威,也影响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稳定,而且有悖于司法权存在有目的。

  (三)、再审审级的无限性,导致诉讼秩序混乱。

  现行再审制度对审级没有限定,总让当事人存有希望,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断申诉。一审、二审、再审,一直到最高法院讨说法。对最高法院不信任,还可到全国人大、党中央讨说法。两审终审制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无限申诉和再审制度的存在使得终审不终,两审终审制度制度形同虚设。这种非理性的制度设计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所适从的怪圈。现代司法理念认为,只要程序公正,裁判结果就被推定是正确的。只要原判是依据当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的,就应该认为是正确的裁判,因为法官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

  (四)、再审理由或条件的无限性,是导致再审程序扩大化的重要原因,造成对司法公正的错误评判。

  我国三大诉讼法中都把“原判确有错误”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但法律对“错”的认定及判断“错”的主体没有进行界定。法院认为没有错,而当事人认为有错,或者法院认为没有错,而检察院认为有错,或者当事人与检察院都认为没有错,而法院认为有错时都可能导致申诉、申请再审或者再审活动的产生。有错必纠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只要法院的判决错了,不管是什么错、不管是哪一级法院的错都得纠正。同时,以确有错误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会使法院处于两难境地,也会导致法院先入为主。如果法院再审判决认为没有错误,会使法院的裁定和判决自相矛盾,当事人会拿着裁定没完没了,因为裁定明确了“确有错误”,为什么不改判,不改判的案件,为什么裁定书又讲确有错误,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反面引起当事人不断申诉。正因为无限申诉、再审制度的设计,不断地自我否定,不仅动摇了当事人的信心,也动摇了审判机关的信心,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也造成对司法公正的错误评判,最终损害司法权威。

  二、改革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

  公正、高效、廉洁、中立、透明等现代司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也必须以此为标准改革和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因此首先要改革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的改革应当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改“客观真实”为“法律真实”,改“有错必纠”为“适度纠错”

  长期以来,我国的再审制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证明标准上都坚持“客观真实”,追求“有错必纠”。司法机关可以对沉睡几十年的所谓错误案件予以“自我批评”,当事人也可以锲而不舍地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到处申诉。其结果是诉讼秩序混乱、司法资源浪费、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因此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应当改革。

  虽然公正和正义是诉讼的生命和灵魂,当是人类诉讼活动的永恒追求。但是司法审判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事后行为,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事实的绝对真实只能发生在事实产生的过程中,事后任何试图再现的努力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2]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实,而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实。”〔3〕诚然“客观事实”是诉讼活动追求的终极目标,最为理想的裁判自然是依据客观的事实真相,但这种极端理想化的目标不能作为司法审判的操作标准,法官受自身认识能力及认识手段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苛求司法裁判绝对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司法审判所承认的事实乃是基于证据支持的“法律事实”,而非超然于证据之外的所谓“客观事实”。这种“法律事实”是经由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司法程序按照诉讼证据规则而被法官采信的事实,因而只能是对“客观事实”的模拟或推定。可见,证据对“法律事实”的形成及可信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法官原则上只对证据负责,只负责从可采信的证据之中推断出案件的“法律事实”,至于超然于证据的“客观事实”,法官是不必也不可能负责的。事实上,迄今人类尚未找到比通过证据证明事实更为有效的发现事实的制度设计。刑事诉讼法有关“疑罪从无”原则的确定意味着在“客观事实”不能通过证据获得的情况之下,原则上只能从法律上推定为无罪,这其实就是对“客观事实”本位论的否定。更何况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会碰到无纠错可能的案件〔4〕,错案的含义模糊〔5〕、判断错案的标准不确定性〔6〕、加之基于对国家政策、社会影响、风俗习惯、特殊形势、诉讼成本的考虑,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全部纠正。因此,再审制度应当树立“法律真实”“适度纠错”的指导思想

  (二)改“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兼顾公正与效率、实体和程序

  现行再审制度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五个无限,即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或条件无限。其实质是过分强调公正,特别是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和效率。我们应当认识到,公正在诉讼中体现为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公正,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对的。公正和效率的统一是我们追求的最佳目标,二者是统一的,是21世纪法院工作主题。正如“没有效率的公正就不是真正的公正”,“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另外,程序的价值除保障实体公正的工具价值外,还有自身独立价值。程序的独立价值意在张杨程序规则的独特魅力,体现程序正义。因此,再审制度应当兼顾公正与效率、实体和程序,改“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对再审对主体、期限、条件、次数等加以限定,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树立司法权威。

  三、完善具体的再审制度

  (一)限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

  现行再审制度规定,当事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是申诉、申请再审以及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这不符合法理,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我们建议改革如下:

  1、取消法院再审启动权

  中立是法官的基本准则,法院必须严格遵守“不告不理”原则。现行再审制度规定,法院依职权可以启动再审程序,这明显违背了上述原则,将法院置于当事人的位置。因为错误的生效裁判的受害者是当事人的一方,法院不是当事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缺乏利益相关性。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完全可能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服判息诉。法院如果强行启动再审,将当事人拖入诉讼中,违背了民事案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违背了诉讼目的是解决纠纷,构建和谐。司法实践也发生过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后,发现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协议,不愿参加再审,再审程序无法进行的情形,因此应当取消法院再审启动。

  2、限制检察院启动再审的范围

  检察院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代表国家参加诉讼,具有当事人的地位,其启动再审是没有问题的。但民事诉讼中,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就启动再审是不科学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理念。民事权利是一种私权利,是否通过诉讼救济自己的权利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只要该民事权利的行使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强制性规定,国家不应当干预,检察院不应插手纯私人范畴。另一方面,该民事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强制性规定时,检察院启动再审符合法理,具有合理性。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是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依据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错误的裁判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检察院启动再审符合法理,具有合理性。因此检察院启动再审的范围应限定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范畴和法律强制性规定。

  3、改当事人申请再审为再审之诉

  现行再审制度规定当事人的申请再审只是法院发现错误裁判的一种途径,不是诉。是否再审取决于法院审查后是否认为“确有错误”,在立案过程中,主要从实体上审查,只要考虑申诉人的意见,被申诉人的意见没有机会表达。这样形成过分强调保护申诉人的利益,而被申诉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以致于正常诉讼程序中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被不同程度的扭曲了。加之法律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法定理由不明确。这样形成了当事人申诉难,不断缠诉,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法院先定后审,影响司法公正。其实作为司法裁量行为,它必须通过对论质辩的方式,保障当事人平等进入再审程序,并在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基础上,法院作出是否再审的判断。在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是由再审之诉引起的,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是发动再审的惟一途径〔7〕。因此为彻底改变上述状况,我们认为再审应当改当事人申请再审为再审之诉,改实体审查为形式审查。法院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只作程序上的审查,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应当进行再审。当然法律必须明确再审的法定条件、申请期限、次数等。这样以诉的形式规范再审案件的审理,可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申诉难、不断缠诉、再审案件过多、法院先入为主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

  (二)明确再审的立案条件

  我国现行审判监督制度规定的再审事由为“确有错误”,这个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导致再审秩序混乱,是我国现行审判监督制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此外,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应当提起再审。但对新证据未作限制性规定。我们参考各位学者成熟的的观点并结合我国民事、行政及刑事诉讼各自的特点,在再审立案条件标准时,我们认为法律应当从案件的类型和案件的实体、程序两方面明确标准。

  1、在案件类型方面,有的案件因为自身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不宜再审。包括:

  ⑴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如,人民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确认婚姻关系无效、确定抚养关系的判决,但当事人对财产分割申请再审的除外;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7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可以看出:①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因为这些案件不是真正意义的诉,没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不涉及双方的实体问题;②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和以其它方式监督过问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

  ⑵法律没有明确,我们认为以下类型案件法律应当明确不应再审:

  ①发现新证据的生效案件不再审,可另行起诉。现行三大诉讼法均将该类案件进行。该新证据未经过一、二审程序质证、认证,直接进入再审作为定案依据。剥夺了一方当事人的上诉权,也违反了二审终审原则。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中新证据的认定不规范,随意性大,引起再审案件案件多,浪费司法资源、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因此我们建议法律明确该类案件不进行再审,但可以另行起诉。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规定:终审后发现新的证据,不得作为提起再审。其实,我国的法律也有这方面的尝试,只是不彻底而已。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1条第3项规定:“对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事实、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188条第6项规定:“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六)除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以外,自诉人撤诉后,就同一事实又告诉的”。 这里可以看出对发现证据的已经生效案件只能另行起诉,不能进行再审。

  ②没有经过二审的生效案件不再审。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只有经过二审的案件才能进行再审。从法理上讲,允许没有经过二审的案件进行再审是违背二审终审原则的。在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一审后不上诉,直到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后才申请再审。这样就可以达到不交上诉费、拖延诉讼时间、转移财产、最终逃避法律义务的目的,也增加了对方当事人与法院的矛盾,违反诉讼效率原则。因此我们建议法律明确没有经过二审的生效案件不能再审。

  ③已经经过再审生效的案件不再审。这实质上就规定了再审的次数只能再审一次。这是由法律追求的公正只能是法律事实上的相对公正司法规律所决定了的。一个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应当说法院已经努力了。因此法律应当明确已经经过再审生效的案件不再审。否则案件的审理永远没完没了,完全没有了公正和效率。

④经过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不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其司法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最高的,其作出的生效裁判应该尊重。

  2、在案件的程序和实体方面。我们认为案件的程序和实体“确有错误”的标准应当明确、具体、可操作性。

  案件在程序上出现以下情况,应当进行再审。(1)审判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2)作出裁判的法庭未依法组成。(3)未经合法传唤而缺席审理作出的裁判。(4)依法应当公开审理而未公开审理的。(5)当事人在诉讼中未经合法代理的。(6)法院违反管辖规定受理案件。(6)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错列当事人的。(7)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或上诉请求的;

  案件在实体上出现以下情况,应当进行再审。(1)作为裁判所依据的的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虚假的。(2)一方当事人故意不提出对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而对方当事人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3)作为裁判所依据的另一裁判或行政机关的决定被依法撤销的。(4)本裁判与生效的相关裁判相矛盾的。(5)判决理由与判决主文有明显矛盾的。6)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    

  (三)明确再审法院的级别、再审的范围和法律适用

现行再审制度对再审法院的级别没有明确,只是再审由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审理。实践上,大多数再审案件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审理的,这与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的裁判的司法理念格格不入。事实上,级别越高的法院的法律水平越高,当事人对级别越高的法院的信任度越高。因此,我们建议法律明确规定:一审再审案件由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这样不仅使当事人容易消除疑虑,对再审法院产生信赖心理,有利于再审裁判的息诉和执行,也有利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司法权威。

  现行再审制度对再审的范围也未明确,是原审全面审理还是仅就再审申请人申请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再审,也是司法实务中争议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再审的范围应当是再审申请人申请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范畴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这是由法院应当保持中立,严格遵守“不告不理”原则决定的。

对于再审的法律适用也应当明确规定:再审适用原生效裁判作出时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有的再审时的法律法规可能不存在或者内容不一样。适用再审时的法律法规是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也是对当事人不公正的。

  (四)明确再审改判的标准

现行再审制度对再审改判的标准也未明确。我们认为再审改判的标准是确有改判必要的才改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把握(1)仅仅只有适用法律错误、轻微程序性错误或文字表达、语法个别错漏,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且不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其它第三人利益的,应当维持原判。(2)对于原审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错误的或虽实体处理正确,但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其它第三人利益的,应当改判。

  (五)规范再审的审理程序

现行再审制度规定:再审的审理程序原审生效裁判是一审作出的按一审程序审理,原审生效裁判是二审作出的和上级法院提审的按二审程序审理。我们认为再审案件是比较复杂、疑难的,如只规定原审生效裁判是一审作出的按一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就意味着法官可以选择简易程序不开庭审理。但是这不利于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不能让当事人有理摆在庭上,也不能让法官很好地辩法析理、胜败皆服,有法官暗箱操作之嫌,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因此,我们建议法律应当明确:再审的审理程序原审生效裁判是一审作出的按一审普通程序开庭审理,原审生效裁判是二审作出的和上级法院提审的按二审程序开庭审理。

诉讼法规定的合议庭的运行机制,本是一种很好的制约机制。但目前合议庭的作用并未得到发挥,往往是合而不议,由主审人一人说了算,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合议庭成员的同等责任、同等追究,合议庭应当严把案件质量关,对案件的事实、适用法律、裁判结果等充分发表意见,全面评议。其结果应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必要时,可以提起审委会研究决定。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应当提起审委会研究决定。充分发挥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 

  总之,再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司法理念、指导思想到具体制度设计到司法实践的全面创新,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司法实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长期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要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司法实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建立起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再审制度,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1]沈德咏《审判监督工作改革若干问题》。

[2]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

[3]徐国栋:《论我国民法典的认识基础》,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

[4]景汉朝;《再审程序剖析及其完善》。

〔5〕邵俊武、郭丽红《论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分立》。

〔6〕王晨光:《法律运行中不正确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

〔7〕林玉棠、刘霞《建立有限再审制度的法律思考》。

    

作者:[追梦人] 分类:[法理] 时间:[08:22:32] | 评论(0)
 
浅析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06-04-24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时对程序或实体所作的诉讼文书。裁判文书作为法院的门面和法官的脸面,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法院司法公正的形象,而且在执行法律、阐释法律,化解矛盾和纷争,体现法官素质方面,成为展示一国法律制度、法制理念和法律文化的一扇窗口。近年来,各级院为提高裁判文书质量,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裁判文书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然而,从整体上看,目前裁判文书的水平和质量仍不容乐观。笔者拟对近年来在案件评查中发现的裁判文书中出现的一些比较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期望能为进一步提高法院裁判文书质量,减少和杜绝文书中的技术性瑕疵和差错,进一步提高法院整体司法水平尽一份力。

一、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应该是条理清晰、文字准确、论证有力、说理透彻。当然,目前要求每个法官的每份文书都达到这个水平确实不现实。但要求每一位法官的每一份文书中避免出现错别字等技术性差错,应该不算苛求。当前法院裁判文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普遍存在错、漏、多现象。

1、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及在诉讼中的称谓写错。如将李××写成刘××;单位名称前冠有省名、市名的,漏写或多写“省”、“市”;“被告人”写成“被害人” 。

2、漏列或者错列当事人或代理人。如将在诉讼中死亡的当事人仍将其列为当事人;当事人是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的未将其监护人列为法定代理人;将参加诉讼的代理人漏列或者错列。

3、用词不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出现语法错误,大量使用方言、口语。如将“……现诉至法院……”写为“现诉至贵院……”。

4、标点符号使用不正确,该停顿的没有停顿,该断句的不断句,有的判决书整段只有一个句号。

5、裁判文书中的数据、时间出现差错。如将涉案金额“ 100000 元”写成“ 100000 万元”;表述时间时将“月”写成“日”;将“ 2005 年”写成“ 205 年”。将文书的文号写错,如将( 2005 )写成( 2004 ),发回重审的裁判文书与原审使用同一文号。除此以外,还存在数字使用不规范的现象:年份随意缩略,如将 1999 年写成 99 年。

6、错写或漏写关健性的字、词。如将“借款本息”写成“借款息”;将“被告不尽家庭义务”写成“被告尽家庭义务”;将“增加到”写成“增加”。

7、其它错漏。如调解书的内容与当事人在法庭达成协议的内容不十分一致;按普通程序审理的裁判文书却按简易程序写,如将“原、被告常为生活琐事发生吵嘴打架”按第一人称写成“我们常为生活琐事发生吵嘴打架”。

(二)、说理简单,不充分。

1、公式化,针对性较差。法官没有针对诉讼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说理,而是说一些官话、空话,或是说同一种类型案件都适用的公式性的套话,由于说理不准确,缺乏针对性,雷同化现象较为突出。

2、简单化,逻辑性较差。法官没有对当事人各方的所有证据、主张、观点、理由、意见以及各方虽未提及但与案件的裁判有关的问题作出全面分析,而是片面进行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将事实描述和法律认定混为一体,只说结论,忽视认证说理,导致所述事实和理由与判决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削弱了裁决的说服力和公信力。

3、表面化,法理性较差。说理不透彻,只说表面的,简单、肤浅、贫乏,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和实质性内容。只是简单地引用法规条款,见不到法条的具体内容及诉、辩各方就法律适用的意见和理由,也看不到法官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内在联系的阐述及采纳哪方意见的法理分析,以及从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角度对公认行为的价值评断。

(三)、对法律依据的表述不准确。

1、错引法律条款。如判处抢劫罪的案件错误引用盗窃罪的条款。

2、漏引法律条款。如部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未引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还有的侵权案件未引用《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

3、多引法律条款。有的裁判文书为了不漏引法律条款,便将一些与判决结果没有什么关联的条款进行了引用,使引用的法律与判决结果自相矛盾。

4、引用的法律条款不准确。如有的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有款和项的,只引用到条,该法律适用虽然没有错,但是不具体、不完善。

 (四)、印刷和装订质量不高。

少数文书印刷质量不高,有字迹模糊的现象,个别文书甚至出现漏印、重印的现象;有的文书则出现缺页、多页、装订顺序颠倒的情况;部分文书的院印和核对章盖得不清晰、不规范。

二、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问题的原因

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法官队伍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由于目前我国并非象英美以及西方国家那样,从资深律师、法学院校和法学研究机构的优秀人才中选拔法官,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法院法官来源的渠道庞杂,未经正规、系统写作知识培训的法官大有人在,造成法官队伍的法律素质水平参差不齐。

2、客观上法院法官工作条件艰苦、待遇差、任务重、目前法院还没有建立对法官办案的激励机制,致使法官办案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也无精力和时间对制作裁判文书做到精益求精。

3、个别法官主观上对制作裁判文书不重视、不细心、工作马虎了事。有些同志认为,只要裁判结果没有问题,文书中出现几个错别字之类的小差错在所难免。正是这样不以为然的态度,致使我们的文书中经常性的出现这类瑕疵差错。

4、传统审判管理机制不符合司法审判规律。长时期以来,裁判文书的签发权仍集中在庭长或主管院长手中,这种裁判文书层层把关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必然影响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们认为裁判文书质量的高低是领导层层把关的结果,与自己无关,上级怎么说自己怎么作,如果出现裁判文书的差错并非自己的责任。

5、传统的审判方式的影响在短期内很难消除。由于我国法院法官受传统的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影响,法官的职权主义观念在短期内很难消除,认为法律本身就是强制性的规范,就是不讲理的,它要求人们必须去无条件地遵守,因此裁判文书中没有必要再去说理,没有必要把一切都公布与众。

  6、裁判文书的改革与创新本身滞后。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审判工作受职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统的纠问式审判方式的限制,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大都表现为三段论的形式,即事实、适用的法律条款和结论。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的程式化格局已被打破,有相当一部分裁判文书已开始从“格式化” 向“多样化” 转变。但是裁判文书的改革与创新如何进行,目前全国法院仍在探索过程中,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标准裁判文书样式。

三、提高法院裁判文书质量的对策

1、提高法官素质。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实现裁判文书改革创新的基本条件,也是确保裁判文书高质量的关键。因此,我们需要一大批有较高语言文字造诣,能准确运用法学原理在文书中透彻论证、判断是非的法官。但是我们的法官队伍现状还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针对当前的现状和矛盾,笔者认为:我们要强化法官职业化培训工作。通过开展讲座、培训、函授等专题活动,搞好法官业务知识的培训提高工作,为那些中文基础知识较差的法官进行补课,为裁判文书的高质量提供人才储备。

2、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

1)、讲清认定事实的事理。裁判文书的判决理由是在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具体阐明对当事人诉、辩意见的支持与否基础上作出的。因此,要加强文书的事理分析,必须首先做到以事实为依据,用案件证据证明的事实进行分析和论证,坚持用事实和证据阐明判决理由,将裁判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到有理有据。

2)、讲明适用法律的法理。法理分析能增强判决说服力,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为此,一方面,引用据以成判的法律法规要全面、完备和准确。另一方面,对诉、辩双方的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不合法,要应用法律理论,结合法律规定阐述清楚。对诉、辩双方的主张和意见要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说法论理,去有理有据地评析论述,从而使法律的规定准确地运用个案上,通过分析评判,使诉、辩双方理解和接受法律的评判,充分体现执法者的睿智和法律的公信力。  

3)、讲透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理。通过自由裁量权来适当地融入法官的“情理”,扩大理由阐释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法意和人情的融合,法理与情理的并用,从而求得裁判说理的最佳效果。比如在民事判决书中出现的“法官后语”,就是很好“情理”展示。

4)、讲好逻辑思维的哲理。裁判文书应以对案件事实的论证、法律责任的论证、适用法律的论证逻辑思维形式为载体,严格按照逻辑学的“三段论”推理规则去说理,做到说理时逻辑严谨,论证时论理充分周密,认定时无懈可击,使理由与事实一致,理由与裁判结果一致,从而准确揭示裁判结果与事实和法律依据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3、建立监督制约责任机制与激励机制。

1)、建立并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法官文书质量负责制。通过改革现行裁判文书行政审核把关模式,将裁判文书制作权和审签权授予审判长和独任审判法官,使法院的裁判权向高素质的法官手中集中,并对裁判文书质量负责,从而达到提高法院裁判文书整体质量的目的。

2)、实施“三校会签”制度。裁判文书在发出前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的校对和签字。一校是在裁判文书完成后,主审法官必须进行一次系统的校对;二校是本庭人员互相校对并签字;三校是书记员最后校对并签字。

3)、搞好裁判文评比活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优秀裁判文评比活动,及时发现一些高质量的裁判文书,并把它汇编成册,供广大法官观摩学习和参考,以提高其写作水平。同时对有瑕疵或重大问题的裁判文书定期在本院内公布,接受广大法官点评,对照检查,以提高其写作能力。   

4)、奖惩兑现,建立激励机制。将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考评结果纳入法官办案案件质量档案,并将其作为今后法官等级评定和职务晋升的依据。对表现突出的予以奖励,对连续出现差错的予以惩罚。以激励广大法官写出裁判文书精品。

  4、做好裁判文书的规范与创新。目前广大法官制作裁判文书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及重庆高院制定的诉讼裁判文书样式,但这些样式多是强调格式的规范,对内容、公开性、行文风格等方面则要求的较少,特别是对说理则是几乎没有要求。因此,我们要借裁判文书改革和创新的东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将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改进裁判文书方面取得的好模式以及宝贵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和推广,分门别类,尽快制定新的裁判文书模式和样式,要在规范中求变化,在共性中求个性,追求裁判文书不同的说理风格、逻辑风格、叙事风格、语言风格等,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和风格,实现裁判文书叙事、分析、说理的最佳组合。

    

作者:[追梦人] 分类:[法理] 时间:[07:18:29]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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