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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笔与判笔
2016-04-12  

   

   读史书,常感叹史笔与判笔何其相似乃尔。史家于浩繁史料中烛幽发隐,断评得失;法官于纷乱证据中去伪存真,断评是非。二者皆是对事实的认定与断评。

   近读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稿》,对史实之考据,无征不信,确为信史;对得失之断评,持之有据,识见尤深。今取此书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断评,略加指要,可见其断评如老吏断狱,谨严周详,凿凿可信,又深谙世故,烛照幽微。

   书云:“《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指要:《聊斋》笔法生动传神,又简洁精炼,惜墨如金。

   书云:“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又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

   指要:《聊斋》一书主角固是花妖狐魅,天赋异才异禀,却甘于平常生活。又其写人状物,入情入理,尤显真实可信。

   书云:“《阅微草堂笔记》••••••立法甚严,举其提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于偏于议论。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

   指要:前指《笔记》之文风,崇尚质朴,杜黜华丽;后取《笔记》之功用,不仅以故事取胜,而应有益人心。

   史书之断评,略似判决之论理,可为镜鉴。判决书之论理,固有一定之规,不可违逆。然能守正以出新,自是杰构。判决书之论理,自应结合事实,而叙事贵以简练之笔生动传神;判决书之论理,自应以法律法理为基调,而入情入理,不失常度,方能使人信服。又判决书之效力,自然只是及于个案,但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之论断,更应有益于世道人心。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12:40:33] | 评论(0)
 
写意
2016-03-28  
                             新化奉家古桃花源写意

   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美景,喜欢寻奇探胜者恐怕会有些失望。

   但一切构成美景的要素都有:有山、有水、有树、有花。只是,山并不雄奇,水并不湍急,树并不参天,花并不繁茂。一切都自自然然,没有丝毫的刻意。

   景与人皆不刻意。偶见一两处摊点,竹篮里盛放些当地特有的野菜粑,村姑兀自做着手工,十分专注,有游客经过,并不抬眼一望。寻一处古旧的木屋住下,在坪里略站一站,便有老人递过一张小凳,并无一语。外销数百元一斤的山茶,大把大把地塞进茶壶,滚开的水泡了,粗茶碗盛了,清亮橙红,随意饮用,并不收钱。

   名山大川也去过若干,常有一些景致,触发许多的联想与感慨。在这里,我只是感觉舒服与清净,别无其他。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12:48:25] | 评论(0)
 
物极
2016-03-09  
   在凤凰网看到一则新闻: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扶桑》201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据说好莱坞要改编成电影。2016年3月6日下午,严歌苓在北京大学与高晓松、史航对话“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这本小说沉寂多年之后,重现江湖。《扶桑》创作于1995年,书写的是一百多年前,被拐卖到美国做了妓女的中国女子扶桑与一个白人少年克里斯之间的恋情。

   在接受采访时,严歌苓谈到这本小说的创作由头。1993年的一个中午,严歌苓等丈夫劳伦斯吃饭。丈夫从公司过来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她在附近的楼下看到一个箭头指引——中国移民馆。那是一个在地下室的陈列馆。“我看到一幅巨大的画像,画像的中心焦点就是一个盛装的、身形比较高大的中国妓女。她看上去还有那么几分的端庄。她的周围围着很多的人,人群中的几个白人对于这个妓女流露出一种狐疑的神色。这个妓女带有某种秘密的象征性。”严歌苓说。

    画像题为《一代东方名妓》。 “我深深地被她身上的气质打动了。”严歌苓仍能清晰地记起那幅给她极大冲击的照片。“我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按图索骥一路寻找过去,书看了几十本,报纸也翻了不少,丈夫和朋友们也来帮忙,但最终她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女人的名字。寻找的过程中,她对中国移民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就有了这本名叫《扶桑》的小说。

   看到严歌苓对那幅《一代东方名妓》画像的描绘,我在想,其实最好的妓女并不是那种极度的风骚,反而有几分端庄、几分才情,甚至有几分冷傲,是对自己职业有着有着终极理解的人。物极则必反。在“物极”意义上理解,也许才能窥透本质、窥破本性,直到灵魂深处,才能把一种职业的技术和境界推向极致。——这样的例子,也许并不那么具有“正当性”。

   当你从事某种职业,并且对职业十分上心的话,无论看到什么,都会从职业的角度,或者往职业方面去思考。职业的感悟,在很多的时候发生在职业之外。

   每次写论文,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找资料。先是大量的浏览,找出有参考价值的,打印几大本,再细细品读。这些资料,当然也是论文。这些固然都是必要的。

   而从我的经验来看,文学更能让人感悟写作的本性,包括论文的写作。各类写作,在技术层面来说是大不相同的,但在高层次上其实是相通的。物极则必反,物极亦相通。文学的阅读,让人感悟的不仅仅是写作的方法和技术,在思想、在灵魂,都会让人有深深的感悟。这种感悟,是一种禅宗意义上的“顿悟”。

   在论文的选题时,我常常想,无论这个题多么的专业、多么的技术化,多么地与文学不搭界,但我想选这样一个题,这个题,能够承载、能够蕴含、能够融入自己对人生、对命运、对生活、对职业、对人性、对社会的大感悟。这些感悟,并不仅仅是文学或者艺术的专利,论文亦然,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08:46:35] | 评论(0)
 
云淡风轻
2016-02-06  
  阳历的元旦早已过了,阴历仍滞留在旧年,有种时光穿越之感。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的过年则在阴历。明天过年,正式的放假也在明天。早上,一如平常来上班。前天立春,今天的太阳格外明媚,一扫郁积了很久的阴霾。一个人守在办公室里,阳光满屋。

   临近放假,急事早早地忙过了,不急的事可以推到年后。上午,在网上浏览了几篇闲文。中午吃了饭,散了几圈步,在石椅上坐了,懒懒地晒着太阳,竟有些潮热。只是,不能像古代名士那样,“白昼扪虱眠,清风满高树”。

  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听了几首降央卓玛的歌,又看了一集《琅琊榜》,感觉挺不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女声之极是男音,智谋之极是无形。联想起昨天中午读《反经》中的“大体”一卷,与降央卓玛之音、《琅琊榜》之意,同出一理。

   天下学问,何止千万,而在高处、在深处,其理相通。高处与深处,不过云淡风轻。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15:36:48] | 评论(0)
 
深山
2016-02-05  

  

   古德修行悟道,往往结庐深山,枯灯黄卷,山高月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古名山僧占多。山虽深而名于世,香火旺盛,红尘滚滚,只是再难清静了。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闹市与深山,隐喻一种现实与心境。穷居闹市,自然可得清静,却也不尽然。汉初陈平未显时,虽负郭穷巷,毙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东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身处人境,欲求清静,则应归结于“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自悠然,方能见山之悠然。

   故而,潜心问学,不必远涉深山。心静即处深山,书多便是丘壑。明人陈继儒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进而言,诚心问道,门常开又何妨;真好读书,处纷扰亦如何!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11:41:23] | 评论(0)
 
漫话书记员
2016-01-18  
   法官,至少在理论上说是一种神圣的职业。而法官们闲聊起来,似乎少有人把自己当回事,不过如此罢了。不过,但凡在法院工作的人,又有谁不想当法官,不想办几件案子、到审判一线去历练一番。《水浒传》里潘金莲逗武松说:叔叔,只怕你口头不似心头。

   在法院,书记员是一个大量的存在,法官如此,书记员似应更加“不堪”了。但如果较真起来,书记员这种职业还真不简单。

   书记员是审判工作的事务性辅助人员,在法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在这个总的定位下,具体应从“五大员”的角度来认识书记员的职业内涵,明确书记员的职业要求。

    第一,书记员是“记录员”。书记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是担任案件审理中的记录工作,这是审判工作成果的重要体现。其中一字一句、一标一点,关乎法律的权威,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关乎法官的劳动成果,关乎法院的形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疏漏,都有可能造成整个案件审判过程的前功尽弃。因此,作为“记录员”的书记员,必须准确、完整、清晰、及时的记录案件审理的全过程。

   第二,书记员是“助理员”。书记员的重要职责涉及办理庭前准备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等等。作为“助理员”的书记员,必须根据法官的指导和安排,高质高效地完成相关工作。

   第三,书记员是“管理员”。书记员在法院的审判绩效管理中,负有基础性的管理职责。作为“管理员”的书记员,必须及时、准确、完整地收集审判工作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和反馈,全面反映审判过程,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 

   第四,书记员是“技术员”。书记员工作的重要工具是计算机,在一定程度上说,计算机在书记员岗位的运用要超过审判员。作为“技术员”的书记员,必须熟练掌握和运用有关法院工作的各种计算机软件,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为法官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第五,书记员是“勤务员”。书记员的工作职责是完成审判的程序性和事务性辅助工作,面宽事杂。作为“勤务员”的书记员,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时还应当从小事着眼,从小处着手,为法官和书记员的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之,在审判活动的运行过程中,法官作为审判活动的绝对主体,居于中心地位,以自己的知识和智力,对案件作出裁判。作为“记录员”、“助理员”、“管理员”、“技术员”和“勤务员”的书记员,必须甘当配角、甘当绿叶,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司法事业贡献力量。与此同时,书记员是法院整体组织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工作贯穿于审判案件的全过程。诉讼程序性和事务性工作能否合法、正常、有序、高效地组织和推进,直接影响到案件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诉讼程序性工作完成的质量直接取决于完成该项工作的主体——书记员工作水平的高低。因此,根据职业化的标准来规范和要求,书记员不仅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而且要提高职业素养,胜任本职工作;不仅要能在细节上关注整个审判过程的点点滴滴,而且要从总体上认识审判程序的逻辑联系;不仅要掌握法律知识,而且要广泛吸收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不仅要有动笔书写的能力,而且要具备“上机”的本领;不仅要沉稳扎实,按部就班,而且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仅要服从指挥,听从安排,而且要坚持原则,严守法律。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做任何事,不管从世俗的眼光看去如何“卑微”,只要做好、做精,都会成为专家,成为权威。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会有把这一行推向极致的人。在这一极点上,这一行脱却了世俗的功利,而成了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如此,人家口头虽然没说,但总会心存感念,心存尊敬。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14:29:22] | 评论(3)
 
别情何以依依
2016-01-04  

   如今,高技术支撑的交通工具愈发快速了。汽车、火车、高铁、磁悬浮、飞机,依依别情来不及酝酿,瞬间便在千里之外,迅速地拉开了人与人的距离。陶渊明有诗云:心远地自偏。现在恐怕要反其意而用之:地远心自偏。我毫无根据地认为,现代人心的疏离,可能与交通工具的提速有关。

   遥看古人送别,行行复行行,长亭更短亭,请君更尽一杯酒,借问行人归不归,柳条折尽花飞尽,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惜别之情,流连之意,期盼之心,叮咛之切,眷恋之真,思念之深,令人回味无穷。而这一切,均与速度无关。

   古人的许多赠别诗文,至今仍然感动着我们,但现在已无法在车站、机场去细细品味那悠远深长的意境了。许多厚重的情感,被淹没在机器的轰鸣和嘈杂的市声之中。即便是临别的最后一瞥,也被攒动的人群所隔断。别后,一个人静静地呆立在熙熙嚷嚷的街头,有些茫然。

   岁月,亦如这现代交通工具,飞奔而去。转眼之间,又是岁末。如今的人生,似乎总在奔忙,没有了一个让心灵休憩的驿站。岁末紧接着年初,不及回想。种种经历,转瞬即忘,人生的过程,因此而在记忆中留下许多空白。往事如烟,而其中所遇所知所思所感,又何忍任其随风飘散。远山云烟,亦可成为一道道风景。故而,记之博客,无事时翻翻,咀嚼回味。斯人斯事,斯情斯景,时常温暖心头。

    2015年就这样匆匆而去。这一年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首歌,余韵却萦绕心间。回望2015,别情依依,何以为寄,此文以志。

    

作者:[魏学锋] 分类:[散文] 时间:[09:13:27] | 评论(0)
 
现场叙事
2015-12-30  
   人过中年之后,方能深切地体会“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的含义。转眼之间,又到了年底。每年年底,对于在法院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撰写法院工作报告,以备院长在人大会上照本宣科。十余年来,这已成为我挥之不去的例行工作,其中的酸甜苦辣,何足为外人道也。数年前,我参加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征文,在选题时忽然想到,何不将法院工作报告的诞生过程写下来,倒也新鲜有趣。这篇文字在当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获得优秀奖,档次不高,聊以“自慰”。现在又到了撰写法院工作报告的时候,翻出这篇旧文看看,并布之博客,同道中人或有同感。

                    现场叙事:一篇法院工作报告的诞生

                  ——人大与法院关系实际运行过程的个人体验

                                引言

   法治乃规则之治,要义在于制度的完善及其严格实施。但在现实中,制度的文本规定与实际运行并不一定天然契合,其结果有多种可能:制度精神被理解或扭曲,制度规范被遵守或悬置,制度目的被实现或偏离。因而对一个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进行细微考察和亲身体验,在文本与运转之间、在经验与理论之间目光流转,相互补正与融汇,当有利于制度及其实施的改进。

   由于社会不过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建构的一个共享的现实体,本质上是人们之间的互动,社会学符号-互动视角强调的就是在微观层面近距离地关注特定情形下的社会互动,展现个人如何体验社会。 制度是以一定价值为取向对社会中人的规制,人们之间的互动承载着制度的运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符号-互动的视角切合了本文主题的需要。

   然而,本文的主题并非是对制度的正式文本规定与其实际运行的泛泛而论,具体关注的是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就正式的制度文本而言,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宪法》、《监督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条款之中,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位阶的规定。但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运行,关系甚大。因此需要深入到一个具体的现场,作近距离的观察,零距离的体验。

学者对某一问题进行实地考察时,往往会遭遇如何“入场”及“保存现场”两大问题。入场环节太多,被访者戒备,以及预设的理论框架,都有可能破坏现场,歪曲真相。 民国时期学者董时进曾说:“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 

   就人大与法院的关系而言,每年一度的人大会议,法院都要在大会上报告工作。而一篇法院工作报告从起草到通过(或未通过)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二者关系实然运行情态,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考察现场。笔者从基层法院到中级法院,先后十余年不间断地参与了两级法院工作报告的撰写,亲历了法院工作报告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过程。如果说董时进为了得到一个“真确的答案”而回到乡下,而这个“乡下”又可以理解为一个现场的话,我则一直滞留在现场。这个现场中没有“外来者”,人人依着自己的角色“原生态”地展现本色,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其优势在于没有入场的困惑,保持着一种原始的现场,“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个“真确的答案”。所虑的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容易在习以为常的惯习中丧失对问题的敏感。因此,我必须比其他参与者多一个心眼,在作为当事者投身其中的同时,另以一个隐性观察者的身份对相关问题作理性审视。

   需要指出的是,这虽是一种直觉与理性相结合的论述方式,却没有简单的是非或优劣评判,更深刻的判断也许就蕴含在对“直觉”的深描之中,表达的是对一种真实的发现、感受和理解,其中或许还包括了难以言说的悖论。因此,这一切不过是以“现场叙事”方式描述的“个人体验”,是否符合“一般真实”、“普遍感受”,则在所难论。聊备一说,立此存照。

一、撰稿现场:笔尖上的耕耘

   法院工作报告的酝酿和撰写,也似农家种稻黍。笔尖上的耕耘,并不“诗意”。每年的人大大会,通常都在年底或次年初召开。此前月余,尽管杂事缠身,但常常为此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其中,有三个核心要素反复萦绕于心,剪不断、理还乱,而又必欲“理清”而后快。如此,方能明心见性,道破文眼。

   1、法院定位。法院工作报告的写作,必有一个隐含的前提,这就是法院与人大关系的定位。在宪法和监督法等正式的法律文本中,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设定,就是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这里,人大与法院显然不能解读为上下级关系,但法院工作报告必须以此作为一个隐含的前提。首先,所谓上级,必是对下级的命运有决定权。法院工作报告通过与否的命运,决定权在人大。其次,正式文本上的人大是以机构或集体面目呈现的,但与法院打交道的是个人。在人大会上,法院面对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代表,还有每个代表的多重身份。其中有的是法院及其院长的真正领导,如党委系统领导代表;有的是法院及其院长的“主管”领导,如政府系统对法院人事、经费等具有决定权的领导代表;有的虽然不是上述意义上的领导,甚至是“当事人”,而在人大会这一特定场景中,也因为其代表的身份而使其他身份得到“补强”。第三,“报告”在公文条例上明确规定为“上行文”,而人大通过或否决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则是“下行文”。 

   从以上法院定位的论述中,人大与法院关系由此立判,这是法院在现实情势下对自身地位的自我认知。明确了这一点,法院工作报告必须保持一种贯穿全文又隐含其中的自我谦抑。

依法院视角,正式文本规定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监督,集体监督而不是个人监督,工作监督而不是个案监督,交办监督而不是代办监督”,但因身处下位,法院工作报告中难免放大监督的意义,扩大监督的解释,突破监督的界限,有意无意地淡化或者弱化法院的独立性,此是自然和本能的反应。如“监督就是爱护,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重视,监督就是动力”、“全方位、多层次主动和自觉地接受监督”等等,此类用语往往用之恐后,发挥至极,在诸多法院工作报告中耳熟能详。再如,有的法院开拓创新,勇于突破,由当事人选择代表为监督员,代表可对相关案件除合议庭合议、审委会研究讨论以外的包括立案、审理、执行等程序操作进行监督。在监督方式上,代表可以调取、查阅案卷证据材料,可以要求承办法官介绍案件内容,可以在审理时旁听,可以随时同法官一起去见证执行。 此类典型事例用之于报告,足可让代表为之动容。另者,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身份多重,因而法院工作报告固有的自我谦抑自不可专属于一方,还需余波荡漾,使之成为整体风格。并且,这种风格必为发自内心的虔诚,才能具有感染力。

   2、“热词”搜寻。无论是人大还是法院,均身处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法院工作报告,无疑要追随主流话语的流变,对政治热词给予特别的关注和保持高度的敏感。第一层级是中央立意高远,总揽全局,提出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路线方针。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等等;第二层级是最高法院为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结合职能,提出全国法院工作的主题,如“公正与效率”、“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等等;第三层级是当地党委政府根据上级的精神,提出的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发展大计,如“科学发展,后发赶超”等等。总之,党委和政府提出的发展重点、遇到的工作难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皆是政治热词的来源,不仅要在法院工作报告中高调引用,而且要作为“精神”融贯在全文之中,成为报告的一个基调。

   报告何以要如此突出政治?大体而言,这与司法的政治属性是分不开的。在理念层面上,政治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特定的利益,借助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政权。 以此来衡量司法,不难看出,司法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是一种公共权力,以个案审判的方式,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关系。因此,司法本身亦属于政治范畴。从政治角度来认识司法,才能深刻地把握司法的本质和根本,司法本身才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司法自绝于政治,政治亦将弃其而去,司法从此可能一事无成,最终丧失存在的价值。单位亦如个人,其实也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政治性存在才是一种强势的存在。政治热词便成为一种政治性自我标识,置自身于无可辩驳的正确和无可置疑的高度。

   在实践层面,依法院在整个国家机关中的格局来看,法院是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之“下”。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亦须将其置于政治格局中考察。相对法院而言,上述三者处于政治链条的高端,控制着主流话语的创造和发布权,法院实际上只能作为“部门”予以贯彻落实,随主旋律高歌起舞。同时,在政治场域中,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十分重要。每年一度的人大大会是重要的政治集会,法院工作报告实质上也是作为一种政治文本在会上宣示。对政治热词的响应,标示着政治上的表态。

   3、写作笔法。法院工作报告的内容和结构,主要是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思路,目的是便于代表了解法院工作情况,在形成内心确信的基础上行使表决权。事实上,代表对法院工作的印象,不是单靠一篇报告所能形成或者改变的。但代表听了报告之后,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效果:即强化此前对法院的正面印象,而对负面感受有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从而在其心理上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法院工作报告的写作,必然要服务于这一效果。因此,基于受众心理而产生的写作笔法便有了用武之地。 

   包括法院工作报告在内的所谓“材料”,大体上有两种基本写法:一种是规范性笔法,即以政治正确为第一要素,凌空蹈虚,高屋建瓴,面面俱到,结论先行,四平八稳,放之四海而皆准,确保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其弊在以其昭昭使人昏昏,枯燥无味,受众听后毫无感知。另一种是个性化写法,即突出思考的深度,情感的浓度,表达的生动,受众听后印象深刻,其弊是如功力不济,容易沦为偏激,用之不当,则授人以柄,效果适得其反。当然最好的笔法是两者兼顾,扬长避短。

   以规范性笔法论,或以“但书”句式先扬后抑:如谈及依法独立审判与接受监督关系,有报告云:“依法独立审判就是要求人民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严格公正司法,但决不是把审判工作与社会隔离起来、孤立起来。” 有的虽无但书明显痕迹,但通过嵌入某些特定字眼以为限制,亦与先扬后抑异曲同工,可视为但书之变种。如“我们必须增强监督意识,自觉接受合法、有效的监督,促进和保证司法公正。” 其中“合法”、“有效”两个词语立足题中本义,又寄寓题外之意,其义深可玩味。另有用“既要••••••又要”语式左右逢源,其例甚多,无需赘举。此皆以规范性笔法,基于司法职能,注重政治正确,文笔老到,虑事周详,滴水不漏。可谓深得辩证法精髓,正面立论,侧面加固,反面堵漏。不过,规范性笔法所需要规避的是,“大词”堆砌,“好词”如云,立意甚高,而终显迂阔。

   个性化笔法,其要义在回应代表关切,以激情之笔,达振奋人心、启人心智之效。某年正值换届,代表甫当选,激情尚在。我们在报告中预设了几个掌声点,如针对代表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写到:“要用铁的制度、铁的措施、铁石心肠,坚决查处到位,决不心慈手软,谁砸法院的牌子,就端掉谁的饭碗!”又根据代表对公正与效率问题的重视写到:“绝不让无辜的人受到法律的处罚,绝不让已经受到不法侵害的群众在诉讼活动中受到伤害;要让违法者受到公正的审判,要让公正不再迟到!”这几段话经院长在大会上激情演说,果然,预期中的掌声骤然响起。此次会上,报告全票通过,院长高票当选。报告中的“名言”,一时成为代表的流行语。若干年后,有代表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津津乐道。虽如此,此类个性化笔法不过游于浅层,更有“劲道”的写法当如静水深流,理性与激情融为一体,在报告工作的同时,与代表共同完成法治理念的“明道”和“传道”。

   二、座谈现场:舌尖上的监督

   在上述撰稿现场中,典型的场景是夜深人静,一窗独明。初稿完成,依程序提交主任、分管副院长、院长层层审改,然后召开院务会、党组会讨论,形成所谓征求意见稿。接着,由院长带队,赶赴本市所辖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征求代表对工作报告及法院工作的意见。

   1、会议样态。以某市为例,该市辖5个县市区,人口432万,某届代表404人。法院赴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征求代表意见,共召开6场座谈会,每次会议约邀请15名代表,共 90人,占代表总人数的22.28%。与会代表的选择,由当地人大常委会确定。据观察,其对代表的选择,并非茫无目的,有一定规律可循,暗合科学抽样方法。其一为偶遇抽样 ,即在人大常委会机关的代表中选择。这些代表较为熟悉法院工作,发言不至于无的放矢,且对其他代表有一定影响力。其二为判断抽样, 即根据性别、年龄、党派、职业等要素,注意代表的“代表性”。同时,在初次确定的与会代表中,总有代表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到会,需不断调整或临时补充,故其选择又会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无论是样本数量还是抽样方法,座谈会所选代表对全部代表应当具有了较为充分的代表性,通过对他们所提意见的分析,从而可以一般地估计或推断全体代表的意向。

会前数日,法院会派人专程将报告征求意见稿送至当地人大联工委,分发与会代表,以便有所准备。座谈会开始,通常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主持,说明会议主题及程序,然后由法院院长说明来意,恳请代表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接着,由法院执笔者介绍报告起草过程和报告主要内容,然后代表发言。其间,法院院长在代表发言中穿插着答疑解惑。最后,由法院院长表态,会议主持人总结。

2、发言型态。翻检十余年来座谈会代表发言记录,大致可归纳为五种发言型态。当然,在某个代表的发言中亦可能兼具多种型态。

套话型。经典的套话是报告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准确深刻,工作安排切实可行,对法院工作的建议是归纳为几个“进一步加强”等等。其特点是从整体出发,高度概括,不及具体。

   专题型。如对“多调少判”深表赞同,而对现代法治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等则颇多质疑,推崇严打重判。一篇“杀气腾腾”的工作报告,更能得到代表响应。又如对当前信访问题深感忧虑,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平安,越买越不平安,一个人息访下去了,千百个人站出来。其他如队伍建设、司法环境、执行难、弱势群体保护、支持基层法院建设等,几乎是每年座谈会的固有话题。

   文字型。作家、教师及从事过材料工作的代表,对文字有着特别的敏感,从篇章结构、大小标题到具体字眼均可提出见解。

个案型。每次座谈会,均有代表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出若干个案。有的自己(或本单位)或其亲属是当事人,有的则是因为自身职责所在,如在人大、信访等部门工作的代表。还有的则属于“公众型”代表,喜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故有当事人找上门来,请求“代言”。

   个性型。有的代表个性鲜明,敢讲敢说;有的则如禅宗般“话头”,语虽粗浅,却机锋暗藏,寄寓遥深。如谈及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关系:一个父亲(人大)的一个大儿子(政府)和两个小儿子(法院和检察院)。再如谈及法院权威的不足:过去法院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现在法院是被“原告吃了被告吃”。

   3、功能模态。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的各部分一起运作以促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这个复杂的系统由一定的社会结构构成,承载着相应的功能。 座谈会将代表与法院领导纳入到一种互动的结构之中,从而实现多种功能,保障人大与法院关系持续、稳定和顺畅的运行。

   显功能。人大对法院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审判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其监督的具体方式主要有,听取和审议法院专项工作报告、法律实施情况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等。此是正式法律文本所规定并可预见的结果。然而,上述监督方式,并非在一个年度内所能全部实行。座谈会的方式,既向代表报告法院整体工作,又以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等分主题介绍各项审判工作中实施法律情况;既汇报法院本年度新制定规范性文件,又针对代表关切,当场回答问题,可以说兼容了正式监督方式的诸多要素。并且,座谈会是代表与法院“一把手”面对面交流,其效果将会最大程度地具有“合目的性”。

   隐功能。毋庸讳言,法院组织召开座谈会,有一个不便明说而代表也心知肚明的目的,就是请求代表在大会表决时,对法院工作报告或候选院长投出神圣的赞成票。为此目的,座谈会的一个特定功能便是“沟通”。大多数代表对法院了解有限,对审判理解甚浅。不了解则易引起误会,不理解则易陷于偏颇。座谈会不比大会讨论法院工作报告时那么正式,气氛较为轻松,便于放下架子、撇开官样文章作深入交谈。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代表提出司法腐败问题。院长在回答时,对此亦深表忧虑,并就此进一步阐述:司法腐败的特点有“三易”:一是易发生。司法权的权力相对分散,法官的审判权相对独立。法官都是“官”,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权力在手,即诱惑相随,稍有不慎,即深陷其中。二是易发觉。法院有党委和人大管着,纪委和检察盯着,媒体和群众看着,原告和被告守着,要想瞒天过海,暗度陈仓,难上加难。三是易发难。法院掌生杀予夺之权,深涉各方利益,备受社会关注,如有问题发生,极易激起民怨民愤。代表听后,称道院长不回避问题,不掩过饰非,虑事深远。

   座谈会的另一功能是“泄洪”。每次座谈会,均有代表夹带自己或他人的个案,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交院长,希望引起关注,这自然不是已为正式制度所取消的个案监督。实践中,法院院长对这种方式并不是本能地拒绝和反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真诚欢迎和愿意接受的。一则确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现平时难以发现的所谓错案或问题,以便及时纠正,消解积怨。二则即使法院办案无错,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答疑解惑,释明法律,以求理解。三则这种个案提交方式事实上是难以拒绝的,简单拒绝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某次座谈会上,有官员代表指责法院审理的一起行政案件判决错误,使有关行政机关极为被动,影响当地大局,并准备联合若干代表在人大大会上对法院提出质询案。是夜,院长急召法院有关庭室负责人、案件承办人赶赴当地,了解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会商解决方案。事毕,代表对此表示满意,一场“危机”在人大大会前烟消云散。

   三、大会现场:指尖上的权力

   征求意见归来,执笔者连夜整理代表意见,反复权衡,择善而从,纳入到报告的修改之中。然后经法院内有关领导层层审阅修改,再呈报人大常委会秘书部门审定,编入本次人大大会的系列文件之中。相比执笔者的寂寞,“两会”前的法院已经处在焦灼的“临阵”状态。了解代表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否与司法有关,注意代表关切的热点案件的进展情况;组织数十人准备进驻两会现场听取代表意见,并编发注意事项,从着装仪表、语言态度、时间安排到回答口径提出具体要求。另派出专人参加大会秘书处工作,担任会议记录,协助起草大会简报、决议等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代表的指尖:在举手表决的场合下竖起指尖,或在电子表决器表决的场合下按下指尖。然而,结果却在不确定之中。

   1、剧场效应。尽管有学者质疑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缺乏宪法依据 ,但历年来在从上到下各级的人大会上,法院报告从未缺席。付诸表决的结果有两种可能:赞成票超过应到代表半数的即告通过,否则便以未通过而遭否决。法院的期待,自然是通过并且高票通过。然而,无论法院此前为此做了多少工作,表决的结果仍然充满悬念。见诸公开报道的,近年来已有青海省共和县法院、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湖南省衡阳市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先后被当地人大否决,虽为数不多,也足以让法院步步惊心。尤其是在数百人参加的人大会上,人群聚集,激情演说,煽情表达,容易酿造一种交互感染的情感氛围,形成所谓“剧场效应”。2007年1月25日,衡阳市人大第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对法院工作报告表决时,有当事人代表忽然提出中院的五大问题,尤其是最后的几句话引起热烈回应:“我一个人大代表到法院去还要左查又查,这样的法院还是人民法院吗!如果这样的法院的工作报告在大会上都通过了,那我们还是什么人大代表!”正是在这种情感的氛围中,不少代表投了否决或弃权票,最终因赞成票未过半数而遭否决。 

   2、围观效应。许多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困境感、焦虑感和弱势感,当一个纯属特定原因造成的个体事件遭遇围观,众人则各取所需,汇聚成宣泄的洪流。而个体事件的真正主体,也会顺势而为,从而放大事件的影响。当今无论是官员、法官,还是教师、医师,只要是稍具公共性的职业,充斥在人们潜意识里的基本上是种种负面性的印象,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势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件,事件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总会充满着不确定性。由于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其评断作为社会问题案件的依据是法律,在很多情形下与公共道德观并不全然契合。而立于泛道德高度俯视司法,极易赢得舆论。同时,司法公正与社会一般正义观的隔阂,亦常常置司法于“不义”之地,百口莫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置之于现代法律的证据和时效规则中,其结果有可能南辕北辙。而且,案件无非利益之争,原无多少的道德可言,当事人所期盼的是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无论是否公正。当公正对其有利时,自然需要公正;当公正对其不利时,公正最好付诸阙如。因此,对司法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当司法遭遇围观,结果殊难意料。简单地“通过”或者“未通过”,简单地“满意”或者“不满意”,直接影响的当然是作为“部门”的法院。如果站在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高度来看,问题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3、程序效应。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已成为通论,但表述并不充分,在很多场合,程序甚至能决定实体的结果。上例所举衡阳市人大会举手表决时,对前四个报告都采用“478(应到代表总数)-反对票数-弃权票数=赞成票数”的方式进行。即不设定投赞成票的程序,而分别投反对或弃权票,然后用应到代表总人数减去反对和弃权票数,就得出赞成票数。在表决中院工作报告时也是如此,清点票数发现,反对36票,弃权45票,按上述公式赞成票为397票,超过半数,应通过报告。但这时一些代表表示反对,要求清点赞成票,如果赞成票不过半数也不行。主持人与市委书记商量了一会,同意了代表的意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次反对43票,弃权61票,赞成174票,没过半数。 由此可见,表决也是一门技术活。

   需要说明的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举手表决的方式还是有利于报告通过的。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毕竟是少数甚至个别,众目睽睽之下,容易形成瞩目焦点,一般人会退缩不前。目前,一些地方已经采用电子表决器进行表决,只要伸出指尖轻轻一点,所有的数据准确无误地一次性自动生成。相比举手式表决,避免了焦点的围观,强化了自主意思的无障碍表达,可见科技对制度运行的深刻影响。这种方式下,剧场效应、围观效应仍能发挥其效,而投票则更具隐秘性,愈加凸显投票结果的不确定性。人大及其代表,以及基于代表多重身份所形成的意向,也将深度规制着法院工作的今后走向。因为,司法不仅仅为制度文本所规定,现实环境也同时裹挟和塑造着司法。

   当然,纵观全国各地,目前否决法院工作报告的仍属特例,预计短时期内也难以成为普遍现象,只是不知道会“花落谁家”。在我所先后经历的十余次人大会表决中,两级法院工作报告均顺利通过,但其中也并非波澜不惊,只有在“通过”得到权威确认时,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大会决议随后下发,充分肯定法院过去取得的成绩,对法院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指明方向。——又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闭幕。

    四、隐性现场:心尖上的透视

    以上三个现场的共同特点是显性的,即以其外在行为为人所观察。然止步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发隐抉微,揭示其行为的内在逻辑。布迪厄认为,社会实践事实上就是场域运行的产物。这个场域是复杂性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是一种由客观性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是一个永恒充斥着斗争的空间。 其中包含着两个要素,一为权力关系,为场域提供结构并安排场域内发生竞争性斗争;二为事物运作的内在逻辑,约束着可能行动的范围。 以此为视角,更能透视显性现场背后的理由与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窥视到参与者的内心。这仍然是一个现场,尽管其隐而不显。

   法院工作报告最终是交付人大进行审议与表决,因而在其起草乃至表决的整个过程是置身于人大场域之中。从人大场域的内在逻辑来看,无疑以人大为主导。人大宪法地位的至上性,是法院正当性的来源,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更还有政治和道义上的。法院在有关问题上纵有千般理由,万般说辞,一遇上人大,便只能集体失语。因为人大就是“人民为大”,是万权之“元”,万理之理。如人大大会对法院报告之表决、常委会对法官任免之表决等,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权力关系而言,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权是单向度的,司法在人大场域中并无权力可言。

   首先,在制度的设定上,人大的监督权是全方位和控制性、强制性的,有宪法之尊、法律之威、条例之实,规章之广。其报告审议与决议之权,直指法院工作的臧否评价;其法律实施情况检查之权,涉及法院审判的全过程;其规范文件的备案审查之权,关涉法院解释法律和内部管理;其询问、质询和特定问题调查之权,关系法院的个案审判、法院及法官职责;其选举、任免、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之权,决定从院长到普通法官的职业理想和政治生命;其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查和决定之权,影响法院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权力即使是引而不发,也如利剑悬空,足以形成现实的威慑,对法院及其法官的意志与行为产生影响、制衡乃至控制。

   其次,人大并非是抽象的理念、概念的集合,代表所代表的是不同个体、群体、阶层、集团的利益,人大场域实质上就是各方利益博弈之场,殊难以道德甚至法律论。各方利益必会以代表之口,籍正义之名,挟宪法之尊、法律之威、条例之实、规章之广,逼人就范。在此场域中,法院在报告表述中自我谦抑,在代表座谈中降下身段,在大会表决中诚惶诚恐,也就成了自然而必然的选择,此为弱者的生存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新修宪法时,已经删掉了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但法院并未因此而助推相关配套法规的修订,反而孜孜以求。究其动机,盖因人大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场域,在此登台亮相,至少在宣示意义上由“部门”上升为独立资格的主体,与政府一样成为一个“政治法人”。侧身于人大场域,法院难免要将司法语系进行政治的、道德的包装,以便实现不同语系的交流,但法院毕竟不能丧失自己的特性,无论如何包装,法律、法治乃其内核。尽管身陷其中遭遇围观,备受煎熬,其实为法治的推进埋下伏笔。以长远观,这已超越策略,而升华为一种战略。

                             结语:余论与启示

   走笔至此,本文似可告一段落,但问题并未因此而完结。围绕法院工作报告的产生过程,基于监督与回应的视角,以及由此衍生的问题,仍有太多的困惑萦绕脑际,郁结心头。

   其一,目前法院工作报告以政治逻辑为主,过于渲染政治正确和政治成效,而围绕司法规律、司法行为的特点和困难的介绍与释理较少,司法逻辑退居其次,实际上不利于司法信息的有效公开,反而弱化了监督的实效。

   其二,在人大场域及其所渗透的司法场域,法院身处单向维度的被监督者、纠纷处理的主导者、法治治理的维护者等多重角色,身份被不断切换,面临角色紧张和职业人格的分裂。

   其三,司法领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权力域,其中各种规范的和非规范、制度内的和制度外的力量都可能介入到这个领域。 当利益或义务被监督权裹挟,不仅导致当事人地位的失衡,更有可能将法院置于当事人地位,接受人大或者有着代表身份的当事人的“审判”,而且并无制度上的救济渠道。权力容易被滥用,必须被监督,司法权如此,那么监督权呢?

其四,司法机关是分立的三权最弱的一个, 尤其是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司法权更需要培育与呵护。因此,应当建构符合法治需求的司法政治生态,实现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等等。

    这些,都反映了监督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传统、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司法的现实困境,以及法治未来的不确定性。 

               

   通览本文,法院工作报告的诞生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在其诞生之时,就已经静静地躺在本次会议的资料汇编之中。以后,也许难得有人在尘封的档案中去寻寻觅觅。只是,人大会年年要开,法院工作报告年年要作,而围绕它发生的故事也将年复一年重复上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种重复并非机械地复制,一些新的元素将会或显或隐、或多或少地添加到“故”事之中。若干年后蓦然回首,一篇小小的法院工作报告,印证的是一个大时代法治进程中的种种细节,而每一个细节都意味深长。

    

作者:[魏学锋] 分类:[法理] 时间:[08:29:00] | 评论(2)
 
话语与规训:判决书叙事的隐性说理
2015-12-22  
   近来沉浸在案件事实之中,从隐性知识、事实解释到叙事模型,已写就三篇文字。最高法院制定的判决书样式结构将“审理查明”(叙事)与“本院认为”(说理)分立,二者功能判分,犹如双峰对峙,几无相融。而深究叙事,其中亦蕴含着丰富的说理因子。我在《判决书叙事结构模型发凡》一文中,曾经写到判决书叙事中的隐性说理问题,因论题所限,未能深谈,故就此再写一篇专论。四篇文字皆基于案件事实,但并非就“事”论“事”,视角不同,重点各异,层层展开,步步深入,形成一个专题系列。浅见陋识,“敝帚”难以“自珍”,尚祁“同道”不弃,匡我不逮。

                        话语与规训:判决书叙事的隐性说理

                                     引言

   判决书的说理问题,论者一般将论域规制在“本院认为”之内,其中关注的也是“如何说理”的问题。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抉微钩沉,发现判决书“审理查明”叙事的隐性说理,进而借助福柯 的“话语”与“规训”理论,烛照这种隐性说理“为何这样”、“怎样运作”的原因、过程和机制,为优化叙事结构、更新写作方法、深化说理层次、提升受众认同等,提供一种“他者”的视角,揭示几重“另类”的意义,提出若干“例外”的策略。

    一、隐性说理的实证发现

    样本:被告人陶某与被害人陶某某案发前暂住于某出租房,两人未申领结婚证,生育有两子女。2013年8月19日凌晨,陶某在暂住处因琐事与陶某某发生争吵,遂产生杀人恶念,用双手猛扼陶某某的颈部致其死亡。期间,陶某还强行与陶某某发生了性关系。因担心陶某某未死,陶某用手机数据线缠绕陶某某的颈部并打上死结,尔后用挂锁将暂住房门锁上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陶某某系颈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这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采撷的一个刑事判决书叙事样本。在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的收集成为可能,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全样本”的基础之上。而上述所引样本,显然只是一个个例。坦率地说,这个个例也并非随机抽样的产物,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实证性研究,在样本选取上,有违“全样本”、“随机抽样”之嫌。

   然而,这个个例的选取,是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海量判决书为背景的。笔者在该网随机抽取了1000份刑事判决书样本,研究发现,判决书的说理,不仅仅体现在“本院认为”之中,在“审理查明”的叙事中亦隐含着说理。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个例,是因为这份判决书比较集中地涵盖了叙事隐性说理的诸种类型。因而,本文虽然以个案为例证,却并非只是“孤证”。换句话说,以下的类型化描述,看似对某个个案的挖掘与推演,实则为众多样本的归纳。

   (一)法理性叙事

   判决书的叙事,是为了给司法三段论提供小前提。“法律事实的认定”与将引用之“法律规范的寻找”,两者之间是在相互影响下作成的。 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实是对法律事实的描述。因而,判决书叙事所承载的法律事实,必须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严丝合缝”,才能推导出相应的法律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法理性叙事,实为要件式叙事。

  本例中,判决书最终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所谓故意杀人,法律上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依通说,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分为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本例中,其叙事完整地隐含着故意杀人罪的四个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被害人陶某某系颈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说明: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本例引证法医鉴定,确认被害人死亡,生命权被剥夺。

   2、客观要件:被告人陶某“用双手猛扼陶某某的颈部致其死亡”。 

   说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必须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本例中,被告人陶某采取“用双手猛扼陶某某颈部”的方式,结果是“致其死亡”。在此,不仅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危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亦由此得到勾连。自然,这种行为无疑是非法的。

   3、主体要件:本例引自公开网站,判决书隐去了首部的被告人基本情况,年龄等自然状况不得而知。

   说明:故意杀人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身份的犯罪主体。本例的判决书,在上网时隐去了首部的被告人基本情况,但原件上这一部分不可或缺。由此引起进一步的思考是,判决书的叙事并不局限在“审理查明”之中,被告人的年龄,直接关系到是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刑责的实体性结果。同时,首部中有关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基本情况、案件由来、审判组织和开庭过程等,其实是一种程序性的叙事,其中所隐含的说理,关系到审判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4、主观要件:“陶某在暂住处因琐事与陶某某发生争吵,遂产生杀人恶念”。

说明: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例因琐事争吵遂生“杀人恶念”,是基于气愤产生的杀人动机。同时,结合被告人嗣后的“猛扼颈部”、“担心未死”,“用手机数据线颈部并打上死结”等行为,无疑构成了直接故意。

   (二)事理性叙事

   事理,是指事物本身所蕴涵的道理。事理的特点有三:一是时间的过程性。“审察事理,须慎观始终”。 二是内在的价值性。事理是事物内生的、自在的,是决定一事物是该事物的基本根据。 事物发展有其必然的过程,事理蕴涵其中,并有利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三是内容的真实性。即事理寄寓在真实事物之中,是对真实的反映。实证发现,判决书的叙事,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内隐上述三种特征。

   1、故事性叙事。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其本身即具有故事性。而所谓故事性,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有什么结果。这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要素具备、耳熟能详的完整故事。判决书的叙事取自生活事件,自然不能别出心裁。本例的叙事,叙述的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于2013年8月19日凌晨,在二人租住的房内,因为琐事发生争吵,发生了被告人杀害被害人的结果。

    由此可见,判决书的叙事,呈现的也是一种故事性样态。即沿着时间的流向,描述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其中蕴含着由起因到结果的因果链条。这种叙事,是一个交织着线性时间向度和线性因果逻辑的故事性叙事构造。本例的叙事,在外向上展现的是一个时间向度的过程。在过程的叙述中,内含的因果逻辑,足以打动、晓谕和警示世人。即,当一种艰辛而平凡的生活常态被突如其来的冲突所打破,特别是由此导致了惨烈的结果时,反而凸显了平淡生活的价值。判决书的故事性叙事,隐含却又昭示着生活的哲理。这些,不是法理性叙事所能涵摄的。

   2、真实性叙事。如上所言,事理具有内容的真实性特征。据此而言,判决书叙事意义上的事理,包含着证据链和真实感两重含义。

   就证据链而言,判决书叙事所指向的事实,实为证据事实。即叙事建立在认定的证据之上,是为证据所证实的事实,故证据本身要确实充分,并形成证据链。裁判文书样式中,对此辟有专项内容。即列举当事人所举证据,然后根据证据规则,分析认定相关证据。严格来说,这已不是叙事的隐性说理问题,而是针对证据的直接论理。但是,这一问题却是真实性叙事的基础,也是真实感的源头。

   事理寄寓在真实事物之中,是对真实的反映,故叙事必须忠实于真实。但忠实于真实,并不一定就等于不了解真实的受众,在读取叙事时就有了真实可信的感受,即真实感问题。因此,在叙事中应当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本来面目和前因后果交待清楚,使人看了感到客观、真实、可信,不产生合理怀疑。  且看本例,首先交待了被告人与被害人未申领结婚证,生育有两个子女,给人一种两厢情好之感。但却于某日因为“琐事”发生争吵,致使被告人“产生杀人恶念”,继而采取“猛扼”、“用手机数据线打上死结”等极端手段杀害被害人。并且,在该判决的“本院认为”中,也否定了被告人有关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的主张。纵观整个叙事过程,在两人感情基础良好的基础上,是什么样的“琐事”,能使被告人“产生杀人恶念”,并残忍杀害被害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读后,总有一种疑惑挥之不去。这样的叙事,缺乏一种背景事实的交待,以及一种后果的“前情”铺垫。要言之,是事理逻辑的断裂。

   (三)情理性叙事

   所谓情理,简单地说就是“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是深藏于个人心中的感觉而不具有实定性, 是“弗学而能”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是人的天然和自发的情感。情理是裁判文书不可不说的道理,任何道理都是通人情的,有情理的裁判文书才能打动人、征服人。 实证发现,裁判文书的作者运用种种笔法,有意无意地将情理嵌入在叙事之中。

   1.细节刻画。本例的叙事文字简短,但引人关注的细节有四:一是“未申领结婚证”。受害人在被告人未与她申领结婚证的情况下,追随被告人暂住在出租房,并为被告人生育两个子女,可见其温良顺受,对被告人恩爱情深。未申领结婚证,与被告人的故意杀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不成立法定或酌定的从重、加重,或从轻、减轻情节,而是一种具有文学意味的情节,意在刻画出受害人的善良形象。二是“担心未死”。通过对被告人“恶念”、“猛扼”、“缠绕”、“死结”等细节动作的描述,其凶残形象跃然纸上。三是“强奸”。尽管判决并未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但在叙事中仍然插入了一个细节,即被告人在杀人过程中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凸显被告人不惟暴虐,而且无耻。四是“锁门”。被告人杀人后,用挂锁将房门锁上,以便为其逃离赢得时间,亦见其作案中思虑的周详与行为的“从容”。

   2.强烈冲击。从过程上看,通过上述细节的描述,被害人的温顺善良,被告人的凶暴无耻,形成鲜明对比。就结果而言,是善的毁灭,恶的得逞,对人的情感形成剧烈冲击。叙事效果与其说是诉诸逻辑,不如说是付诸情感。这样的叙事,直指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底线,是人的内心中最脆弱、最柔软、最敏感的区域,最容易引起条件式反弹。通读判决书叙事之后,对受害人的“悲”,与对被告人的“怒”形成强烈对比,对人的情感形成强烈的冲击。

    二、话语权力的技术规训

   以上实证依托一种静态的样本,发现了判决书的说理并非只是“本院认为”的“专利”,在“审理查明”中实际上也存在着说理,尽管其是隐性的。同时,在实证的类型化扫描中,归纳了这种隐性说理在实然层面“如何说理”的问题。但是,这种隐性说理究竟“为何这样”、“怎样运作”,则是静态样本所不能满足的。“纸上得来终觉浅”。更深层次的机理研究,还有待于借助技术理性致力于“现场”的亲历与观察。

   (一)权力重启——权力即技术

    判决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书面结论。 因此,判决书无疑是一种权力的表达,并且是通过话语来表达权力。关于“权力”,传统意义上的世俗权力,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线性传导”运作,通过强制性的命令、服从等方式实施。 福柯所说的权力,是指一种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的、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的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体成为“合格”的社会人。 所谓“话语”,在福柯的论域中不同于语言学中概念,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包含着社会语境的交流事件,彰显了参与者,以及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过程。质言之,话语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权力关系,主要由指定的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机构中使用以达成对个人的控制。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福柯权力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规训”。其意为规范化训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通过日常生活的规范化的纪律、检查、训练把肉体变成权力操纵的对象和工具,以此来支配、控制人的行为,甚至造就人的行为,逐步达到构建规训社会的目的。 就权力、话语、规训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简单地说,话语是一种权力,通过规训来实施。同时,在这样的视界里,权力的宏观叙事被置之事外,关注的是一种微观权力及其运行机制。这种微观权力,是一种局部的、持续的、毛细血管状的和细节化的权力,其最大的特点是隐匿性与生产性。 

判决书所承载、表达和运用的权力,从最终结果的执行上来说,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无疑具有传统世俗权力命令、服从等强制性特点。但是,这种权力并非一种纯粹的强权,具有通过话语进行规训的特点。

    首先,从大的背景上来说,中国社会管理正在经历从“传统统治”到“现代治理”的转型,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传统统治的关键词是斗争、暴力、控制和人身依附性,现代治理的特点则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机制的协作性、治理手段的复合性,强调政治结构各系统之间的协调性,权力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线性传导”式的单向度运作。

   其次,现代法治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限制权力者的权力、规制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的恣意,在此情境下要保障权力的有效发挥,“规训”则成为必然的选择。

   第三,司法是现代法治的支撑,本质性的特征是程序法定和正当程序, 旨在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技术性程序达至公正的目标。司法针对的是个案,是在宏观权力背景下运行的微观权力。因而,必须将说理的触角渗透到各个环节的细微末梢,从而在案件流程中、在特定场域内、在相关体制下对受众产生即时性的、共时性的、历时性的影响,不断地进行着思维和行为上的规训。这种微观权力运行的技术性意义,不仅在于保障个案中实体结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更在于防范不特定多数受到“枉法”追究。即以个案的方式,促进法治信仰,使社会主体成为遵守法律的“合格”社会人,实现对社会的司法性治理。

   第四,判决书是司法过程及其结果的最终和最集中的展示。俗语云,法院是讲理的地方。司法的突出特点是通过“话语”的“说理”,这是其权力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权力行使的方式。司法的过程,就是体现公开、平等、中立乃至合意等特征的法定程序的展开,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规制着法官的恣意。判决书对这一过程的“实录”,本身就昭示了这一过程所集中体现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涵括了隐性的、显性的说理。

因此,所谓权力,实际上就是技术。而判决书所承载、表达和运用的权力,不再是直接和赤裸的强权,而是一种全过程、多维度的技术理性的规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切换传统的权力观念,重启这样一种规训式的权力模式。判决说叙事的隐性说理,施行便是通过“隐匿性”、“生产性”、“无所不在”的“支配人体”的微观权力技术——这正是规训的技术诀窍所在。

   (二)知识图式——权力即知识

   在现代法治社会,祛魅后的权力失去了神谕般的权威,愈来愈举步维艰,迫使权力以“技术”的方式来运转,这也是“规训”产生的历史背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知识具有一种“公理”的权威。当权力生产和拥有知识时,权力便赢得了权威,至少是补强了权威。知识受到崇拜,知识即权力,权力不过就是知识。

   应当说,司法是一种具有丰富知识含量的权力。法律以条款的形式呈现,其背后却是庞大而深厚的知识体系的支撑。法律职业活动已经形成了其所独有的或专有的知识或技术,没有经过一定专门训练的人们完全无法涉猎。 司法权力的运转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司法知识,需要特定的司法技艺来支撑权力。当它在自己细微的机制中运转时,如果没有知识形成组织和进入流通,它不能成功。 可以说,法律和司法业已形成一个高悬的“专业槽”,这也是法治发达的一种重要表现。而法律又恰恰规范和调整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司法也恰恰向整个社会开放。社会个体遭遇侵害、产生争执时,一般来说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懂法”的人咨询。一般公众对法律知识的陌生和疏离,正是司法凭借知识形成权威、进行规训的用武之地。而在所谓法律共同体内,由于具有相同的知识训练和背景,司法的专业化运行,也应得到更多的认同。

在“知识崇拜”语境下,判决书体现其专有的知识品性,本身就是最好的说理,也是一种有效的规训。如前所述,案件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针对同一事实,不同领域的叙事方法大相径庭。如文学性的叙事,关注的是与人物性格、命运最相关联的事实,从而诉诸情感上共鸣。而判决书的叙事,其主干是围绕着构成要件进行剪裁、构造。这种叙事方式,渐次展开的是法理性的“知识图式”。而在法理性的叙事主干中,交织着事理性叙事和情理性的叙事,其背后亦有着常识性知识图式的支撑,使之符合“常人”的常识性判断思维路径。在这里,叙事不仅是对事实过程的描述,而被赋予了“论说”的色彩,只不过是描述式的论说。论说作为实践,系统形成了它谈论的对象。 这种谈论对象,就是被知识图式所界定的系统。就此而言,判决书叙事的隐性说理,是通过知识来体现的。知识就是力量。由此,判决书及其所承载和表达的权力便获得了由知识注入的力量。同时,知识的作用,在于促进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理解。 判决书叙事中蕴含的知识,犹如完成一次入门性的培训,让受众隐约形成理性与情感上的“前见”,为理解紧随其后的正式说理和最终的判决结果埋下伏笔。

    (三)意义空间——权力即意义

     人们对事物的理解,首先要赋予事物以“意义”,才能最终得到接受。当然,个体的经历、经验、层次、偏好的不同,所理解的意义无疑存在差别。但是,判决书叙事作为一种有着强烈目的导向的“话语”,必然要在其中隐置意义,以此引导受众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完成司法权意义上的隐匿性规训。据此而言,权力即意义。

    在规训技术的诸种方式中,空间的规划、布局和分配是一种普遍的手段。这种空间是一种“全景敞观”式的物理空间,其规训方式是权力以微妙的“自然”方式运作,让人习以为常,从而自动地接受规训。 借用空间规训的概念,判决书的叙事,就是在叙事中构筑若干意义的空间,将受众的想象自然地引入意义空间中来,形成预置的多重知觉结构。设置空间的同时,也就限定了边界。其意在于,无论想象如何流动,最终都会进入某种先置的规训机制之内。这是一种没有强制、甚至没有说教的规训方式。

    1、逻辑性意义空间。严密的逻辑是司法的突出特点,逻辑的本身蕴含着强大的说服力量。这种逻辑性意义空间的构建,其本身也需要逻辑性的“证立”。

   司法上的论证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的证立: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内部证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判决是否从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这两个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 判决书作为一个整体,内置了司法三段论的逻辑结构和推理过程,因而其叙事(小前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判决书叙事的隐性说理,也隐含在三段论的交互关系之中,从而体现出整体效果上的逻辑性说理。也就是说,判决书的叙事,必须被法律规范所涵摄,形成有效的演绎推理关系,从而完成内部证立,这也是“法理性叙事”的道理所在。但是,三段论的论证力量在于言说者和受众接受论证的前提都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受众对前提提出质疑,则无论这种论证在形式上多么完美,结果可能是一种“负意义”。因此,法理性叙事的本身还存在一个真实性叙事的论证,即在外部证立之前,首先要完成一个证据规则-证据事实-法律事实的小三段论的推理过程,此所谓内部证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判决书叙事又是相对独立的。

   总之,司法三段论强调结论由前提得出,体现形式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法治的确定性价值。在司法三段论所“圈定”的意义空间里,牵引着受众的思维导向,使之自动地得出一个事先早已设置好的结论。

   2、法律性意义空间。司法的场域,就是一个具有规则性意义的空间。司法的本质属性是规则性,即通过法律程序,为社会争议提供法律判断和法律结论,体现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规则之治。因此,判决书叙事应当体现法律规则,但叙事的特点又决定了它是隐性的体现法律规则,并由此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规训。

   法律性意义空间包含两个层面:程序性叙事和实体性叙事。关于程序性叙事,一是法官程序,包括案件由来、审判组织和开庭过程等,其中隐含着审判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当事人程序,如是否到庭、是否举证、举证质证是否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等等,程序性失策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程序性叙事的意义,是规制法官的恣意,示人以公正的形象,赢得更好的认同。同时,也规制着当事人的肆意与大意,避免受众将当事人的不利归因于法官的不公。关于实体性叙事,就是将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构成要件隐含在叙事之中,使之构成一个演绎性的逻辑链。其隐性说理无非在于,判决是逻辑规则的产物,是一个确定性的结果,而确定性正是法治的重要价值所在。

    3、融贯性意义空间。司法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法律的规则之治,但案件事实所蕴含的并非仅仅是法律上的“意义”,而是一组“意义群”,从而组成不同的意义空间。这些不同的意义空间有着相应的目的指向,如法理性叙事导引的是法律判断路径,事理性叙事寄寓生活哲理,情理性叙事则隐喻判决书说理部分不便直言的道德评价等。进一步说,刑法具有片段性的特点,即从法秩序的全体来看,刑法仅仅将违法行为中的一部分当做犯罪来加以规定,是刑法谦抑性的延伸。 在判决书的叙事过程中,单纯的法律性构成要件叙事,是难以构成一个完整事件过程的,呈现出的必然是一个故事性的结构。因此,在要件事实之外的叙事,其中亦可相对独立的隐含着情理性或事理性的臧否评价。

    但是,这些“意义群”又是以融贯性为统摄,构成整体性的“话语集群”。融贯性的第一个特点是关联性。判决书叙事,主要是为司法三段论提供法律规范所能涵摄的要件式的小前提,本身即具有法律性。而法律的整体实际上是协调各种权利或价值的一种体系性安排,一项明确的法律义务是对“所有关联因素”进行衡量和权衡的基础上得以确定的。 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已经将事理性的、情理性的所包含的道德等所谓的“法外”因素整合到自己的规范之中,这些因素是“小前提”的当然之义。或者,这些“法外”因素正是法律规范的深层意蕴,需要对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性的外部证立,因而也必须在叙事中得到隐性的回应,否则无法达成内部证立。融贯性的第二个特点是支持性。即不但要求信念之间没有矛盾,而且要求信念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 瑞典哲学家佩策尼克将法律论证区分为充分法律语境证成和深度证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表明裁决能在法律体系的语境内被充分支持,第二层次说明参照一般的道德标准能够使法律出发点和论证规则得到维护。因此,法律裁决不仅要在法律的基础上证成,还要在普遍理性基础上证成。 判决书的主体逻辑结构,无疑应是法理性的“充分法律语境证成”。但是,事理性和情理性的叙事,也恰恰证明法理符合事理和情理的逻辑,法理建立在“普遍理性”的基础之上。法理无外乎事理和情理,更容易获得一般受众的理解。

   三、个案定制的叙事策略

   司法实践中的案件,案情千差万别,受众在其中所理解的“意义”、寻求的目的亦因人而异。故而,判决书的叙事方式及其隐性说理,也需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量身定制。司法,正是通过对无数个案的处断,实现对社会的司法性规训。

   (一)常规叙事

    实证发现,绝大多数刑事判决书都是法理性的构成要件式的叙事。对于大量常规性案件,只需完成“充分法律语境证成”即可。毕竟,司法是以法律为依归,对社会案件提供法律判断,作出法律处置。

   所谓常规叙事,实际上就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叙述。但是,实践中判决书的叙事所遵循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存在着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没有出罪事由的犯罪构成、没有归责的犯罪构成、没有位阶的犯罪构成等诸方面的缺陷,四个要件之间内容重合、相互依存、无法独立,体现了一种一有俱有、一无俱无的关系。 按照“四要件”来铺陈叙事,结果是在判决书中,只能对定罪的四个要件进行罗列,对定罪的过程无法进行揭示,进而对何以定罪的说理不充分、不透彻。 因此,应以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为依据,重新整理法官在判决书叙事中的思考过程。其意义在于,是在事实中去发现法律,是从不同侧面来考察行为,是基于不同位阶和层次对犯罪与否进行检验,是对犯罪进行类型化和特定化的归纳性描述。其在叙事过程中,叙事本身也形成了一个论证体系,因而也更具“规训”上的说服力。于此同时,在判决书的叙事中还应备述量刑事实,即有关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进而通过论理部分阐述各量刑情节对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等结果的影响,与最终的量刑结果形成逻辑对应。

   (二)个性叙事

   判决书的个性叙事,一般来说,针对的是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案件事实的理解存在严重对立等情形,其中体现了法官的价值追求,还有法官的才情、学养、见识、智慧和品位。既然强调的是个性,自然难求统一的模式和风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兹以德国波恩州法院的一起故意杀人未遂的判决书为样本, 归纳个性叙事的若干特质,以资说明。

   1、文学化描述。文学叙事,是以形象的语言,生动的细节,表达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关注。此例的简要案情是,被告人A与前女友B因感情纠葛,某日晚在B的家中,用刀将B的现任男友C致成重伤。德国波恩州法院认定被告人因未遂的故意杀人与危险的身体伤害的竞合,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德国刑事判决书的事实和理由并非截然分立,而是集中在“理由”部分综述。 在理由部分,首先是被告人的小传,以细腻传神的笔调,描绘被告人出生低微、学业不佳、事业失败、爱情破裂、吸毒成癖,呈现的是一幅惨淡的生活图景。接着,以生动细致的情节,描写被告人刺伤被害人的过程,包括被告人事先周密的计划、刺伤被害人身体的部位及程度、刀刃的折断、被害人的抵抗、追赶和逃跑的路线等等细节,并特别强调被告人“在孩子面前实施了犯行”,甚至还描述了一条名叫“雷诺”的狗为保护主人而被被告人刺伤,后来经过手术被救活。叙述中,有时间、地点和人物,有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局,有正述、反述和插述,有铺垫、烘托和伏笔,有外在行为,还有心理刻画,极尽文学笔法。

   2、深刻的思想。这种细腻、生动、传神的文学性叙事,并非只是向受众讲述一个被告人、被害人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甚至还包括“雷诺”——之间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否则,这就是一篇纪实性的小说或报告文学,而不是法律性的裁判文书。其背后,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刑法思想。在这里,判决书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实行行为”,而在行为刑法维度之外找寻着行为人刑法的理想 ——¬人格刑法。在被告人的成长经历以及犯罪行为中,可以认识其整体人格。而承认犯罪者人格是一个与犯罪行为并存的现实,强调犯罪者的人格在刑法中的作用,是现代刑法最具灵性、最有人性的部分。因为,只有从犯罪者人格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刑法中规定犯罪的目的,而不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 同时,这种叙事方法也让人看到,犯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有着其前因、经过与后果。使受众以自己的理解去体会:残酷无情的人可能受到法律严惩,有情有义的人值得法律同情,让人们感觉到法律离他们、法律离道德并非那么遥远,判决书发挥了道德规劝作用,道德规劝反过来论证了判决书的合法性。 而在这其中,隐含着法官的思想乃至情感的倾向。

   3、技术性操作。深刻的思想是一种背后的支撑,在叙事中并不能付诸直接的表达,而必须有一个技术性的载体,通过技术性操作来实现。此份判决书的叙事,内含德国式的“三阶层”体系:一是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从客观要素、主观要素到竞合,完成对行为的定位。二是违法性,从违法性之于构成要件的实质过渡,到违法性的阻却事由,完成对行为的定性。三是有责性,从责任要素、责任故意(或过失)、违法性认识、期待可能性到免责(减责)事由,完成对行为的定责。由此,通过“从事实到法律,从主观到客观,从形式到实质,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的展示,保障所有涉及刑事可罚性的法律评价都将被关注和审查,并以做减法的形式递进式动态推理,对罪与非罪不断检视和反思,使刑法追求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目的得以统一和实现。 

                                    结语

    判决书叙事的隐性说理,在哲学上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休谟认为, “是”与 “不是”为事实判断,“应该”与“不应该”是价值判断,二者差别很大。 但是,“对通过观察等手段获得事实材料的加工整合过程,离不开主体的价值评价”; 通过语言“对社会事实的陈述,内含着意义与价值”。 因此,“所有的事实问题都只是主体认知中的问题,其难以独立于主体的认识而存在”。 综上,判决书叙事的隐性说理,正是法官基于解决争执、化解矛盾等价值追求,对案件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剪裁,以一种“春秋笔法”,通过“话语”对受众进行的技术“规训”。

    

作者:[魏学锋] 分类:[法理] 时间:[09:44:43] | 评论(0)
 
判决书叙事结构模型发凡
2015-12-18  
   近段于公余之暇,连续写了《一起个案审判思维过程的隐性知识解码》《被解释的事实——从一起个案出发的多面向逻辑解析》,皆与案件的事实解释相关。案件事实固需解释,而其前提是如何叙事。叙事之中,大有深意存焉。 

                        

                            判决书叙事结构模型发凡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310份抽样文本为进路

                                     引言

   在判决书中,“事实”部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事实究竟如何叙述,虽有一定之规,然案情千变万化,叙事也是千姿百态,效果不一。本文依托新近开通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大数据”系统,辅以典型例证,借助叙事结构理论,归纳判决书叙事的若干结构模型,并于其中寻求优化之道,以提升叙事效果 。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归纳判决书叙事结构模型,自应以实证为依归。打开中国裁判文书网,海量数据扑面而来,纵然批阅十载,终难撰成此文,抽样便成不二之选。先以地域为特征抽样:在31个高院中各随机点击一个样本,在30个实现两级联通的高院所辖中院中各随机点击2个样本,在20个实现三级联通的省级辖区的基层法院中各随机点击5个样本,共计191个样本。由于在实现两级联通的省级辖区中,有部分基层法院的裁判文书已经上网,这一部分数据未能纳入上述抽样的总体。为弥补这一缺陷,再以案件类型作为抽样标准。即随机点击50个民事案件样本,30个刑事案件样本,20个行政案件样本,10个知识产权案件样本,4个赔偿案件样本,5个执行案件样本,共计119个样本。如此,本文所收集的样本达到310个。以此为研究对象,或可见微识著,体现总体概貌。

    一、故事式法律要件叙事结构模型

   爬梳数百份判决书的叙事,直观来看,是法官讲述过去的故事。而以专业眼光审视,这又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二者交映,便构成一个判决书叙事的基本结构模型。

   (一)要素式故事叙事

    一般说来,故事性是文学、新闻的“领地”,岂容他人置喙。戏剧叙事有所谓“三一律”,即时间、地点和事件三者的集中统一 。新闻叙事也有“5W+H”之说,即何事(whct)、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故(why)和“怎样”(how)。这些要素的组合,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判决书的叙事,呈现的也是一种故事性样态。即沿着时间的流向,描述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其中蕴含着由起因到结果的因果链条。这种叙事,是一个交织着线性时间向度和线性因果逻辑的故事叙事构造。在此过程中,特定的人物之间(原告与被告,被告人与受害人)因为某些事由(贪利、报复或者不当履行职责义务等)产生争执,从而导致一定的后果(伤害、损失等)。叙事中,法官尽管是以其惯习的冷静笔法进行描述,仍构成一个个引人入胜或惊心动魄的完整故事。文学叙事上,平淡之笔更见忧伤;判决叙事中,冷静之笔更见深刻。

   判决书叙事具有故事性特征,并非法官刻意要讲述一个故事,以此打动、晓谕或者警示世人,这不是法官的职责。判决书叙事的故事性,为案件自身的特点所规定。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其本身即具有故事性。而所谓故事性,正如新闻叙事中的“5W+H”,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有什么结果。这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要素具备、耳熟能详的完整故事。判决书的叙事取自生活,自然不能凌空蹈虚、别出心裁。且以一起故意伤害案为例 ,看判决书叙事的故事性。

   案例1:2013年8月18日22时许(何时),被告人杨某(何人)在某市新华书店宿舍4单元地下一层出租房内(何地),因琐事发生纠纷(何故),与被害人柳某(何人)互殴,至柳某小肠破裂等伤,经依法鉴定为重伤二级(怎样)。(故意伤害这一事件构成“何事”)

   (二)要件式法律叙事

   判决书叙事并非仅仅为了讲述一个故事,毕竟,这种叙事是为了给司法三段论提供小前提。因而,法官在查证事实之后,正式书写判决叙事之前,要对事实进行法律上的“定性”。甚至,在查证相关事实之时,业已链接“定性”,不动声色地依“样”选择着事实。然后,在判决书中隐而不显地将“定性”嵌入到叙事之中。这种定性,即表现为“构成要件”,如由行为、过错、侵害事实、因果关系组成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在“外行”看来,判决书叙事只是一个“要素”具备的“热闹”故事,而以专业眼光透视,隐含其中的“要件”样样齐备。以一件侵权案件的判决书叙事为例,案情虽然简单,但其中的“要件”一个也不能少。并且,法律要件与故事要素在叙事中相融与共。

   案例2:201X年x月xx日(故事要素:何时),原告(故事要素:何人)行走在本区某村5组时(故事要素:何地),遇被告(故事要素:何人)驾驶电瓶车行驶至此(故事要素:何故),继而发生碰撞(法律要件:行为),致原告受伤(故事要件:怎样;法律要件:损害事实;“发生碰撞”与“受伤”,构成因果关系)。经公安机关认定,被告负全部责任(法律要件:过错;这一起交通事故,构成故事要件的“何事”)

   小结:基于对抽样文本的观察和分析可见,判决书叙事是一种要素性故事叙事与要件式法律叙事交织的叙事结构模型,故名之曰“故事式法律要件结构模型”。图示如下:

 

   二、交流式多重回应叙事结构模型

   案例3:原告诉称,2013年9月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00万元,约定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四倍计算,被告承诺2013年10月9日全部偿还。但时至今日,被告却拖欠未还。

被告辩称,其向原告借款400万元属实。对于借款利息,因没有约定具体数额,故请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9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四倍计算,借款期限从原告或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划出给被告的银行账户之日起至2013年10月9日止。同日,被告立下《收款确认书》,确认:被告已于2013年9月9日收取原告提供的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另原告于当天通过银行转账400万元到被告的银行账户。庭审中,被告对于其向原告借款40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细品此案的判决书叙事,让人顿生疑窦。本案争执的焦点是“四倍计息”,而非“是否借款”。而法官对前者只是轻描淡写、一笔点过,对并非争议焦点的后者却浓墨重彩、极尽渲染。对是否借款的问题,法官在叙事中设置了五道防线:双方的借款合同+被告的收款确认书+原告的银行转账+被告辩称承认+被告庭审“自认”。

   从一般的叙事效果上来说,只要完成两层叙事便足以达成。即双方的借款合同+被告的收款确认书;双方的借款合同+原告的银行转账;双方的借款合同+被告辩称承认;双方的借款合同+被告的庭审“自认”。在上述“两件套”的组合中任选一组,便可完成“是否借款”的肯定性叙事。但法官却为此堆砌事实,特别是庭审“自认”,尤显“多余”。其背后的行为逻辑,自不可妄加揣测。而将这一案例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或可超越个案,引申出这种判决叙事的“一般意义”,以及寄寓其中的别样意味。

   任何文本的书写,都是针对相应的受众(或为“听众”)。修辞学论证理论认为,论证的目标是引致或增强听众对某一论题的认同,因而强调区分听众的重要性。听众分为三类:一是普遍听众。即有理智和人性的正常人。二是单一听众。即有机会在现场进行辩论,提出反对意见的听众。三是自我听众。即说话者自己,是个人内心思辨的过程,欲说服他人,先说服自己 。与之相关联的公共说理理论认为,人们之间的话语分为私域话语与公域话语。前者体现的是“我与我”之间的话语关系,如秘不示人的私人日记,略似于听众理论中的“自我听众”。“我与我”之中的“我”,并不常指自我意义上的个人,有时可扩充到“我们”,即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等)。其成员之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如亲情、义气、共同信仰、同志关系等),也有一些与平等对话无关的结合原则(孝道、帮规、教规、党纪、规章等),其话语方式常常是只讲“深刻理解”,不讲“说理评估”。在公域话语领域,是一种“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听众理论中的“普遍听众”和“单一听众”,其话语特点是公开、平等、对话和说理 。

   司法场域中的判决书叙事,其面对的听众类别有四:

    1.“我们”。包括科层制下的庭长、副院长、院长,集体决策制下的合议庭成员、审委会委员,案件质量管理制下的评查员,两审终审制下的二审法院有关法官,乃至与某一个案并无工作关联的同事。此处指称的“我们”,属于私域话语范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职业特性、思维方式和管理体制,且利益同构。这类听众的特点,是专业眼光的审视及其规制,如法律法规、法学理论、案件质量考评标准等,因而判决书叙事至少在法律上不至“脱轨”。

另者,由于“我们”之间的等级与亲近关系,其对判决书叙事的影响,更重要地是体现在叙事的形成过程之中。而判决书叙事对事实如何剪裁、叙事方向怎样确定,对判决结果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应注意的是,一些不当干预通过专业包装,法外叙事化为法内叙事,则更是大象无形。

   2.“你们”。公共说理理论中的“你们”,是相对于私域范畴的“我们”而言的,进入了“公域”话语范围。但是,在诉讼的三角结构中,法官(在制度层面应为法院)与当事人、审判权与诉权并不构成一种对等。作为裁判根据的叙事的形成,不是法官与当事人平等协商的结果,而是法官的单方决定。因而,此处所指称的“你们”,不是公共说理理论中进入公域话语范围的“你们”,而是介于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显而易见,这里的“你们”,特指诉讼中的当事人。

   当然,判决书叙事并不是法官的自说自话或凭空产生。由于“你们”是诉讼当事人,在场性决定了其可以发表意见,进行辩论(略似于“单一听众”)。同时,在判决书样式的规定中,“事实”部分应写明当事人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法院认定的事实及证据。由此可见,判决书包含着当事人叙事和法官叙事。尽管法官叙事是判决的事实根据,但法官叙事来源于当事人叙事,是对当事人叙事的回应性决定。并且,“案结事了”、“服判息诉”是对法官绩效的重要考量。以上种种,均限制了法官“单方决定”的“恣意”。

   3.“他们”。“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的确立 ,使绝大部分判决书进入公域话语视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判决书都会遭遇“围观”,但每一份判决书都有这种可能。因此,每一份判决书的书写者,都应有这样的预设。判决书一旦进入“公域”,其所面对的受众,就从私域领域的“我们”和中间地带的“你们”,切换成了“他们”,即社会公众。进入这个领域,法院或者法官将丧失“审判权”,只能以公开、平等、对话和说理等公域话语的方式与之交流。甚至,法院或者法官还要面对来自公众舆论的“审判”,而且,常常并不清楚这些舆论来自何方、出自何人。

   公众舆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所谓“法外叙事”,即不是在法律语境下的叙事,而是试图将事件还原至一个具体的、经验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将案件事实放置到一个由道德、舆论和情感构筑的生活世界中来叙述,从而让案件事实释放出别样的意义 。但“他们”的“法内叙事”也同样精彩,至少与法官相比并不逊色。因为,“他们”中藏龙卧虎,并不缺乏专业人士。同时,公众舆论并不总是理性的,毫无理由的“合理”怀疑,毫无来由的无端谩骂,毫无根据的“有错推定”,毫无规矩的“人肉搜索”,时有发生。

   4.“我”。修辞学论证理论将说话者自己也当成听众,强调欲说服他人,先说服自己。司法场域中,所谓“我”,即是书写判决叙事的法官。而法官在书写判决叙事时,并不是一个人的面壁玄想。来自“我们”、“你们”以及“他们”在法内、法外的叙事,无不成为法官叙事的考虑因素。即使是位居受众圈最外围的“他们”,由于网络舆情时常毫无征兆地汹涌而至,也越来越成为法官考量的重要因素。有例为证:

   案例4:2001年9月,广东四会市法院法官莫兆军在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原告持有被告写的借条,而被告称借条是原告持刀威胁所写。莫兆军法官经过审理,认为无证据证明借条是在威逼的情况下所写,于是认定借条有效,判处被告还钱。当年11月,被告夫妇在四会市法院外喝农药自杀身亡,舆论哗然。翌年10月,莫兆军被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批准逮捕 。

   殷鉴不远,尽管莫兆军法官最终被判无罪,但留给“莫兆军们”的心理后遗症却并未因此而消失。由此,就可以理解案例3中,法官在叙事时偏离“四倍计息”的争议焦点,而在“是否借款”这一并无争议,却是一般借款案件中的关键事实上密密匝匝设置五道防线的合理性所在,也可以深会法官的良苦用心。法官在书写叙事时,并非如上述“自我听众”理论所言的“欲说服他人,先说服自己”,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小结:判决书叙事目的,当然是为判决结果提供小前提,同时也是为提高不同类别受众对判决的认同度。实际运行中,围绕判决书叙事这一焦点,不同类别的受众各有其运行的轨道,其与焦点的距离时近时远、对焦点的“引力”时强时弱,当运行到“近地点”时,影响度为最强。“判决书叙事”恰似数学上待解的“X”,在叙事形成过程中,尽管证据已然认定,但因受到各个类别受众的影响,其叙事并不确定。即使在判决叙事形成之后,不同类别受众的解读仍是“花开数朵,各表一枝”。图示如下:

 

 

    三、隐含式说理叙事结构模型

    文学叙事中,叙事主体在叙事时总要表现出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叙事是一种评价 。新闻崇尚“用事实说话”,观点并不在文中直接表达,而是让读者从具体事实中得出必然的结论,表达意见于无形 。在判决书样式规定中,“事实”与“理由”双峰并立。但通过对大量抽样文本的观察,说理并不是“理由”的“专利”,“事实”中也隐含了说理。

   (一)情理性叙事

    案例5:被告人陶某与被害人陶某某案发前暂住于某出租房,两人未申领结婚证,生育有两子女。2013年8月19日凌晨,陶某在暂住处因琐事与陶某某发生争吵,遂产生杀人恶念,用双手猛扼陶某某的颈部致其死亡,期间,陶某还强行与陶某某发生了性关系,因担心陶某某未死,陶某用手机数据线缠绕陶某某的颈部并打上死结,尔后用挂锁将暂住房锁上逃离现场。

情理以情感为旨归。所谓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其在生理反应上的评价和体验,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 。情理性叙事的特点如下:

   1.细节。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上例的叙事文字简短,但引人关注的细节有四:一是“未申领结婚证”。受害人在被告人未与她申领结婚证的情况下,追随被告人暂住在出租房,并为被告人生育两个子女,可见其温良顺受,对被告人恩爱情深。未申领结婚证,与被告人的故意杀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不成立法定或酌定的从重、加重,或从轻、减轻情节,而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情节,意在刻画出受害人的善良形象。二是“担心未死”。通过对被告人“恶念”、“猛扼”、“缠绕”、“死结”等细节动作的描述,其凶残形象跃然纸上。三是“强奸”。尽管判决并未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但在叙事中仍然插入了一个细节,即被告人在杀人过程中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凸显被告人不惟暴虐,而且无耻。四是“锁门”。被告人杀人后,用挂锁将房门锁上,以便为其逃离赢得时间,亦见其作案中思虑的周详与行为的“从容”。

   2.冲突。从过程上来说,通过上述细节的描述,被害人的温顺善良,被告人的凶暴无耻,形成鲜明对比。就结果而言,是善的毁灭,恶的得逞。此是人间悲剧,对人的情感形成剧烈冲击。叙事效果与其说是诉诸逻辑,不如说是付诸情感。

这样的叙事,直指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底线,是人的内心中最脆弱、最柔软、最敏感的区域,最容易引起条件式强烈反弹。通读判决书叙事之后,对受害人的“悲”,让人潸然泪下;对被告人的“怒”,让人义愤填膺。其中所蕴含的爱恨情仇,又何须再言!

   (二)事理性叙事

   事理,是指事物本身所蕴涵的道理。事理的特点有三:一是内在性。事理是事物内生的、自在的,是决定一事物是该事物的基本根据 。二是过程性。“审察事理,须慎观始终” 。事物发展有其必然的过程,事理蕴涵其中。三是价值性。事理有利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违背事理,将陷于“不利”。

   以司法视角观照,事理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正常状态,破坏了这种正常状态,便形成案件。判决书的事理性叙事呈现两个表征:

   1.常态叙事。即叙述案发前正常的生活状态。如上例,受害人与被告人暂住在出租房,抚育一双儿女,虽普通而艰辛,却平静而安详,构成一幅正常生活图景。

   2.异态叙事。即正常状态因违约、侵权、犯罪等行为所破坏,怎样被破坏,以及破坏的程度。在常态叙事中,常态生活因其平常而不显可贵。当异态骤起,恶果突现,常态的价值便因此凸显。事理性叙事的意义,是在法律之外,于事实之中,潜藏日常生活的哲理,引致命运感喟,人生感悟。同时,法理不外乎事理,法律不过是日常生活规则的提炼与提升。

   (三)文理性叙事

     文理,文辞义理、文章条理之意 。从文辞义理来说,清末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写道,译事有三难:信、达、雅。借用此意,“信”即判决书叙事要根据确认的证据所指向的事实;“达”即判决书叙事固应使用法言法语,但也要使一般受众能够明白;“雅”即判决书叙事在字词上的精当性、语言上的专业性、表达上的理性化 。就文章条理而言,判决书叙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争议的事实和理由、法院认定的事实、认定事实的证据等组成的程式化结构;二是以当事人为对象的特指性;三是以说明和叙述为基本表达方式。

    文辞义理、文章条理为叙事所必备,而“笔法”或更显叙事之妙道。略举几例,以资佐证。

   1.闲笔。上例中,尽管判决并未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但在叙事中仍然插入一个细节,即被告人在杀人过程中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这在情理性叙事中,自可凸显被告人之无耻。而由此可以发现,案件中有的事实不具法律意义,不便在理由和判决主文中涉及,但又对理解判决有利,不妨在叙事中对此置一“闲笔”,交由受众自去领悟。或者,在必要时,以此闲笔,隐指对某一行为在法律意义之外的臧否评价,闲笔不闲。

    2.简笔。即抓住最主要、最具特征的事实进行叙述,犹如画家的速写,几笔勾勒,栩栩如生。判决书的叙事,从根本上说是法律叙事,“构成要件”直指行为的法律特征和性质。案例2中,于叙事着墨不多,“碰撞”、“受伤”、“全部责任”,寥寥几笔,即隐含了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等侵权行为的全部要件。简笔之用,并不仅为行文简练,更在于突出行为特征,洞穿事物本质。

    3.变笔。即多种笔法的变换使用。如案例5,先以简笔勾勒案发前的常态生活,然后转化为“细笔”,以美术工笔般笔触,细述被告人的杀人和逃离经过。常态生活并不直接指涉法律意义,故以简笔勾勒,构成一个背景事实。常态生活虽简却不可或缺,交待涉案双方关系,与异态事实形成对比,或为最终的判决留有余地等等。异态事实涉及案件的定性、构成、动机、情节等,故细笔亦是势所必然。

   (四)法理性叙事

判决书是一种法律文书,是对社会争议提供法律判断,作出法律结论。其叙事具有法理性,是当然之义。上文数度谈及,判决书叙事中隐含着法律上的定性、构成、动机、情节等,此为最基本的法理性叙事。进一步说,判决书叙事还要体现“平衡性”,即无论原告、被告,“有利”、“不利”,都要得到全面客观的反映,如违约与扩大损失、罪重与罪轻等等。根本而言,判决书的叙事,是法官以确认的证据为根据,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法治隐喻。

    小结:有学者提出,在新闻叙事的“5W+H”之中,还应加上一个“M”,即“意义”(meaning) 。就判决书叙事而言,“M”即是内隐于叙事中的“说理”。由本节的发掘可知,即便是简短的叙事,其中隐含的“说理”依然丰富,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当然,这种说理并非越俎代庖,以此置换判决书的“理由”。隐含着说理的叙事,是为“我们”、“你们”乃至“他们”在阅读判决书理由和判决主文之前,在情理、事理、文理、法理上预设一个“共识”,为理解最终的结果埋下一个“伏笔”。故而,本文将此命名为“隐含式说理叙事结构模型”。图示如下:

 

    四、系统式优化叙事结构模型

   上述三种叙事结构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并非数峰并立,各呈其雄,而应因案制宜,各显其长。由此,就存在一个如何优化的问题。判决书叙事,是由交互作用的若干部分结合而成,并具有特定功能的综合整体,因而构成一个系统。系统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并赋以这一系统具有实现目标的功能。而功能的实现,又必须通过一定的结构形式,使相关要素在系统中得到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因此,在研究叙事系统时,也应从叙事目标入手,进而分析实现目标所需功能的结构形式,确立系统模型,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确定出整体效果最优的叙事运行方案。

   (一)目标-结构分析

判决书叙事,自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视角不同,目标亦有所不同。而旨在强化受众理解、认同的“可接受性”目标,更具概括力和实效性。根本原因在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无论是司法还是法律,均缺乏应有的权威,而规则意识的淡漠、社会矛盾的加剧,司法侧身其中,往往动辄得咎。深层意义在于,司法在坚守自己职责、使命的同时,增进受众对判决的理解与认同,并着力弥补现代法治与传统社会的深深裂痕。

   “可接受性”是判决书叙事的总目标,欲使这一总目标落到实处,还需层层分解。目标分解愈细愈具体,措施与方案才能逐步明了,从而保证总目标的实现。目标是由总目标到具体目标(分目标、子目标)所构成的多层体系,由此亦同时建构起叙事系统的功能结构。图示如下:

 

    (二)运行-优化分析

   判决书叙事系统并非只是一个静止的结构,而是一个运行的过程。所谓优化,即是以目标为指引,以结构为承载的运行过程。“可接受性”目标指向的第一层面的问题便是受众,即“谁”可接受。在“交流式回应叙事结构模型”一节中,将受众区分为“我”、“我们”、“你们”、“他们”。图示4中,以“法院”为分类标准,将受众归类为内部(我、我们)和外部(你们、他们),由此再进一步细分目标和结构。分述如下:

   1.内部。法院内部受众看判决书叙事,以“专业性”为特点。含义有二:其一是“小前提”。在司法三段论逻辑中,法律规定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由此推理出裁判结果。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是:构成要件-规范模态词-法律效果 。只有当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同一时,才能导出法律效果。故专业眼光审视下的判决书叙事,首先必是一种要件式叙事。其二是“考评制”。各地法院普遍施行的案件质量评查制度,为判决书叙事确立了严格的专业性标准。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查规则》(湘高法发[2006]29号),案件质量评查的主要内容有十项,其中与事实相关的达五项,提出“清楚、恰当、准确、严谨”等要求,并列举了具体情形及其扣分标准。科层制管理体制下,确定职责、评价工作、考核绩效,以此作为奖惩依据,涉及切身利益,自会“自觉”遵守。有新人初办案,问及如何写判决书,经验老到的法官答曰:深入领会评查规则的扣分点,自然便知。由此可见一斑。

   2.外部。法院之外的受众看判决书叙事,是一种复杂的眼光。修辞学论证理论认为,论证的目的在于增进听众对说话者所提见解之认同,其中蕴含着一个前提,即假定说话者与听众(受众)之间具有某种共识,而能接受其观点 。由于外部受众的复杂性,法官在叙事中,往往力图寻求达成一般性共识。这就是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达至情理、事理、文理、法理的交融。或者,根据个案背景的不同,于其中偏重一种或几种叙事方法。

    小结:将判决书叙事视为一个系统,以可接受性为目标,以受众为指向,兼容前述三种叙事结构模型的基本内容,并体现公正、客观等应然状态下的价值追求,从而求得优化的叙事效果。此种叙事方式,并非从实证样本中直接归纳,而是“优化”的结果。名可名,非常名,遂强为之名曰“系统式优化叙事结构模型”。图示如下:

 

                

                                        结语

    本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310份抽样文本,直接或间接地归结出四种叙事结构模型,以期有益于判决书叙事的写作。搁笔时,判决书所呈现的一幕幕悲剧性叙事萦绕脑际,于此中顿悟人生、社会之大道,其意义或不止于叙事的写作。

    

作者:[魏学锋] 分类:[法理] 时间:[14:32:36]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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